自然資源的庫茲涅茨曲線的環(huán)境問題分析
長期以來，經濟學家們一直致力于探究與經濟增長有關的諸多因素和條件，即增長的源泉問題。物質資本、人力資本、自然資源和技術進步等相繼被揭示出來并置于突出的地位。然而，關于自然資源的真實影響，學術界并未達成共識。自然資源對于經濟發(fā)展究竟是祝福還是詛咒?本文使用1978-2011年中國30個省市區(qū)的面板數據，試圖從一個更長的時間跨度去研究資源豐裕度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及其動態(tài)變化。
1 自然資源與經濟增長的悖論
早期關于自然資源豐裕度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大都認為，豐裕的自然資源作為一種潛在財富，可以便利地被轉化為資本，為經濟起飛提供了很好的支持[1-2]。時至今日，仍有很多學者在研究近代以來經濟發(fā)展史的基礎上，在探索經濟增長和發(fā)展問題的過程中強調自然資源對經濟增長起到了積極的正面效應。然而，20世紀80年代以來，許多資源豐裕的國家和地區(qū)卻出現了低增長甚至發(fā)展停滯的局面，這使得學術界重新開始認識資源豐裕度和經濟增長的關系[3-8]。近來，也有很多學者對上述兩種假說都提出了質疑，認為資源豐裕度和經濟增長并不構成一一對應的關系[9-11]。
我們感興趣的是，中國的資源豐裕度對經濟增長究竟是祝福、詛咒還是沒有特定的關系?是特定時期的經濟現象，還是一種普遍的帶有規(guī)律性的經濟機理?本文使用1978-2011年中國30個省市區(qū)的面板數據，從一個更長的時間跨度去研究資源豐裕度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及其動態(tài)變化，希望可以彌補已有文獻在這方面的空白;更進一步，我們試圖從實證的角度探討中國省級層面的自然資源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
2 數據、計量模型設定與檢驗
本文運用的數據集涵蓋了中國30個省、市、自治區(qū)(重慶除外)從1978年至2011年的自然資源和主要經濟數據。自然資源的衡量指標主要包括原煤、原油、天然氣的產量、采掘業(yè)部門的固定資產投資等;主要經濟數據包括GDP、人均GDP、人口、就業(yè)人口、固定資產投資、制造業(yè)固定資產投資、財政支出、科教文衛(wèi)事業(yè)支出等。
資源豐裕度的測量是實證研究中的一個重要難題，為此，學者們引入了一系列的替代變量。比如初級產品出口占GDP的比重[4]11，初級產品部門的就業(yè)比例[12]，人均耕地數量[13]，能源儲量[14]，資源租占GDP的比重[15]等。考慮到能源資源較大的經濟租及其在工業(yè)化進程中的戰(zhàn)略性地位，我們主要選取徐康寧和韓劍[16]構建的RAI指標來衡量中國各省的資源豐裕程度，并進一步使用采掘業(yè)部門的固定資產投資占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17]這一指標作為穩(wěn)健性檢驗。
我國一次性能源生產和消費總量中煤炭、石油、天然氣的比重大約為：75%、23%和2%。以此為依據，分別賦予三種礦產資源相應的權重。RAI指標的具體計算公式如下：
與該指標類似，中國科學院公布了一個能源產量的折算公式，其中能源產量是原煤、原油、天然氣產量經熱量轉換之后的綜合指標：能源產量(108 t)=(原煤產量×0.714 t/t)+(原油產量×1.43 t/t)+(天然氣產量×1.33 t/(1 000 m3))。
考慮如下的面板計量模型：
其中下標i代表省份(i=1， 2， …， 30)，t代表年份(t=1978， 1979， …， 2011)，y表示經濟增長的衡量指標，具體包括GDP增長率、人均GDP增長率以及分別相對應的5年移動平均的GDP增長率和人均GDP增長率;RAI表示資源豐裕度指標;X表示模型中引入的一些在長期中影響經濟增長的控制變量，具體包括表1中所列的資本投入、勞動力投入以及科技投入等。β0表示常數項，β1和β2是對應的估計系數，εit是隨機擾動項。此外，我們的計量模型設定中也控制了省份和年份的固定效應：provi表示各省不隨時間變化的固定效應;yeart表示每年對各省都有同樣影響的固定效應。
2.1 “資源祝福”還是“資源詛咒”?
利用1978年至2011年全國30個省市區(qū)的面板數據進行了檢驗，表1報告了利用GDP增長率來衡量經濟增長情況的參數估計結果。
所有控制變量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基本上都符合經濟理論和直覺的判斷：由于經濟發(fā)展的收斂性，上一年人均GDP對經濟增長有負向的影響;資本、勞動以及科技投入則在很大程度上有正向的影響。控制這些解釋變量將會保證計量結果得以反映自然資源對經濟增長的真實影響。
接下來我們主要關注資源豐裕度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表1中的第1-4列是使用GDP增長率作為經濟增長情況考核的結果，第1、2列與第3、4列的區(qū)別在于是否控制了省份和年份固定效應。從回歸的結果來看，這些省份和年份虛擬變量的系數具有聯合的顯著性，即各省的特定條件和全國范圍內的時間趨勢是不能忽略的影響因素。第3列的回歸結果顯示，在控制了其他可能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之后，資源豐裕度對經濟增長有正向的影響且達到了5%的顯著性水平。這意味著，當我們從一個盡可能長的時間跨度去考察，資源的豐裕度從整體上看為經濟增長提供了正向的支持。
更進一步，我們在第4列中引入了資源豐裕度的平方項來考察資源豐裕度對經濟增長可能存在的一種非線性的影響：資源豐裕度平方項的估計系數為負且達到了5%的顯著性水平;此時資源豐裕度的估計系數比第3列的估計系數顯著增大并且顯著性也進一步增強，達到了1%的顯著性水平。這意味著，平方項的引入有力地建立了資源豐裕度與經濟增長之間在長期中存在的非線性關系，我們稱其為動態(tài)演變。也就是說，在經濟發(fā)展的初期，豐裕的自然資源作為一種潛在財富，可以便利地被轉化為資本，而資本是經濟發(fā)展的關鍵因素之一，因而豐裕的自然資源為我國各省的經濟起飛提供了很好的支持。然而，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的推進，我國的市場化程度不斷加深，產業(yè)結構持續(xù)完善，豐裕的自然資源并不能繼續(xù)維持原有的角色，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經濟的持續(xù)快速增長。
第5、6列報告了5年移動平均的GDP增長率作為經濟增長衡量指標的回歸結果，這樣的考核指標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經濟發(fā)展的短期波動，從而能夠更準確地反映一個地區(qū)的經濟增長情況。結果顯示，當我們使用5年移動平均的指標，估計系數的符號與第3、4列完全一致并且都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
2.2 穩(wěn)健性檢驗
雖然表1中的回歸結果有力地證明了我國省級層面的資源豐裕度與經濟增長
之間長期中所體現出來的非線性的動態(tài)演變關系，我們仍然關心以下問題：其一、資源豐裕度的測量一直是實證研究的難題，當我們使用其他的資源豐裕度指標，上述的非線性的動態(tài)演變關系是否依然存在?其二、雖然GDP增長率是大家公認的經濟增長衡量指標，但如果我們使用其他的指標來衡量我國各省的經濟發(fā)展情況，會不會改變上述的研究結論?
在本部分，我們使用了不同的資源豐裕度和經濟增長衡量指標來進行穩(wěn)健性檢驗。其一，采掘業(yè)投資占比。在中國的行業(yè)統(tǒng)計口徑下，采掘業(yè)中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氣、金屬和非金屬礦采選業(yè)等與自然資源直接關聯的細分行業(yè)，這些行業(yè)的投入多少完全取決于自然資源的可得性，因此我們認為，當地采掘業(yè)的投入水平可以很大程度上反映自然資源的綜合稟賦狀況;其二，GDP增長率更多反映的是一個地區(qū)經濟總量的增長情況，考慮人均GDP增長率則能更全面地衡量經濟增長給全體居民帶來的福利改善。檢驗結果顯示，我們發(fā)現的非線性動態(tài)演變關系仍然存在，且都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從系數的大小來看，這種關系甚至更為強烈。
圖1以一種更為直觀的方式反映了這種非線性的動態(tài)演變關系，我們稱其為自然資源的庫茲涅茨曲線。和收入分配狀況、環(huán)境污染狀況等與經濟發(fā)展的關系類似，自然資源豐裕度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也呈現出一種倒U型的形態(tài)。
至此，我們利用1978年至2011年我國30個省份的面板數據，對我國省級層面資源豐裕度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更長時間跨度內、更為全面的檢驗，在某種程度上解開了二者之間關系的悖論：“資源祝福”、“資源詛咒”和“資源中性”假說可能在某個特定的經濟發(fā)展階段成立，但是從長期來看二者之間存在著非線性的動態(tài)演變關系，而并非單一的線性關系。
3 “資源詛咒”的傳導機制：實證檢驗
國內外已有很多學者就“資源詛咒”的作用機制和影響渠道進行了研究，比如要素轉移效應引發(fā)了“荷蘭病”[18]、外部環(huán)境惡化促使資本外流、資源開采的財富分配方式擴大了貧富差距、資源主導的產業(yè)結構制約了人力資本的積累和科技能力的提升[8]86-87等等。然而，所有關于傳導機制的研究基本上都停留在經濟直覺的判斷或者理論模型的層面，并未得到實證的檢驗。在本部分，我們將從經濟結構和政治制度兩個方面選取中國省級層面的一系列指標來進行較為嚴格的計量檢驗。
3.1 經濟結構詛咒
經濟結構詛咒的主要思想是，當一個國家或地區(qū)擁有某種豐富的自然資源時，比較容易陷入依賴某種自然資源的發(fā)展路徑，使其他工業(yè)或產業(yè)的發(fā)展受到冷落或排擠，這種擠出效應會對未來的經濟發(fā)展帶來災難性的打擊。從長期來看，經濟增長的驅動因素主要有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的積累、制度改革和技術進步等。豐裕的自然資源往往會對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的投資、制度和技術創(chuàng)新等產生忽略，從而削弱了促進經濟長期增長的動力。
我們選取普通初級中學學校數量和普通初級中學在校學生人數的變動情況來衡量該省的人力資本積累情況;用制造業(yè)部門的固定資本投資占總固定資本投資份額的增長率來觀察該省的物質資本積累情況。表2報告了對經濟結構詛咒假說實證檢驗的結果。
回歸結果顯示，正如我們所預計的，總人口越多，初中學校的數目越多;近年來的合并浪潮確實使得初中學校數目逐年遞減;然而，在我們控制住這些因素之后，仍然發(fā)現資源豐裕度對初中學校的數目有顯著的負向影響(第1列)，且不存在非線性影響(第2列);第4列的估計系數證明了資源豐裕度同樣減少了普通初中的在校學生數，并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更進一步，第6列的回歸結果表明，資源豐裕度對物質資本的積累同樣存在著非線性的影響：在經濟發(fā)展初期，自然資源的開發(fā)能迅速地轉化為資本，并帶動制造業(yè)的發(fā)展;但長期來看，過度依賴資源的發(fā)展路徑實際上擠出了對經濟長期持續(xù)增長至關重要的制造業(yè)部門的投資。
3.2 政治制度詛咒
經濟學家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對所謂的政治因素、社會因素、文化因素等敬而遠之，但這些因素在經濟增長中卻起著重要的作用。在跨國增長研究中，制度因素是各國經濟增長差異的一個異常重要的解釋變量。在這里，我們選取了樊綱、王小魯、朱恒鵬從上世紀末期開始連續(xù)構建的中國市場化指數作為各省制度質量的衡量指標。該指標體系對中國各省的市場化進程進行了比較全面的比較，完全采用客觀指標衡量各地區(qū)市場化改革的深度和廣度，避免了主觀評價。具體來說，該指標體系除了給每
個省份賦予一個總得分之外，還包括政府與市場關系、非國有經濟發(fā)展、產品市場發(fā)育、要素市場發(fā)育以及中介組織發(fā)育和法律這五個分指標。
表3報告了政治制度詛咒的實證檢驗結果。我們對各省的市場化指數總得分以及所有5個分指標都進行了計量檢驗，結果顯示，從長期來看，資源豐裕度對市場化指數的所有指標都有負向的影響。
第2列的估計系數證明，資源豐裕度在長期中惡化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資源豐裕的地區(qū)更容易形成“大政府”，過多地對企業(yè)進行干預，使得市場化進程更為緩慢;同樣的，由于當地豐裕的自然資源，大量的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都被投入到資源部門，非國有經濟更不容易得到發(fā)展的空間;最后，第5、6列的結果顯示，資源豐裕地區(qū)的中介市場(律師、會計師、行業(yè)協會等)發(fā)育度更低，法制更不健全，生產者的合法權益、知識產權、專利等更不容易得到保護，從而影響了創(chuàng)新活動的進行，進而不利于經濟的長期發(fā)展。
4 總結與討論
本文利用1978年至2011年我國30個省份的面板數據，對我國省級層面資源豐裕度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更長時間跨度內、更為全面的檢驗。我們的研究發(fā)現，資源豐裕度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一種非線性的動態(tài)演變關系：在經濟發(fā)展的初期，豐裕的自然資源作為一種潛在財富，為我國各省的經濟發(fā)展提供了很好的支持。然而，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的推進，我國的市場化程度不斷加深，產業(yè)結構持續(xù)完善，資源部門的擴張抑制甚至擠出了其他部門的發(fā)展，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經濟的持續(xù)快速增長。當我們使用其他資源豐裕度和經濟增長指標時，這種強烈的非線性動態(tài)演變關系仍然存在。更進一步，本文使用較為嚴格的計量方法
對自然資源作用經濟增長的機制進行了實證檢驗，結果顯示：在長期中，①自然資源會通過降低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的投資對經濟結構產生“詛咒”;②自然資源會惡化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阻礙非國有經濟的發(fā)展、中介組織的發(fā)育和法律的完善等，從而對政治制度也產生“詛咒”。
當然，由于數據的可得性，本文的研究還存在一些問題。比如，與電力等其他能源部門類似，中國至今的自然資源定價并沒有實現完全的市場化，政府的資源價格管理機制仍起著較大的作用。自然資源(如煤炭等)在各省之間的“調撥”、地方政府出面的“采購”或者發(fā)改委確定的定價機制(比如價格上限等)使得自然資源對生產省來說是“詛咒”，而對資源消費省則是“祝福”。
致謝：
感謝李宏彬教授和肖志杰教授在本文寫作過程中的悉心指導和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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