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焚燒是出路還是歧路?
城市垃圾危機之下，垃圾填埋場已經越來越難找，城市管理者自然就想到焚燒垃圾的辦法。目前，中國已建與正在建設的垃圾焚燒廠逾50家，未來還將增長。
但接踵而來的問題是，大量垃圾焚燒廠離居民區過近(有的距居民區只有二三百米)，引起居民激烈反對。尤其是焚燒會產生一級致癌物二惡英，污染周邊居民區，這使焚燒垃圾的處理方式充滿了爭議。
就在4月11日，上海數百市民以“散步”形式抗議了居民區附近的江橋垃圾焚燒廠的擴建。
國家環保部對垃圾焚燒則是持謹慎推動的態度，該部在“長江口及毗鄰海域碧海行動計劃”中，提出相關區域焚燒垃圾的比例不低于處理總量的35%。這意味著：還將有更多的焚燒廠在東南地區出現。而目前多數城市尚未達到這一比例，但正在朝這一方向行進。
激辯二惡英
引起對垃圾焚燒廠爭議的最重要原因是二惡英。
焚燒過程中產生的二惡英，具有強致癌性、生殖毒性、免疫毒性和內分泌毒性，毒性相當于氰化鉀的1000倍，國際癌癥研究中心已將其列為一級致癌物。
即便北京市市政管委副主任陳玲通過媒體表示：“我們根據國家標準和國際標準，持續穩定運行，把二惡英控制在環保標準內，不會對人體產生危害。” 但中國科學院環科所專家趙章元認為：“二惡英這個污染物毒性太大，它是一級致癌物，最討厭的就是它難降解，它的半衰期是14年到273年，到了人體內就積累，你的標準再低，它最后還是致癌的。所以我們要慎重。”
“況且中國目前的環保設備管理狀況，實現不了那些條件。我以前曾經相信，在沒有人的地方，建個焚燒廠是可行的，現在，我不這么想了。”正因為這樣，近年來趙章元始終堅定地站在反垃圾焚燒的第一線。
如何控制二惡英亦成世界性難題。加之中國多無垃圾分類，含水量極高，若無輔助措施，爐膛內煙氣很難始終維持在不產生二惡英所要求的850℃－900℃。
而前述的上海江橋垃圾焚燒廠的環評報告中，就沒有提及處理二惡英的相關配套措施。該環評以一個成年人為模型，論證二惡英日攝入量低于日可耐受量，而沒有論及老年人和兒童，故而引起居民反對。
在爭議中行進的焚燒廠
類似上海江橋垃圾焚燒廠的爭議，在國內其他城市不乏其例。
2009年3月11日的“兩會”記者招待會上，就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燒廠環境爭議，環保部環評管理司司長祝興祥發表了環保部的最新意見：“應進一步論證”，“未經核準不得開工建設”。至此，已經持續兩年多的六里屯垃圾焚燒廠環境爭議，繼續被暫時凍結。
此前，在2008年12月30日，深圳南山垃圾焚燒發電廠二期工程環評聽證，部分居民反對意見依然強烈。
沒多久傳來消息，比鄰南山、直線距離僅5公里的香港屯門將建垃圾發電廠，處理能力數倍于規劃中的南山焚燒廠。這下子不僅居民憂心忡忡，政協委員、環保部門都表達了嚴重關切。
垃圾焚燒引發的環境爭議，已經成為中國的一大公共環境話題。
1998年，中國第一座垃圾焚燒廠在深圳啟動時，焚燒是中國官方對垃圾處理的希望所在。
上海市環境學校教育培訓中心主任陳建昌從事環境教育二十余年，他還記得十年前第一次去上海最大的老港垃圾填埋場的景象：“一公里之外，就聞到臭味、遇到蚊蠅了。”
填埋，作為最傳統的垃圾處理技術，以往沒有做防滲處理，地下水的污染嚴重，后來做了防滲處理，但滲出液、臭氣、甲烷氣體等帶來的二次污染，還是嚴重影響空氣質量，排放到大氣中又會產生溫室效應。近年來，隨著對填埋場環境要求的不斷提高，臭味、蚊蠅問題有所改善，排放滲瀝液COD限制要求一直在提高。于是，一面是業內人士發出凈化標準過高的抱怨，一面是巨大的垃圾負荷讓填埋場不堪重負。
北京市市政管委主任陳永說：“北京的填埋場都是超負荷運行，四年多不到五年垃圾就無處可填了。所以焚燒廠建設對于我們來講是必須的。”
防護距離因為地方政府的需要不斷縮短
在第一座垃圾焚燒廠啟動后的第十年，2008年9月4日，環境保護部頒發了2008年的82號文件《關于進一步加強生物質發電項目環境影響評價管理工作的通知》，其中環評“文件審查的技術要點”寫明：“作為規劃控制的依據。新改擴建項目環境防護距離不得小于300米。”
這個“環境防護距離”，就是指項目與周圍居民區以及學校、醫院等公共設施的控制間距。
中國科學院環科所專家趙章元說：“垃圾焚燒爐距離居民點到底多遠，這個問題爭論已久，我國遲遲定不下來，原來最初我參加評審的時候，按照環保局的技術原則，是一千米，一千米以內不許有住戶。后來有些地方上管理部門提意見，說這樣就不好建了，能不能縮小點兒？在這種情況下，第一次修改到800米，后來又縮到700米，不敢再減了。為什么呢？因為700米以內誰都沒有把握。”他介紹，現在日本1.2公里以內的癌癥相當于外邊的兩倍。
環境防護距離不斷壓縮的背后，是雨后春筍般的垃圾焚燒廠立項，是中國城市垃圾加速增多的現實和垃圾處理能力之間的日益緊張的關系。
在不間斷的爭議聲中，垃圾焚燒廠在官方語境中始終是環保項目的典范，將其等同于“垃圾的資源化利用”。后者的邏輯是：相比起傳統的填埋，垃圾焚燒廠占地小、能發電、能實現80%－90%的體積減量，因此是中國目前垃圾處理的發展方向。
誰的利益？
在爭議的聲浪中，垃圾焚燒還在各地方興未艾。
廣州市市容環衛局計劃到2015年左右，廣州生活垃圾將實現不再填埋，或先焚燒發電、再填埋廢渣的處理方式。福建省提出的目標是，到2010年要建成23座焚燒廠，垃圾焚燒處理比例將提高到70%以上。
綜觀中國現有及正在建設中的五十余座垃圾焚燒廠，不難看到：大量設備和技術來自外國公司。
總部位于比利時的垃圾焚化設備制造商KEPPEL SEGHERS，自稱占中國垃圾能源化設備的60%。法國公司VEOLIA自稱是最大的運營管理服務提供商，其在中國實施的項目，就包括上海的江橋垃圾焚燒廠和廣州的李坑垃圾焚燒廠。
COVANTA是美國最大的垃圾能源化公司，它的亞太分支機構人員認為：中國是未來業務擴展中占有優先地位的市場。
上述外國公司，基本都在中國設立了代表處。在中國已經或正在建設的五十多個焚燒廠中，關鍵設備或技術來自進口的總投資約100億人民幣。
國際環保機構有關人士指出：“亞洲各發展中國家都收到各種興建垃圾焚化爐的建議書。西方國家的環保意識強，迫使焚化爐公司轉移到亞洲市場，售賣過時的科技產品。焚化爐公司的推銷員會列出哪些先進國家也用焚化爐，其實許多國家正把它們逐漸關閉。”
2007年，歐盟立法者以罕見的一致否決了歐盟委員會企圖將垃圾焚燒劃分為“能源再生”產業的決定。歐盟立法者規定，到2020年，歐盟國家50%的生活垃圾和70%的建筑垃圾都應該得到回收再利用，而不是填埋和焚燒。
美國垃圾歷史專家馬丁·麥樂西(Martin Melosi)在一篇論文中給出了關于焚燒歷史的三點結論：一、焚燒廠始終無法達到環保要求；二、焚燒廠提供的服務只能滿足特定的需要；三、總的來說，焚燒產生的副產品始終無法和它們的副作用相比。
趙章元認為，這樣的信息在國內則被許多人忽略了。他回憶2007年11月北京市政府環保局主持召開的“國內知名專家學術研討會”上對垃圾焚燒問題的 討論：“陣線分明，表演十分形象化。利益集團(包括一些院校研究者)寧可把垃圾焚燒說成‘無任何污染’，當地居民是‘瞎搗亂’。”
這位退休老專家認為：中國正在接受一個夕陽產業的兜售，卻把它拿來作為自己的朝陽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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