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鄰避運動 制度應先脫困
2012年，習慣了互相詢問所在城市房價、人均收入的中國人，開始漸漸在談話中加入更多“你們那里空氣如何？”“附近有工廠嗎？”之類的言語。
這一年，許多居民都開始以一種更謹慎的目光四處打量自己生活多年的環境，對任何新出現的、有可能對居住環境帶來負面影響的工業設施，保持著極大的敏感和警惕。
這是近年公眾心理上出現的一個明顯信號：社會對環境安全的關注已經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洶涌的城鎮化發展至今天，在就業拉動、GDP貢獻之外，城市居民對居住環境的考量也日益嚴肅。
隨著中國式環保維權現出雛形，將會有越來越多的工廠發現，只需手持一紙批文便能上馬快干的年代可能要過去了，現在它們需要對更多人做出解釋。
將是中國正繼續的城市化進程中一大潛在沖突。
中國式“鄰避運動”
“別建在我家后院。”
無論是什邡反鉬銅、大連與寧波PX危機，還是南通抗議紙企排污，加入抗議的本地居民們，歸根結底想喊出的都是這句話。
“別建在我家后院”（Not in my back yard），簡稱鄰避（NIMBY），指某一地居民希望保護所居住生活領域，避免受到對居住地域具有負面效應的設施干擾。
過去這一年發生的鄰避運動，從發生到收場幾乎都沿襲了同一套模式：某地被曝有重大污染項目在當地居民不知情狀態下準備興建，激起當地民眾抗議，又通過網絡等載體進一步發酵、擴大事態，使當地政府迫于沸熱民意最終取消被反對項目。
維護合法私利，尤其是捍衛家園環境是天經地義的，每次地方政府最終妥協叫停項目也往往被視為是抗議居民最終的勝利，能夠引得鼓掌而呼。
但偕理性回顧許多類似的事件發展，就算政府能夠一時平息眾怒，暫緩事態，但人群散去、輿論漸冷后，同一個項目往往又會在另外一個地方重新出現，默默開工，或再度曝光。比如原本選址廈門的PX項目，受到當地居民激烈反應后遷址漳州，再度受到當地居民抵觸。
在各地類似事件的一場場輪回已經非常清晰地說明，如果沒有更細密的制度與更客觀的衡量、處理標準，未來還將出現的不過又是一個個曾經相識的項目，輕率而起，潦草而停。
多重價值判斷
如果隨意挑出今年一個環保維權的事例來，在每一個環節逐一分析，就不僅能直觀地看到為何事情最后竟釀至沖突，還能窺一葉而見全豹地在發展與保護、理性與情緒等多重價值交鋒。
首先“鄰避運動”含義中本身就有著天然的不自洽之處。比如出于地方自身利益的考慮，沒有人愿意在家附近建造垃圾場、污水處理廠、核電廠等。但從整個社會來說，從綜合考量上總有一些地方會成為“更適合”興建類似設施的場所。
那么出于對社會的整體利益考慮而言，這些地方是否就應該犧牲自身的利益來成全大局？正如廈門以保護旅游城市的理由驅趕走PX項目后，PX再次落地的漳州人民就不禁要問一句，難道不是熱門旅游城市的漳州就更應該被污染？
但如果全國人民都反對，是否PX行業從此自化工產業鏈上銷聲匿跡了？
其次，如何區分“鄰避運動”中不同性質項目的處理方式？比如就算可以放棄發展叫停化工項目，還有許多有污染嫌疑的公共設施卻是很難也無法取消的。比如垃圾填埋場、污水處理廠等。比如廣東番禺垃圾焚燒廠曾因引發居民強烈抗議而停建，南通啟東王子造紙廠排污管道也最后因民意而被取消。但問題在于任何像廣州這樣的人口密集地域，如果不想要“垃圾圍城”，靠近城區的垃圾焚燒處理廠的建設是必需的；而也很少有人在歡呼民意大勝后進一步追問，排污管道取消后王子造紙廠的廢水又將排往何處？
另外，正如有學者指出，“鄰避運動”另一大特色就是其“情緒主義”，有時并不會基于技術、經濟或行政層面來進行理性討論，而僅僅是一種情緒性的抵制。
比如在輿論一再引爆之下，人人聞PX色變，見垃圾焚燒而避之不及，一些本身可能中性的專業名詞在恐慌的情緒助推下，其風險部分被一再放大直至形成了與危險同義的刻板印象，殊不知還有許多比PX項目污染更嚴重的項目正在默默出現。
此外，在關鍵時刻按理應該普及科學常識的專家也會和公眾產生一種微妙的關系，在后者情緒激蕩面前，前者解釋往往會顯得蒼白無力又容易被認為與利益集團相勾結。
從政府與企業的關系來看，企業在簽訂契約后又因停建而遭受的經濟損失如何彌補以及項目的后續發展也無從知曉。
這其中每一個環節蘊含的價值沖突都能衍生出一大串值得深思的議題，如果僅因最后“民意的勝利”而輕巧放過不做改進，未免也是一種遺憾。
追求“路徑正義”
但事情畢竟要溯之以根本，我們還是要看到，民眾沒有選擇更合規的表達形式，乃是因為從源頭上就制度缺失而無法可依；民眾抗議過程中容易偏離科學，乃是因為從一開始信息就不透明而無科學可講。
環境維權的特點，就是從來沒有一個一刀切性質的解決方案。僅為發展而造的工業設施和生活必需的公共設施興建，兩者所適合的衡量標準勢必不同；而每個項目是否適合在某地建造，往往還與地方資源稟賦以及項目本身涉及的技術、風險管理，甚至當地民眾的維權意識和科學水平等各方面都息息相關。因此，要對類似事件作出規范，需要的一定是專業、因地制宜又具備彈性的綜合解決方案，才能避免事態的激化。
雖然內容上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大原則仍然適用所有地區和項目：即在四面開花的“鄰避運動”中，號召百姓拿出理性之前，首先要政府拿出誠意。
要實現這個誠意最簡單來說，制度的設計要基于保障兩點：首先是利益共享機制；其次是信息透明機制。
建立合理的補償機制就是要讓當地居民在付出一定的環境成本后，可以通過其他形式獲得“做出犧牲”后的回饋。比如國內外都已經有一些成功的案例，在建造垃圾填埋區后，將該區域繼續投資改造成公共綠地，有些還減免了當地居民的垃圾處理費，反而得到了周圍居民的好感；另外還有些案例中，大型化工廠遷入后要首先保障本地居民的就業權，以及通過一些形式來保障物業價值等。
信息透明機制，則是要從一開始就尊重公眾的知情權。回顧每一次的環境維權事件，公眾的憤怒根源之一其實就是發現項目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已經開工興建。雖然政府往往爭辯說公開信息已經在網上發布，但方式之低效與信息之模糊深受詬病，也是后期處理過程中民眾對政府缺失信任感的根本原因。
如果在每一樁類似事件中，政府都能以誠意為本，將每一個項目的運行原理、技術分析、經濟效益，權衡利弊地告之公眾，同時又能積極趨利避害，設計合理的利益分析與回饋制度，相信許多沖突皆不至于發生。
雖然“鄰避運動”一詞自出生起，就爭議不斷，并被許多學者認為長期會給社會帶來許多不必要的成本，然而我們還是堅信，在發展與環境、社區與整體等價值判斷日益多重化的今日，合理的“鄰避運動”仍有其重大的正面意義，因為這是讓公眾能共同參與價值決定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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