霧霾面前人人都應反省
應對這場持久戰，我們需要的改變，遠遠不止于監管監督的強化。相關城市的規劃管理，經濟發展的結構思路，民眾的生活方式等，均需要反思和調整。不僅需要各地共同努力，也需要政府、企業、社會以及我們每一個人，各盡職責，全力“治霾”
我國多地近日又遭受大范圍“霾伏”，氣象部門連續5日發布空氣污染預警。北京的AQI指數（空氣質量指數）在連續多日的“橙色預警”之后，直逼“爆表”巔峰，這讓一個月前剛通過的《北京市大氣污染防治條例》受到拷問—單靠越來越嚴格的行政力量，就能力挽狂瀾嗎？
城市化、工業化發展的動因是我們每個人對衣食住行改善與便捷的追求；其過程和后果則是資源的消耗、排放的增加和環境的污染。家里多開一盞燈，熱電廠里就要多燒一塊煤；多開一輛車，道路上就要多產生一份有害廢氣。嚴格的監管或者乏力的效果背后，是難以抵擋的日益擴大的群體性“剛需”。
換言之，如果要追究始作俑者的話，對于這漫天的濃濃霧霾，我們每個人都有“貢獻”。要想抗污治霾，則意味著人人都要參與一場深刻的反省與調整，在合理爭取自我權利的同時，必須付出自我權利的讓渡，形成一股合力來扭轉眼前的局面。
這條路，別人曾經走過。早在1943年，居住在美國洛杉磯的人們就開始遭受光化學污染的毒害。最初，從政府到民眾，均不明就里，也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后來，在民怨沸騰之下，政府關閉了一些企業，又出臺了一些禁止垃圾焚燒的政策，但還是未能扭轉霧霾壓城的局面。
在此后十年左右的時間里，美國人一直尋找解決霧霾問題的答案，一些學者的研究報告直指當時排放量極大的汽車是“元兇”，排放貢獻超過80%。但這一后來被官方認可的結論卻遭到汽車工業和石油工業的強烈反對。政府也只是建議人們少開車，而對于排放標準、油品標準、汽車數量并沒有作出實質性約束。
1955年，洛杉磯發生了嚴重的光化學污染事件，兩天之內，因為呼吸系統衰竭而死亡的老人達400多人。直到發生了這樣極端的環境災難，政府才開始痛定思痛，下決心根治空氣污染問題。隨后的十年，再次開啟新一輪的各方嘗試、摸索和博弈。到了60年代，民眾對環境權利的訴求已經成為社會浪潮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并直接促成了1970年《清潔空氣法》修正案的出臺。
實力雄厚的汽車工業和石油工業最終作出妥協，汽車被強制安上凈化器，煉油企業被迫提高成本，改進工藝，大幅度降低成品油中烯烴等揮發性有機污染物的含量。迄今為止，美國加州的油品質量標準仍是全球最苛刻的，對二次顆粒物生成作用巨大的烯烴含量限值尤為嚴格。
接下來的數十年，加州的人口和汽車數量依然在增多，依然是重工業基地，但是空氣污染的勢頭明顯得到扭轉。西海岸的水汽常常會形成云霧，繚繞著城市的高樓大廈，但是層次變得分明，色彩變得清朗。毒霧散盡之后的加州，是享譽世界的旅游勝地，以及科技文化貿易中心。
我國的城市化與工業化進程比美國晚了許多年，但卻是體積更龐大的快速發展。
我們的優勢是，在治理空氣污染方面已經有了技術經驗和前車之鑒，可以避免走彎路，至少不必重蹈“不撞南墻不回頭”的覆轍。
劣勢也很明顯。從環境資源和人口的比例上看，我們的客觀條件比美國等發達國家更為不利。土地和水資源的人均占有量都只有美國的五分之一左右，資源環境的承載力也更脆弱。如果單是調整布局轉移污染的話，空間狹窄，余地有限。北京的各種規章制度標準和監管力度就算達到全世界最嚴，污染企業就算全搬走，在華北平原連成整體的霧霾籠罩下，也難以獨善其身。
此外，污染本身也是一個系統，霧霾只不過是污染物在大氣中的表現形式，尚未引起如此多關注的水污染、土壤污染等問題，也必須同步解決，才能治本。
霧霾非朝夕形成，不可能寄望短時間消散。應對繞不開、躲不過的霧霾，我們需要的不是怨這怨那怨別人。我們需要改變的，也遠遠不止于監管監督的強化。相關城市的規劃管理，經濟發展的結構思路，民眾的生活方式、社會的價值觀念等，均需要反思和調整。不僅需要各地共同努力，也需要政府、企業、社會以及我們每一個人，從改變自己做起，各盡職責，全力“治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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