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環境惡化 高層罕見批評調水工程
據住建部今年5月數據顯示，我國657個城市中，有300個屬于“缺水”或者“嚴重缺水”。
城市之渴已經十分普遍。
為緩解缺水危機，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耗資巨大的調水工程開始在國內廣泛實施。
據不完全統計，國內目前至少有15項地方性調水工程，耗資逾1300億元，年累計調水約208億立方米，鋪設調水管線總長近4000公里，比北京到拉薩鐵路全長還多300余公里。這還不包括耗資達5000億元的南水北調工程。
昨天剛卸任的住建部副部長仇保興今年曾撰文稱，隨著調水規模越來越大、距離越來越長，帶來了調水越來越困難、調出地水生態破壞越來越嚴重等諸多問題；同時，外調水工程量大、投資和運行成本高，調來水與當地水出現“水土不服”的情況越來越多。以長距離調水解決水資源短缺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已經陷入困境。
環保專家坦言，應該理性決策調水工程。解決城市水安全，應從水生態修復入手，全面提高水的使用效率。
缺水，缺水，缺水
2014年5月17日，住房城鄉建設部發布數據稱，全國657個城市中有300多個屬于聯合國人居環境署評價標準的“嚴重缺水”和“缺水”城市。
面對日漸稀缺的水源，工業發展和人為破壞導致水污染事故層出不窮，僅2014年迄今，蘭州、武漢、靖江多地相繼出現水污染，導致城市停水、生活失序。
目前，“實施重大引調水工程”等舉措，被普遍視為從根本改善目前城市缺水、水資源利用率低下的解決手段。然而早報記者調查發現，調水工程能解城市之渴，但它帶來的副作用也不容小覷。
為何一些大型城市頻繁喊“渴”？而且部分缺水城市還鄰近水源，比如守著滇池的昆明、黃河穿城而過的蘭州，鄰近千島湖的杭州……如此近水樓臺卻無水可用，尷尬原因何在？
它們不缺水，但缺少干凈的水。
住房城鄉建設部的數據也佐證了上述觀點，該部曾連續8年對35個大中城市的自來水廠約12000個取水口進行水源水樣檢測，結果表明，達到二類水體標準的水樣數量由2002年的24.8％下降到2009年的8.6％。
知名環保專家、北京公眾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表示，目前我國城市缺水主要存在三種機制，分別為：資源型缺水、工程型缺水和水質型缺水。
一些位于降水量充沛或水系發達地區的城市，周邊水源污染嚴重，由于水質型缺水引發的水危機事件，近年來并不鮮見。最近一起影響較大的相關案例，便是蘭州自來水苯超標事件。
2014年4月10日，蘭州市威立雅水務（集團）公司檢測發現其出廠水苯含量超國家標準20倍，蘭州市政府隨即宣布該市自來水24小時內不宜飲用，由于沒有備用水源，守著黃河的300多萬蘭州市民陷入飲水危機。調查得知，污染事故直接原因是水廠自流溝中出現了含油污水，原因是自流溝附近的中石油蘭州石化曾發生泄漏事故致一些渣油和消防污水滲入地下。４天后，蘭州恢復正常供水。
2011年，我國城鎮化率首次超過50%達到了51.3%。從國外發達國家的發展規律來看，當城市化率達到50%以后一段時期，往往就會出現水資源、水安全的轉折點，從水量型危機轉向水質型缺水危機，一個顯著的表象便是——水污染事件進入高發期。
也就是在2011年前后數年間，國內相繼出現水污染事件，如2010年福建的紫金礦業污染事件、2011年的渤海滲油事件、2012年的龍江鎘污染事件、2013年的黃浦江死豬事件、2014年蘭州等多地爆發水源污染……
調水工程遍地開花
中國調水的開始可以上溯到20世紀50年代。至今60多年里，大大小小數十項調水工程在國內多個城市相繼展開，調水工程的開展密集，調水量之大，均為世界罕見。其中，最為著名的當屬世界最大的調水工程之一，南水北調特大型跨流域調水工程。它是實現我國水資源戰略布局調整、優化水資源配置的一項重大的水利工程，項目投資5000億元，工程從2002年持續到2020年。
早在上世紀50年代提出“南水北調”的設想后，經過幾十年研究，南水北調的總體布局確定為：分別從長江上、中、下游調水，以適應西北、華北各地的發展需要，即南水北調西線工程、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和南水北調東線工程。建成后與長江、淮河、黃河、海河相互聯接，將構成我國水資源“四橫三縱、南北調配、東西互濟”的總體格局。
在缺水的北方，黃河、遼河等流域開展了“引灤入津”、“引大入秦”、“大伙房調水”、“引黃濟青”、“引黃濟晉”等調水工程；在水資源豐沛的長江、珠江流域也紛紛調水，“引江濟太”、“引江濟漢”、“廣州西江調水”等工程紛紛上馬。這些工程少則耗時數年，鋪設數十公里管線，耗資上億元，多則耗時十數年，鋪設管線數百公里，投資上百億。
我國最早啟動的重大區域調水工程，是1983年建設的引灤入津調水工程，工程全長234公里，設計引水量每年l0億立方米，斥資11億元，于1982年5月11日開工，1983年9月11日建成通水。迄今為止，該工程已經運行31年，為天津和唐山累計供水225億立方米。然而，隨著城市化的發展，近年來灤河水已不能滿足天津用水需求，天津又開始向山東開展“引黃濟津”工程、“南水北調東線”工程求水。
西南的春城昆明，也因為缺水而頻繁調水。數據顯示，昆明是全國14個水資源嚴重短缺的城市之一。為緩解昆明城市用水緊張，云南建設掌鳩河引水供水工程和清水海供水工程，然而，近年持續干旱、自然環境惡化，讓水源地的水也“捉襟見肘”，隨后云南又打造牛欄江——滇池補水工程，作為滇池治理的六大工程之一，其定位主要是治理滇池，并在昆明發生水危機時，為其提供城市生活和工業用水。
蘭州作為國內唯一一座黃河穿城而過的城市，守著黃河卻用水緊張，不得不另辟水源，今年4月發生的苯水污染事件，更加速了蘭州市政府調水的決心。5月上旬，蘭州市政府將此前已傳多年的劉家峽引水工程提上日程。該項目預計建設輸水管線40公里，斥資80億元，已于今年5月15日通過，預計最快年內開工實施。據蘭州大學環境學院院長、曾參與過劉家峽調水工程前期調研的教授張明泉介紹，劉家峽水庫上游為甘肅、青海的生態保護區，人口和企業較少，污染源少，把取水口遷移至此，可以確保蘭州市民日常飲用水的需求。由于目前的取水口上游為青海的湟河，污染相對嚴重，在調水工程開通后，可考慮用劉家峽取水口代替黃河取水口作為主要引水點。
水資源豐富的杭州也開始醞釀調水，2012年，杭州計劃每年從千島湖取水約20%，此舉遭杭州市下轄的建德市激烈反抗。后者官方、民間對取水可能帶來的生態危機存在擔憂。今年初，杭州宣布將開建千島湖引水工程。
據記者不完全整理，地方性15項調水工程耗資逾1300億元，年累計調水約208億立方米，鋪設調水管線總長近4000多公里，比北京到拉薩鐵路全長還長300余公里。
調水的巨大代價
調水帶來的負面作用也在凸現。
昨天剛卸任的住建部副部長仇保興曾撰文稱，隨著調水規模越來越大、距離越來越長，帶來了調水越來越困難、調出地水生態破壞越來越嚴重等諸多問題；同時，外調水工程量大、投資和運行成本高，調來水與當地水出現“水土不服”的情況越來越多。所以，以長距離調水解決水資源短缺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已經陷入困境。仇保興還援引前蘇聯時期阿姆河、錫爾河引水項目與咸海遭遇的例子，來說明不當調水引發的生態災難。
仇保興稱，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國外普遍對長距離調水加以限制，尤其是對跨流域的調水。
在該篇文章中，仇保興還披露了備受外界關注的調水成本，“南水北調中線的實際運行成本已經達到8-10元/立方米，而且還不包括調水工程帶來的生態和社會成本。”在仇保興列出的表格中，外調水的成本遠高于雨水收集利用、污水再生利用、海水淡化等。
這是中國高層官員罕見發聲批評調水工程。
調水工程困境的最主要表現形式之一，就是生態環境的惡化。
作為國內首個大型調水工程——引灤入津工程，近年來便遭遇水源地養殖泛濫、水體富營養化嚴重、生活污水排放污染嚴重等問題。由于上下游城市缺乏有效的統籌機制，生態補償始終難以推進實施，從而又導致生態持續惡化。
引大入秦工程的生態“副作用”也已經顯現，早在調水工程之初，張明泉就預見調水到秦王川后，土壤的鹽漬化將會加劇，低洼地帶的鄉村甚至出現了鹽堿灘，能做的就是盡量排堿，使土壤恢復。
張明泉告訴記者，如今江河斷流、污染嚴重，黃河入海水量銳減，都與眾多調水工程有關系。他舉例稱，在甘肅黨河、疏勒河部分流域，由于私自建設小水電站調水，已經導致河流斷流、干涸，出現生態危機。
有資料顯示，黃河流域的眾多灌溉調水及飲用水調水，讓黃河水在近十年平均年入海量不足200億立方米。以總水量計，黃河水被沿岸居民用去70%以上。由于黃河入海水量持續減少，從上世紀50年代的500多億立方米減至如今不足200億立方米，渤海海水的氮磷比嚴重失調。2008年，渤海海水的氮磷比為67，而渤海灣底部、萊州灣底部、遼寧近岸的氮磷比甚至高達200以上。一般認為，氮磷比超過50，會造成生態惡化。昔日渤海為海上漁場，今日已基本沒什么漁獲量了，大批海洋生物滅絕。
目前，國內最大的調水工程南水北調工程中線、東線均未正式通水，相關影響暫時尚無法估計。但有學者表示，中線調水后，漢江襄樊段水位下降嚴重，水污染將加重，水生魚類可能大幅減少。此外，南水北調或將使得長江入海口遭受更大程度的咸潮倒灌，從而影響上海的飲用水質，造成水源危機。
被指“拆東墻補西墻”
馬軍坦言，從某種程度上說，跨流域以及長距離的調水工程作為應急項目可以緩解一些地區面臨的水危機。但從長遠來看，調水工程實質上存在著“拆東墻補西墻”的弊端。它只能作為解決方案的一個組成部分，不能作為主要的解決辦法。他認為，節水應該是重中之重。但長期以來，這方面的投入要遠遠小于水庫、調水工程等方面的投入。解決城市水安全，應從水生態修復入手，全面地提高水的使用效率。
以色列和新加坡的高效用水案例，或許可為我國提供借鑒。
據資料顯示，以色列人均水資源占有量只有每年320立方米，僅為我國人均水平的1/6，世界平均水平的1/33，并且國內缺少過境水源；同時以色列的水資源分布又嚴重不均，50%的農田都需要灌溉。
以色列提高污水再生利用率，加強微咸水和雨水利用，實施海水淡化，節約農業用水等手段，用水效率成倍提高，輔以完善的水價體系，發揮行政手段、技術手段和市場手段，成功地解決了水資源短缺問題。
新加坡的水資源利用率也很高，該國污水再生利用率可以超過90%，其中30%的再生水經過水庫進一步的自然凈化后可作為飲用水水源；雨水的收集利用率達到90%；海水淡化可滿足至少10%的用水需求。
馬軍稱，除少量的生活飲用水外，其他如綠化、環衛等用水都可以通過污水的再生利用來解決。更多城市已從“以需定供”的“供水管理”，轉向以提高用水效率為任務的“需水管理”。如果科學規劃，通過多次循環利用完全可以替代長距離調水；如再加上海水淡化、雨水收集等非傳統水資源利用，我國絕大多數城市有能力解決自身水資源短缺問題。
馬軍認為，從技術措施上，要加強開源節流，大力開展城市節水，加強建筑節水和雨水、海水等非傳統水資源的利用。從市場機制上，要進一步完善水價機制，從計劃的定額管理，轉向超定額加價、階梯水價調節，充分調動企業和市民節水積極性。
前車之鑒
不當調水致咸海干涸
國外有不當調水引發的生態教訓，前蘇聯時期的咸海即是其中一個著名的例子。
咸海曾經是全球第四大內陸湖，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前蘇聯將匯入咸海的兩條河水截留用于棉花、水稻等農耕項目以及中亞的工業發展。1960年到2000年，從阿姆河和錫爾河抽出用于灌溉的水量增加一倍，棉花產量也增加了一倍。咸海的補充水量長期少于蒸發量，加上1970年代以來氣候持續干旱，導致咸海的面積在20世紀后期快速萎縮。
根據測繪，相比多年前基本穩定的常態水量，咸海水量如今已“縮水”90%。事實上，前蘇聯及后來相關的獨聯體國家，看到負面影響后，曾計劃修建引水渠把相對鄰近的西伯利亞水系的水引進咸海。結果這個工程太過浩大，資金難籌集而不了了之。
現在干涸的咸海成了一個大鹽庫。中亞的大風把這些鹽粉吹到毗鄰地區，嚴重污染農田。而且高含鹽量的空氣也對周圍居民健康產生災難性影響，很多人因此患了各種癌癥和肺病。
咸海漁業消失而導致超過十萬人失業。還有研究認為，水面積的縮小已經嚴重改變當地的氣候，讓當地的夏天更干熱，冬季更長更冷。
他山之石
紐約節水頂替調水
20世紀60年代，美國紐約市水資源嚴重短缺，最初提出的解決方案是從新澤西調水，工程預算超過100億美元，由于工程投資巨大，且新澤西州民眾也不同意調水給紐約市，調水工程沒法實施。
在紐約陷入困境之時，城市給排水方面的專家提了一個建議，將紐約市的舊抽水馬桶全部改為一次沖洗水量6升的節水馬桶，市政府給每個馬桶補貼更換費用的1/5。紐約市采用了這一方案，經過11年、累計投入不到3億美元對全部馬桶進行改造后，人均日用水量下降14%，水危機問題得到解決，起到了100億美元調水工程都達不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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