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垃圾的跨國之戰:大量未經處理進入中國
一組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的數據顯示，從2000年到2011年的11年間，中國從美國進口的垃圾廢品交易額從最初的7.4億美元飆升到115.4億美元。
龐大的進口垃圾，在中國是如何完成資源回收利用的？期間產生的污染問題如何解決？
回收塑料過程中，產生的污水流入村莊的河流
一部26分鐘的紀錄片——《塑料王國》，揭開了關于進口垃圾處理的殘酷真相，卻在中國再生資源行業內外，掀起一場爭論。
一個不得不面對的事實是，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塑料垃圾進口國。
一個概念需要厘清——經過分揀和清洗的塑料垃圾，屬于國家允許進口的可再生資源。
另一個概念同樣需要厘清——從生活垃圾中去分揀和清洗塑料垃圾，不僅涉及必要的分揀技術，更需要足夠的處理伴生污染的能力。
問題隨之而來。
所有進入中國的塑料垃圾，都已經完成了必要的分揀和清洗了嗎？如果沒有，這就意味著這些分揀和清洗的程序都要在中國進行。那么，我們對伴生污染的處理能力到底處于什么水平？現實中的塑料垃圾處理真能嚴格執行污染處理的所有要求嗎？
經過28個月的跟蹤拍攝，中國塑料垃圾處理的真實場景，觸目驚心地顯示在紀錄片導演王久良的作品之中，盡管他選用一個不無中性色彩的名字——《塑料王國》。
在冷峻而不加掩飾的鏡頭下，大量未經處理的塑料垃圾進入中國，散布在從北到南的30多個大小鄉鎮，最終在一個又一個小作坊里，由幾乎沒有任何防護的工人用手完成了粗糙的分揀。接下來，清洗塑料垃圾的污水直接排入河流，無法再生利用的廢棄垃圾在農田邊焚燒，黑色的濃煙充滿著刺鼻的氣味。這些村莊里，地下水已經無法飲用，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罹患癌癥。
這是一個關于垃圾的殘酷真相，更是一個關于貧窮、人性、逐利、價值觀的故事。
塑料引爆話題
當垃圾處理成為一門生意，搶奪垃圾的戰爭就已經打響。
通常的觀點認為，垃圾是放錯位置的資源。不能否認，這個觀點成為垃圾產業在中國快速發展的理論支撐，甚至有了相當程度的社會共識。
但是，在與垃圾打過7年交道后，王久良堅持認為，“垃圾等于資源”不過是一種脫離現實的理想狀態，因為它完全忽略了垃圾處理過程產生的巨大污染。“至少從目前看，混亂的處理過程和低下的處理能力，使得中國的垃圾處理仍然是一個負增值的產業。”
就在北京奧運會隆重舉辦之際，王久良開始騎著自己的越野摩托，像獵犬一樣在北京城周邊游蕩，遍尋上千個大大小小的垃圾場，再把代表每一個垃圾場位置的黃色圖釘密密麻麻釘在北京地圖上，用最直觀的圖景震撼了所有看到這幅地圖的人。
這次為期3年的遍尋垃圾場行動后，王久良推出均以《垃圾圍城》為題的攝影作品和紀錄片，這4個字也一度成為環境保護浪潮的熱門詞匯，甚至引發中央領導關注批示。隨后，北京市宣布投資100億元，用5到7年時間完成對周邊近千個非正規垃圾填埋場的治理，并建設現代化的垃圾處理廠。
經此一“役”，更主要的是建立在大量實地調研和影像資料的基礎上，王久良對于垃圾問題的意見表達，已經顯示出民間獨立調查性質的權威性。
即將進入2015年的時候，王久良再度發聲，用一部暌違3年的紀錄片新作《塑料王國》，撕下了一個以再生資源回收、循環經濟為名的產業的面紗，暴露出最為不堪的一面。
來自中國海關的官方統計，2013年，我國進口廢舊塑料垃圾總量為800多萬噸。王久良所記錄的，正是這些垃圾在中國從南到北30多個鄉鎮村莊最真實的初級加工場景。
《塑料王國》第一次面向媒體的放映地點，選在北京東二環邊的銀河SOHO大樓。這座宣稱擁有最好空氣凈化系統的建筑物，遠遠望去充滿著時尚的未來感。
但是，至少在放映的這一天，銀河SOHO的未來感被籠罩京城的霧霾粉碎肢解。當天，空氣中那種令人窒息的感覺，成為《塑料王國》所要表達主題的又一個注腳。
源源不斷的集裝箱貨車，拉著滿滿的垃圾進入村莊。留守農村的婦女和老人，還有那些來自更貧窮地區的打工青年，在亂糟糟的作坊里用手分揀著塑料垃圾。這些垃圾的“原產地”，多是美國、德國、英國、法國、日本、韓國和澳大利亞。在鏡頭里，很多生活塑料垃圾里面摻雜著不明化學粉劑，灼傷了翻檢者的雙手。甚至還有一個在垃圾堆旁玩耍的孩子，拿起一個還殘留著不明液體的針管，毫無戒備地直接放進嘴里玩耍。
這場景在銀幕上出現時，觀眾發出抑制不住的驚呼。那些充斥著骯臟垃圾、濃煙、污染水的畫面，那些依賴垃圾處理維系生存者的麻木與無奈，與重重籠罩都市的霧霾天氣遙相呼應，讓人產生一種幾近環境末日的關聯想象。
“我們這樣落后的垃圾處理能力，為什么還要進口洋垃圾？”幾乎每一位看過《塑料王國》的人，都會不解憤懣地提出這樣的問題。
無疑，王久良又扔下了一顆炸彈。
巨響過后，中國鄉村垃圾處理的殘酷真相浮出水面。
戰績與現實
一組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的數據顯示，從2000年到2011年的11年間，中國從美國進口的垃圾廢品交易額，從最初的7.4億美元飆升到115.4億美元。
疑問就此產生——中國為什么進口這么多垃圾？
王久良的回答可以概括為四個字——“利益驅動”。
“過去，一些國家的生活垃圾是需要花錢向外轉移的。后來，這種垃圾慢慢有了市場，不用付錢也可以轉移出去。現在，一切都顛倒了，生活垃圾竟然成為可以出售的商品。”在紀錄片《塑料王國》放映前，王久良告訴記者，正是中國的進口抬高了世界垃圾的價格。
不過，王久良的觀點一經曝光，便立刻招致資源再生行業相關者的強烈反對。27歲的再生資源網站編輯于澤甚至私信王久良，直接表達反對的態度。
2015年1月2日，于澤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斷然表示：“沒有人否認存在過進口洋垃圾的問題，但在綠籬行動以后，那種情況已經幾乎不可能發生。”
于澤所說的綠籬行動，是國家海關總署于2013年2月啟動的一次為期10個月的專項行動，旨在加強固體廢物監管、嚴打洋垃圾走私行為。
“過去，進口的集裝箱是抽檢。在綠籬行動中，幾乎箱箱檢查，并且實行最嚴格的掏檢。”于澤拿出一份新聞報道，上面列舉了各地海關的行動成果，其中，僅在黃埔海關、煙臺海關、寧波海關、黃島海關、威海海關、青島海關、梧州海關、佛山海關和石家莊海關，便共計查辦涉案廢塑料3萬多噸。
“王久良的拍攝期，一定是在綠籬行動之前。”走訪過很多大型正規再生資源企業的于澤，對國家的專項打擊行動效果深信不疑。
“你信嗎？”聽完記者轉述的于澤觀點，王久良這樣反問。“確實有段時間，拉垃圾的車少了。但有的老板直白地告訴我說，別管他們的貨滯留多長時間，最后總有辦法通關提走。”
事實上，究竟如何定義洋垃圾與合格廢舊塑料原料，本身就界限模糊。
在于澤看來，國家的規定很明確。以廢舊礦泉水瓶(PET)為例，需要在垃圾出口國完成清洗和拆解后，才能作為再生資源原料被進口到中國。
然而，現實顯然并不是這樣。
2011年，王久良訪問美國加州伯克利市垃圾回收中心。參觀結束后，美方人員不經意間指著正要開走的集裝箱貨車說：“你看，那是要運往你們中國的。”
伯克利市垃圾回收中心的垃圾，都是生活垃圾。經過人工初步分揀，生活塑料垃圾被分離出來。正是這些美國人不愿花錢費力處理的垃圾，被中國的商人買走。
這個不經意間的發現，讓王久良產生疑問——令美國人頭疼的垃圾運到中國后，到底又會如何處理？
經過1年的調研，王久良決意再拍攝一部紀錄片，追蹤曾經困擾自己的事實真相。
2012年5月31日，《塑料王國》正式開機。整個拍攝持續了28個月，直到2014年9月結束。
“最初3個月，幾乎處于被驅趕的狀態，進入不了實質性的拍攝。這樣算來，大部分的拍攝素材，正好是綠籬行動期間。”王久良直言，“我不用看數據，也不用聽有過什么行動，我親眼看到并拍攝下來的，足以說明一切。”
放錯位置的資源？
毫無疑問，王久良和他的《塑料王國》，似乎觸動了整個再生資源行業的“奶酪”。
于澤的質疑只是開始，更多的反擊接踵而至。
中國物資再生協會再生塑料分會周開慶先生發表的文章中，重點援引了巴塞爾公約中的觀點，“塑料被認為是無毒的”，“使用塑料再生料不僅僅是成本考慮，而是發展和責任考慮”。
與此同時，一些頗具規模的正規廠家處理塑料垃圾的過程，也被用來證明《塑料王國》揭示的原始和混亂僅為個案。
對此，王久良直接反駁——在進口塑料垃圾處理的問題上，不要把利潤和社會責任混為一談。如果為的是利潤，那么由此產生并在未來逐漸顯現的環境污染，為什么沒有讓從垃圾中掠取利潤者“買單”？如果是為了社會責任，中國從其他國家進口塑料垃圾進行處理，到底履行的是哪家的社會責任？
在王久良看來，一切以環境友好為前提的垃圾回收，都是負增值產業。如果環保型回收1噸廢舊生活塑料能夠產生100元經濟效益，需要付出的成本，至少也要101元。否則，便無法解釋在被世界公認垃圾分揀回收做得最好的日本，為什么要對企業回收垃圾提供政府補貼，更解釋不通為什么《塑料王國》里依然會出現日本垃圾。
事實上，一些塑料垃圾處理企業一直在吁請來自國家層面的政策支持。他們在例證企業深陷經營困境時的說法，客觀上暴露出環境污染問題的嚴峻。
“塑料作為可再生資源，要回收是一定的。但是，如果沒有國家足夠的政策支持，企業不好做的。”從事廢舊塑料回收5年的安偉(化名)說。
這位不愿透露真實姓名的從業者，來自國內某廢塑料回收集中縣。兩年前，這個縣對散落在村子里的小作坊式廢塑料分揀、造粒產業，進行了“壯士斷腕，涅槃重生”式的自我革命。公開的報道中，縣政府高度重視環保問題，淘汰小作坊，引導成規模企業進入工業園區，目的只有一個——建立環境友好型的再生資源回收產業。
安偉毫不諱言政府對入園企業提供了多項支持，也承認園區經營者在租金上給予了相當優惠。“就拿處理廢舊塑料產生的污水來說，處理成本至少在每噸10元以上。現在，包括水費和處理費用在內，每噸污水只向企業收取6元。”但是，即便是這些已經大大壓縮的污水處理成本，依然是企業不堪其重的的負擔。
其實，在污水處理這個環節之外，最終無法回收的垃圾如何處置，依然是一個隱患重重的大難題。依據王久良的調查，1噸塑料垃圾的回收率，即便在運氣好的時候最多也只有85%，這就意味著至少要有150公斤廢棄物毫無任何用處。
對于這些純粹的垃圾，最普遍的做法依然是填埋或者焚燒。在王久良拍攝的畫面中，很多垃圾就在田間露天燃燒，黑色煙塵彌漫。
“理論上，焚燒可以用來發電，但又是一筆巨大的投資，誰投？”安偉說。
填埋呢？科學研究已經證明，垃圾填埋對土地和地下水的污染破壞，影響時間長達上百年。
無論如何，王久良和他的《塑料王國》已經攪動了一個行業。他堅持認為自己的一切判斷和論斷，都來自長達3年的調查。“有多少園區污水廠根本就不運行？說是統一處理，可管道都沒鋪通，這些我都拍到了呀。”
可惜，諸多專業人士似乎看不到這些。周開慶在自己的文章最后，依然堅持這樣的觀點：一家企業有問題，少數人有問題，不能推而廣之。隨著社會對中國再生塑料產業的認知和了解，一些片面的新聞報道已經很難對行業健康發展形成多大影響。
周開慶這樣說：“我們坦然處之吧。”
然而，我們真的能夠坦然處之嗎？
房間里的大象
行業內外的爭論還在繼續。
但對于大多數觀眾來說，王久良作品中呈現的產業最前端從業者們的糾結、貧困、損害與被損害、麻木，才是戳中人們內心痛點的元素。
“垃圾(這)東西，又不是新的，沒有味？什么味都有！”畫面中，一位分揀垃圾的婦女這樣說。
在《塑料王國》中，圍繞著通過回收廢舊塑料來掙錢究竟值不值，分揀垃圾的工人們有過這樣一次討論——
“可熏得慌了，熏有什么辦法。”
“其實俺也不愿意干，這東西又臟又有污染，俺自己也知道，對俺自己也不好，但是俺為了生存，沒辦法。”
“空氣空氣不好，水水不好。什么好？說句開玩笑的話，就是錢好。”
……
王久良告訴記者，片子中出鏡的女分揀工干了20多年，自從有了這個產業開始就干，到現在一個月收入七八百元。而她的手，每一塊關節都是變形的。另一個老太太撿到一個瓶子，不知道里面裝著什么液體，只是想回收這個瓶子。結果在倒掉液體的時候，她的一個指關節全被燒焦。“瓶子里的液體是氫氟酸，一種強酸。”
王久良到田間拍攝，問當地人這些垃圾對莊稼有沒有影響，回答竟是“沒污染，咱實事求是”。結果鏡頭一轉，村莊的環境變得糟糕。干涸的池塘，已經多年不見魚蝦。處理廢舊塑料產生的黑色污水，直接排入河流。甚至連地下水都無法安全飲用，村民需要購買山泉水喝。“一個月十五六元吧。”老太太算計著每個月買水的費用，售賣山泉水的小販送水的步子匆忙。
村頭，一位干廢舊塑料回收的老板的老父親說著，這年頭，怎么年輕人都得癌？
另一個男人，反問王久良，“你要問還有誰沒得癌？”
即便如此，每個人都在維護著這個產業。
產業鏈上，最低端卻最必要的一環上，以生存的名義忍受臟臭乃至環境被破壞的人們，對理想生活的大膽奢望，其實極其卑微。
一個年輕的小老板，最大的理想就是買輛車。終于，在一個冬天，小老板實現了這個理想，興奮地在自己新買的二手車里坐了半晚。
“人在車里產生的熱氣讓擋風玻璃蓋了一層白霧，從一個角看進去，那老板高興的臉，當時那感覺，真是……哎……”王久良沒辦法忘記這一幕，那是以生存為代價換取的夢想實現，從他的價值觀看來，個中滋味，難以評說。
一家來自大涼山的彝族家庭，由于貧窮，年輕的父母親帶著孩子全家打工在一家分揀作坊。家里的女孩依姐(音)早已成為分揀塑料的熟練工。她最小的妹妹，出生在這個堆滿了垃圾的院落外面。11歲的依姐渴望上學，父親卻一拖再拖，理由都是“沒錢”。依姐最喜歡在老板家里玩電腦，在一次爭吵后，兩家人關系緊張，女孩就從垃圾堆里撿出花花綠綠的紙板，在桌子上做出了電腦的模樣，自己打字玩。
垃圾，就是依姐這樣的孩子全部的世界。他們在垃圾里成長，從垃圾中獲得玩具，甚至從垃圾中學習。而垃圾，能夠給他們的，也僅此而已。
“我真的無法喜歡上他們，除了那些孩子。”王久良并不諱言自己的情緒，他與他的被拍攝者們相處時間按年計算，他理解他們的無奈、掙扎和選擇，但在價值觀上的巨大差異讓他沒辦法從情感上喜歡上他們。
人們知道垃圾的危害，但沒人認為自己可以做點什么。正在野外傾倒塑料垃圾的人對著鏡頭說，為什么不查查誰讓這些洋垃圾進到中國？
這個存在于30多個鄉鎮的廢舊塑料回收產業伴生的污染問題，似乎沒人愿意來管。垃圾，像房間里的大象，切實地影響著那么多的鄉村和人們的健康，而所有人選擇視而不見，以生存的名義。
選擇不看的，還有那些垃圾輸出國。
塑料垃圾從世界各國而來，在中國獲得重生，被制造成玩具或者其他產品，又重新回到美國、德國乃至全世界的生活中。沒人在意，垃圾如何重生？又留下了什么。
理想主義者的堅持
2014年的最后一天，王久良踏上赴美航班。他將以訪問學者的身份，前往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進行為期半年的學習。他籌劃著要在紐約、舊金山這樣的城市播放《塑料王國》，讓美國民眾了解自己產生的垃圾，最終給大洋彼岸的中國人帶來了怎樣的傷害。
正是在伯克利，王久良發現了中國這個“塑料王國”。那位出現在紀錄片中的伯克利市垃圾回收中心負責人丹尼爾，在看過王久良在中國拍攝的部分素材后回應說：“現在我們看到了，我認為大家應該看到這些。”
王久良意識到，美國民眾關于垃圾鏈產業中的道德倫理選擇，可能會成為影響垃圾輸出行為改變的力量。
看過《塑料王國》的很多觀眾意識到，垃圾并不會自己消失。當中國的大門關上了，這些垃圾還會流向地球上其它國家。“你們媒體在國內使勁，我在國外使勁，大家做各自擅長的。”無論如何，王久良下定了決心，“即使是冰山，也要撬動它”。
或許，很多人都誤解了王久良。
2008年，王久良發現了垃圾，從此，垃圾也黏上了他。但是，他的思考顯然并不止于如何處理垃圾以及垃圾的世界戰爭。從始至終，他的目標是希望提出一個更為終極的命題——消費主義時代里，人究竟擁有多少算夠？
幾年前，記者初次采訪王久良，他用著一部老式的諾基亞黑白屏手機。今年，記者再次采訪王久良時，驚訝地發現，在這個全民觸屏智能手機的時代，他依然固執地使用著那部落伍了好幾代的手機。
王久良不過度消費，他將自己的生活需求維持在最基本的層面。與垃圾打了6年交道，電腦里全是垃圾的素材，超市里那些花花綠綠琳瑯滿目的包裝，在他眼里條件反射式地瞬間變成它們被使用后成為垃圾的樣子。
“我很想做一個展覽，就叫《超級市場》，貨架上擺滿的不是新商品，而是擺滿喝完牛奶的空盒子，吃完冰淇淋的塑料桶什么的，讓垃圾填滿貨架。”王久良希望，人們能夠從垃圾問題上，檢視自己的消費，而不僅僅只是抱怨政府做得多么不夠，環境如何變得糟糕。
在消費主義盛行的時代，所有行業都在挖空心思如何讓人們從兜里掏錢出來，王久良卻試圖讓這浮華喧鬧的消費快車跑慢一點。這多少有點唐·吉訶德的意味。
小時候，媽媽帶著王久良算命。“那先生說我，一生‘騎著墻頭當馬匹，拿著秫秸當桿槍’。”現在，相機和攝像機就是王久良的“武器”。他唯一能夠仰賴的東西，與算命先生所言的“墻頭”和“秫秸”無異。在這位38歲獨立紀錄片導演內心，始終有著最為清晰且理智的堅持。“我能改變世界的很有限，但能改變多少是多少吧。”
王久良沒有想到，自己從《垃圾圍城》開始，竟然與垃圾黏在一起整整7年。
圍繞著垃圾的拍攝計劃，并未完成。看上去，他與垃圾還要繼續黏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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