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達峰、碳中和 中國發展轉型的挑戰和機遇
【谷騰環保網訊】一、“雙碳”目標的政策背景
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是落實《巴黎協定》溫控目標的政治決策,標志著人類應對氣候變化問題開始從科學認知上升到政治共識。碳中和的本質是經濟社會發展方式由資源依賴,尤其是化石能源依賴向技術依賴轉型,包括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能源系統的轉型和生活方式的轉型,其目的是推動全球低排放高質量可持續發展。
黨的十八大以來,關于全球發展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提出“地球家園”理念,強調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關于我國發展方式問題,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五大發展理念”,為破解發展難題、增強發展動力、厚植發展優勢指明了方向;關于能源安全與轉型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六次會議上明確提出“四個革命、一個合作”的能源戰略思想,并在此后多次強調能源綠色低碳轉型。2020年9月2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上向全球做出重要政治宣示:中國將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十九屆五中全會對碳達峰、碳中和的任務做出了明確部署,尤其是增加了“2035年二氧化碳排放實現穩中有降”這一關鍵時間節點要求。此后,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深改委會議[1]、中財委[2]會議均強調“雙碳”工作的重要性,并提出了相應的工作要求。從目前出臺的政策要求來看,2030年碳達峰、2035年穩中有降和2060年碳中和是中國碳中和政策體系的時間主線,也是關鍵的目標節點。
二、經濟社會發展轉型
聯合國早在80年代末就提出了可持續發展戰略,并為全球經濟社會轉型制定了“公平性、持續性、共同性”三大原則,但在2015年聯大通過《巴黎協定》后,國際社會才真正就全球經濟社會綠色低碳轉型的發展方向達成共識。從我國情況看,黨的十八大提出“要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為我國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確立了綠色轉型路徑。2018年第一屆生態文明大會正式提出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其四大核心理念[3]為我國實現綠色可持續轉型提供了基本遵循。
科技創新是支撐綠色可持續發展的原動力。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科學技術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深刻影響著國家前途命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深刻影響著人民生活福祉。”近50年來,隨著智慧能源、智慧交通、環境污染控制、氫冶金、碳循環等一批綠色技術的開發與應用,美國、歐盟、日本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的GDP增長開始與能源消費和碳排放脫鉤。同時,也誕生了一批以為客戶創造綠色價值、體現社會責任為發展戰略的大型企業。在此過程中,金融機構發揮了重要作用,金融支持不僅成就了美國特斯拉,還成就了中國風電、光伏等一批具有全球競爭力的可再生能源企業。
“雙碳”是推動全球可持續發展轉型的實踐與創新,它需要思想、科技、企業等支撐。全球碳中和的目標是一致的,實現路徑就是先達峰、再穩中有降,然后實現快速下降,最后實現碳中和。這需要能源、工業、交通、建筑等體系實現凈零排放,整個過程異常復雜多變,且存在兩大不確定性。
一是科學上的不確定性。目前,雖然以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為代表的科學家群體普遍認為氣候變化的主因是人類工業化進程中所排放的溫室氣體。但是,仍有以全球大學校長聯盟等為代表的科學家群體認為氣候變化沒有超出自然變化的尺度[4]。
二是政治決策上的不確定性。從全球范圍來看,雖然以中國、歐盟為代表的國家和地區一直在為落實《京都議定書》《巴黎協定》等文件要求而不懈努力,但是作為全球最大經濟體的美國已先后退出上述兩份協議,主要原因是美國不愿意接受對新興排放大國沒有排放量約束的國際協議。雖然拜登政府宣布重返《巴黎協定》,但美國會因此對新興大國做出何種要求,仍存在較大不確定性。
“雙碳”是一場經濟社會的系統性變革,既是時代進步的要求,也是創新發展的競爭。目前,雖然還面臨許多挑戰和不確定性,但對于中國來講,發展轉型帶來的機遇大于挑戰。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持續發揮制度優勢,用40多年的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250年的工業化路程。現在,我們更要有信心用30年的時間,走完發達國家50年到70年的碳中和歷程,只有這樣,中國才能在本世紀中葉成為真正的現代化國家。
三、如何做好“雙碳”工作
做好“雙碳”工作要統籌協調達峰、穩中有降與碳中和三個關鍵時間節點之間的關系,按照先易后難的順序分步落實、分門別類制定碳中和路線圖。
一是要深入學習貫徹黨中央決策部署,要深刻理解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已經進入了以降碳為重點戰略方向、推動減污降碳協同增效、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實現生態環境質量改善由量變到質變的關鍵時期;要堅持全國一盤棋,糾正運動式“減碳”,先立后破,堅決遏制“兩高”項目盲目發展;要尊重規律,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科學把握工作節奏;要加快調整優化產業結構、能源結構,推動煤炭消費盡早達峰,大力發展新能源,加快建設全國用能權、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完善能源消費雙控制度。
二是要認真分析碳排放來源,確定工作重點。從直接排放源來看,能源活動貢獻了我國碳排放總量的90%,其中煤炭約占80%,石油約占15%,天然氣約占5%;工業活動貢獻了我國碳排放總量的10%,其中水泥生產約占90%。從終端消費排放源來看,發電供熱及工業品生產各貢獻了我國碳排放的40%,交通和建筑各貢獻了8%。從地區排放源來看,我國發達地區碳排放量約占全國40%,中等地區約占35%,欠發達地區約占25%。
三是要統籌落實碳達峰短期目標和碳中和長期目標。對于實現碳達峰短期目標,首先,要安排好行業達峰順序,工業領域要率先達峰,特別是鋼鐵、水泥、電解鋁等高耗能高排放行業要率先達峰,建筑、交通行業可在2030年左右達峰,個別行業可在2035年以后達峰;其次,要有序推動能源轉型發展,控制化石能源消費總量,推動煤炭、石油行業盡早達峰,加快電力轉型,構建以新能源為主體的新一代電力系統;再次,要分類施策,推動地方逐步達峰,中東部地區率先達峰,為西部及落后地區發展留出空間,鼓勵有條件的地區提前達峰,允許落后地區2030年以后達峰。
對于實現碳中和長期目標,要做到四個統籌[5],以電力轉型為核心,分門別類制定碳中和行業政策和路線圖。電力能源方面,要以非化石能源逐步取代化石能源發電,難以替代的要采用碳捕捉技術減少排放;工業用能方面,要盡可能用電力替代,冶金等難以替代的,則考慮氫冶金工藝改造;交通用能方面,盡可能利用電力取代燃油車輛,難以替代的采用氫或氫合成燃料;建筑方面,采用電加地源熱泵和地熱技術;材料循環利用方面,盡可能實現材料的循環利用,從而實現發展與資源脫鉤。
四是要加強國際合作。“雙碳”是中國融入世界、中華民族與全人類同呼吸共命運的必由之路,是一場更加徹底和廣泛的改革開放,必須加強國際合作。今天的“雙碳”如同100年前和40年前的兩次重大抉擇一樣,也是一項關鍵抉擇,關乎中華民族永續發展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兩大關鍵命題,這是中國不斷融入世界,進而引領世界的開始。
四、我國碳市場發展的問題與發展建議
7月16日,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正式開市。至今,已經完成了3個月的交易,市場單日交易量已由開市初的410萬噸下降到目前的7.7萬噸,成交額由21023萬元下降到目前的350萬元,市場明顯萎縮。這一現象主要是市場流動性不足所導致的。當前針對發電企業的配額分配原則為全部免費分配,并采用基準法核算控排企業配額,所以影響企業配額盈虧的是碳排放基準值。但根據現行數據計算口徑,大部分電廠的排放強度低于基準值,排放配額相對寬松。在目前配額整體寬松且配額免費獲得的情況下,價格必然維持在低位。同時,在碳價上漲預期和富余配額可以計入下一年度的共同影響下,企業傾向“儲存”富余配額,限制了配額富余進入市場,這就造成了我國目前碳價在維持一定水平的同時,極度缺乏流動性的現狀。
為保障全國碳交易真正發揮限碳降碳的機制作用,一是要辯證看待碳市場的階段性發展規律。在當前國家不斷降低能源電力成本為企業減負的大環境下,通過碳交易向企業側疏導碳價的空間有限,這就決定了我國碳市場目前只能處于初級階段,完善市場機制任重道遠。
二是要完善碳市場監管和碳排放核查手段。目前,碳排放數據的監測和監管邊界模糊,數據偏差現象普遍存在,企業碳排放報告數據質量亟待提高。根據政策要求,企業采用燃煤含碳量實測值作為自身碳排放量測算基準值,但相關數據受燃煤品質、碳氧化率數值、燃煤濕度等因素影響較大,企業一方面難以保證燃煤含碳量準確性,另一方面為了減低碳成本,有沖動在測算環節人為操縱以獲得較低的碳排放數據。我國碳市場要發揮作用,監管部門需要盡快完善碳排放數據核算、報告與核查的相關技術規范,減少數據誤差和數據操縱空間。
三是金融機構應謹慎參與碳市場交易。現階段,我國碳市場總體尚處于初期階段,規模較小,監管力量不足,我國金融機構——特別是銀行業應謹慎參與碳市場金融活動。建議銀行機構保持對我國碳市場關注,待碳資產公司、金融機構、個人投資者有序進入碳市場,市場資金規模擴大和市場活躍度提升,監管力量到位后擇機參與碳市場金融活動。
五、電力供應短缺的原因及應對建議
近期,我國出現了電力供應短缺的現象,主要是能源供應鏈短期需求與長期轉型的壓力相互疊加,工業生產缺乏周期彈性,放大了能源供需矛盾所致。能源供應鏈短期需求方面的壓力主要與疫情下全球工業制成品供應鏈進一步向我國集中有關,而長期轉型變革的壓力則主要與“雙碳”目標實施初期,中央和地方在認知與行動上不相一致有關。
應多措并舉盡快緩解電力供應短缺問題。隨著冬季到來,我國供暖保障需求將會上升。由于我國動力煤資源和發電總產能并不短缺,因此建議國家有關部門通過金融補貼、適當調整電力價格、釋放動力煤戰略庫存,以及增加蒙古、俄羅斯、印尼外采煤炭等措施解決電力供應短缺的問題;同時,建議國內企業將電力短缺事件視為一次完善能源供應鏈和制成品產業鏈的壓力測試,從中收集重要數據進行分析,在此基礎上構建針對上游能源供給和下游物流運輸的數字化管理框架,并以此為目標,統籌規劃好下一步相關投資的重點領域與規模。
長期來看,我國應構建工業生產周期彈性,將工業生產周期性用電需求與電力供求周期性差異相匹配,在高耗能工業生產——如電解鋁等行業開展彈性生產,在春秋季用電低谷期放開生產,冬夏季用電高峰期則收縮產能,優先保障醫療、教育、交通、供暖等基礎社會活動用電。
六、對金融機構的整體建議
(一)提高政治站位,進一步認識推動“雙碳”工作的重大意義。“雙碳”目標是黨中央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做出的重大部署。從國內看,實現“雙碳”是我國實現可持續發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從國際看,實現“雙碳”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必然選擇。金融機構必須統一認識,堅定信心,深入理解“雙碳”目標的重大意義和深刻內涵,堅持不懈推動綠色低碳發展,助力能源結構調整、產業結構優化和綠色低碳研發等,全力服務好我國綠色發展大局。
(二)把握核心任務,進一步明確“雙碳”工作的重點領域。總的來看,“雙碳”目標核心任務主要包括構建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體系,實施重點行業領域減污降碳行動,推動綠色低碳技術實現重大突破,完善綠色低碳政策和市場體系,倡導綠色低碳生活,提升生態碳匯能力,加強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等內容。
(圖片來源:pixabay.com)
(三)厚植發展動力,大力支持企業進行綠色低碳技術創新。面對新形勢,“雙碳”目標下的發展轉型需要不斷創新來解決問題。社會需要新的技術、新的企業以及新的產品來降低“綠色溢價”,同時還需要制度、機制創新來適應“綠色溢價”。具體來看,在生產側,建議大力支持制造業電氣化升級改造,提高制造業電氣化率;通過支持零碳電力技術構建以新能源為主體的新型電力系統。在消費側,支持綠色交通、綠色建筑等,從理念和技術上推動綠色低碳發展。
(四)提升專業技能,進一步增強服務綠色低碳發展的專業能力。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領導干部要加強碳排放相關知識的學習,增強抓好綠色低碳發展的本領”。實現“雙碳”目標是一項長期、艱巨、復雜的系統工程,必須持續加強專業隊伍建設,不斷培養和充實綠色金融專業人才。金融機構應重視相關專業培訓,從重要政策解讀、行業發展走勢分析、綠色金融市場創新、綠色轉型風險預判等方面著手,不斷提升培訓的深度與廣度,進一步提升服務綠色發展的專業素質和履職能力,持續增強服務綠色低碳發展的本領。
(五)關注政策變化,進一步完善與綠色發展目標相適應的機制體制保障。為推動實現雙碳“目標”,國家有關部門將陸續發布重點領域和行業碳達峰實施方案和一系列支持保障措施,構建碳達峰、碳中和“1+N”政策體系。金融機構應不斷深化銀政合作,密切關注綠色相關政策走向,把握我國經濟綠色低碳發展趨勢,及時優化調整綠色金融相關政策,不斷提升綠色金融管理水平,聚焦重點領域,提升服務綠色發展質效。
(六)研判國際形勢,進一步完善項目信貸政策和風險處置預案。綠色創新發展是大勢所趨,碳中和加快了全球綠色轉型的步伐。建議依循政策,嚴控境外煤炭煤電項目,支持“一帶一路”國家發展可再生能源;同時,密切關注歐盟碳邊境調節稅進展情況。目前,中國、俄羅斯、澳大利亞、美國等明確反對歐盟碳邊境調節稅。建議從長遠國家利益出發,深入研究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是否符合WTO規則、是否符合《巴黎協定》要求、征稅方法是否公平合理、中國企業的應對方法等問題,為避免企業客戶和自身的沉沒成本擴大提供處置預案。
李俊峰,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國際合作中心首任主任,中國能源研究會常務理事
注釋:
[1]以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為抓手,推動的高質量發展和高質量保護。
[2]要把碳達峰、碳中和納入生態文明建設整體布局,拿出抓鐵有痕的勁頭,如期實現2030年前碳達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標。
[3]生態興則文明興、生態衰則文明衰,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保護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的新經濟發展觀;山水林田湖是一個生命共同體的新系統觀;環境就是民生,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求就是我們奮斗目標的新民生政績觀。
[4]科學家們雖然對氣候變化分歧,但也達成了共識。即應對氣候變化是一項“無悔工程”,即使氣候變化的主因不是人為因素,但是可持續的低排放發展也是有益的;從資源依賴走向技術依賴已經不是初露端倪,而是大勢所趨;碳中和是化解意識形態紛爭、制度紛爭諸多矛盾的最大公約數。
[5]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統籌近期與長遠的關系,統籌發展與減排的關系,統籌轉型與安全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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