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軍：讓我們溫和地博弈
多人稱馬軍為“環保斗士”，但他顯然不是很認同這個稱號，“我完全不是強調對抗的人。”
“如果把馬軍的頭像和籃球明星姚明以及銀幕上的美人章子怡的頭像一起放在北京街頭的廣告牌上，大多數路人肯定都不知道他是誰。但那些知道的人會說，中國需要像馬軍這樣的人，而且對這一類人的急切需求要遠遠超過一名體育巨星或一位電影明星。”
以上是2006年《時代》周刊對馬軍做出的評價。這一年，他與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家電行業巨頭黃光裕以及臺灣導演李安一同入選這本雜志評選的年度“100位影響世界的人物”。
有過在耶魯研究經歷的馬軍似乎格外容易受到外媒的關注。2008年1月，英國《衛報》評選出“可以拯救地球的 50人”，其中有4人來自中國，他們分別是：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科學家施正榮、電影《三峽好人》導演賈樟柯和民間環保人士馬軍。
“我哪里能拯救地球。”馬軍笑道，“不過這樣也好，那些企業主老搞不清我們是干嘛的，現在看到這個或許能明白些：噢，這人確實有點怪，他是要拯救地球的。”
馬軍現在的頭銜是“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這個看起來有些像事業單位的地方實際上是個民間環保組織，這大約是當下國內環保領域知名度最高的NGO。
“我們現在只有三個人。”研究中心在一個商住兩用居民樓的6層。每天早上9點，馬軍來到這里，他的主要工作是收郵件，接電話，寫報告，給研究中心的官方網站輸入數據。最近他的愛好是用Googleearth定位污染企業的位置，并把這些截圖貼到網上。
“你看這個地方，”馬軍指著地圖上四川的一家黃磷廠，“環保總局說它的固體廢物沒有得到很好的處理，我兩次去過那個地方，污染造成下游縣城的人逃亡。用Googleearth的地圖，就可以宏觀地看到情況，廢渣堆在山上，廢水池密布在江邊，看得非常清楚。這個工作很有樂趣。”
隔壁的客廳里，兩個女孩對著電腦在忙碌。她們分別負責水污染和空氣污染的研究。
1993年，從國際關系學院國際新聞系畢業的馬軍進入香港《南華早報》擔任研究員、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在《南華早報》工作的近十年間，馬軍走遍了中國除臺灣省之外的所有省、自治區和直轄市，親眼看到黃河斷流、太湖水污染等觸目驚心的環境事件，這些事件迫使他尋求水污染問題背后的原因和解決方法。這些思考讓他在1999年底寫出了那本著名的《中國水危機》。
5年后，《中國水危機》的英文版在美國出版。同年，馬軍入選美國耶魯大學世界學者項目。在入選耶魯大學世界學人項目期間，馬軍對中美環境管理體制進行了比較研究，認識到公眾參與是解決環境保護問題的關鍵，而公眾參與的前提是環境信息的公開。
“國內在環保信息公開上有比較大的缺陷，需要去彌補，再加上我自己對水污染比較熟悉，把這兩個點結合起來就是做水污染數據庫。”馬軍一直倡導建立一套基于公開、參與、法治的新型環境管理體制，見沒有人出來推動，他就自己創辦了 “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
“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的標志是三個參差相連的漢代瓦當“云紋”，象征著政府、企業和公眾之間良性的互動關系。
2006年6月，馬軍和他的幾位同事編寫了中國首個水污染公益數據庫——“中國水污染地圖”。通過“水污染地圖”可以檢索到全國31個省級行政區和超過300家地市級行政區的水質信息、污染排放信息和污染源信息。水污染地圖中還列出了超過2500家污染企業，其中包括若干跨國公司。
去年12月,馬軍又發布了他的第二份“黑名單”——“中國空氣污染地圖”，接近5000家企業因曾經或正在損害空氣質量的事實而名列其中。目前，“中國空氣污染地圖”已做完了第一期，同 “水污染地圖”一樣，南方和西北地區的公眾只要點擊“中國空氣污染地圖”網站就可以查詢到自己所在城市近幾年的空氣質量狀況。
兩個污染地圖上現在已經收錄了上萬家企業的名單，這些信息怎樣來的？弄錯了是不是得吃官司？
從技術上我們當然得避免官司，必須要慎之又慎。因為每一條都涉及到企業的信譽和利益，我們也需要給他們一個公平。
網站上的數據都是來自環保系統和其他政府部門，這是我們和政府間最大的關系。全國各地環保局的網站上面，或者不同媒體引述的環保局數據，很分散，我們就是把這些數據收集起來。每一條信息里都有詳細的出處。
現在存在這樣一個問題，各地信息公開程度有很大差別。你看我們這個圖上面，有些地區是非常密集的，這并不意味著這個地區就一定是污染最嚴重的。比如長三角這里污染企業非常密集，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在于這一地區的信息公開做得要比較到位，像上海市一年兩次公布廢水排放超標的企業。你也可以看到在珠三角地區，實際上這里也是個世界工廠，企業數量是巨大的，而且存在環境違規現象的企業也應該很多，但我們可以找到的數據就少得多。我希望在新的環境信息公開辦法出臺以后，各地區的污染情況公布的更詳細、更完整。
數字總是枯燥的，你真的認為你的數據庫能喚醒公眾對環保的關注嗎？
1萬多條記錄，能夠做到圖上的也就幾百家吧，數據是枯燥的，但其背后是觸目驚心的污染，是當地民眾真實的痛苦。下一步我們準備把Googleearth上的截圖和污染分布圖結合在一起，點擊那個企業就可以截圖，它周圍的河流變得五顏六色，這樣可以讓公眾看起來更直觀。
在現在的條件之下，讓一個企業上到你的兩個榜上，對它來說意味著什么？到底有多大的震懾？
現在是不平衡。對有些企業就是有震懾，比如跨國公司，因為它有其他的利益方在制衡它，它們在中國的公司出現在我的名單上，它的總部會覺得很震驚。第一家來找我們的企業，就是因為它總部的亞洲區的總經理在香港看到英文媒體上報道了公司在內地的污染情況，一怒之下，把該廠當年的年終獎金取消，要求他們一定要治理。
國外的媒體，或者它的買家企業，發現供貨商出現在這個名單上，也會要求它來解決。有時候還有使館也會介入，比如日本使館，給每個名單上的日本企業發了通知，要求解決。還有外資銀行，也會在貸款問題上施加壓力。
不過，過來找我們表示要解決的跨國公司還不足總數的六分之一，有些國家企業的態度并不是很積極，像韓國，幾十家韓國的企業，包括三星、LG，都有嚴重的污染記錄，沒有一家前來做過一個字的說明。
國內的企業幾乎不會對上榜有多大反應，持無所謂態度的很多。因為我們不是政府，他們也不會重視這方面的聲音。
國內公司漠然，是否意味著政府對他們的行為持放縱或默許的態度？
我覺得中央政府不是，但是地方政府會有一定的保護。比如有一家企業上到名單上以后，客戶企業對他有一些壓力。來找我們的是當地的環保部門，說這是我們那兒的利稅大戶，有幾千人員工，希望不要再放在上面，并且說它已經改好了。我說可以刊登他們的說明，但要從名單中去掉一定要經過第三方的審核。
你對你們的榜在社會上的效果滿意嗎？
我覺得只是邁出了非常非常小的一步，相對于中國存在的巨大的環境問題。我想后面還會有一個非常艱巨的過程，我們現在能夠安慰自己的是，雖然只有很少的量，只有五六十家做了說明，其中大約二三十家詳細說明了改進情況，十一家做了審核，去掉的記錄是五條，實際上還只是很小的量，跟18000條比起來只是滄海一粟。但是可以安慰的是，每一家做了改正的企業，都確實能夠對當地環境改進有幫助，這是比較切實的結果。
你們，還有跟你們一樣的民間環保組織，現在遇到的最大瓶頸在哪里？
應該是人才。我們所需要的人才也正是那些大型企業和政府部門需要的，熟悉環境科學的、環境工程的、地圖技術的，懂外語的。實際上我們要面對這樣一個競爭狀態。但是對于我們來說，在資金不能保障的情況下，你就沒有辦法競爭過這些公司。沒有人才，不可能實現那些你原本可以實現的潛力。看似是資金的問題，實際是人才問題。非常需要很強能力的人來做這個工作。
你怎樣給自己定位？有人說你是個與大公司的博弈者。
每一個人都是博弈者。我們陷入更多的關系中，因為我們是想推動一個東西，自然要付出更多，因為你想推動的是個比較大的改變，所以難度也確實是存在的。
英國《衛報》說你是拯救地球的50個人之一，驚喜嗎？
我也很意外，這些都是過譽。《時代周刊》說我是影響世界100人，比我影響更大的人多的是，心里的不安大約如此——當然，實際上對我們是有所幫助的，至少每次來了坐在這的那些企業就不至于那么多的疑問，因為往往他們不知道我們要干什么。他跟我們問來問去問不清楚我們如何把我們所做的事換成錢——他們按照商人的方式思維。現在可能有點明白了，噢，這人可能確實有點怪，他要拯救地球哦。所以我們的出發點比較容易解釋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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