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污染企業進入中國西部的對策
1 污染 企業 進入 經濟 落后地區的實例
1.1 印度的拆船業
近年來，歐洲尤其是挪威每年將大量的舊船賣給印度的一些拆船企業拆掉。在印度西海岸長達10km的阿朗海灘上，每天大約有4萬名勞工冒著生命危險從事拆船的作業。大量的石棉粉、毒煙在時刻侵蝕著這些沒有任何勞動保護的工人的肌體。被拆卸的船體鋼板隨時可能倒塌，頻繁發生的事故不斷地在吞噬著這些勞工生命。據報道，這里平均每天有100起事故發生。歐洲的造船業有著嚴格的操作以及技術規定，但對于拆卸舊船，卻沒有任何的規范。有些歐洲國家的政客，不僅將亞洲視為富國的垃圾場，而且還將窮國例如印度的拆船業說成是“窮國賺了富國的錢”，對這種污染而造成的后果根本不予考慮。例如，挪威貝廷斯公司的代表就直言不諱地說：“處理拆卸舊船時所帶來的環境污染是買方的事，與賣方沒有關系，這里是市場決定一切，我們只是將舊船賣給出價最高的廠家，我們并沒有干什么壞事”。
1.2 菲律賓的鐵礦石燒結廠事件
此事的始作俑者是日本千葉市的川崎煉鐵廠。川崎煉鐵廠的鐵礦石是從澳大利亞、加拿大和巴西進口的。這些礦石要經過精選和燒結才能被用于煉鐵，但在燒結過程中會排放大量的污染物質。1975年5月，一些被認定是公害病患者的千葉市居民將川崎煉鐵廠告上了法庭，強烈要求關閉污染嚴重的煉鐵廠。同年9月，川崎煉鐵廠敗訴，隨即將這個燒結工廠轉移到了菲律賓。這個典型的具有代表性的公害輸出事件在當時的日本被認為是一件兩全其美的好事。對于川崎煉鐵廠而言，既將大量排放氧化硫、氧化氮粉塵物質的污染源轉移到了其他國家，不再擔心本國的居民遭到污染，又有充分理由向世人宣稱，這是為不發達的菲律賓提供了賺取外匯和工人就業的機會。
1.3 印度的博帕爾農藥泄露事件
美國的聯合碳化物公司(UNION CARBIDE)于1969年在印度中央邦的博帕爾市北部建立了一個農藥工廠。建立之初，主要用來加工、調劑、包裝從美國運來的原料，1979年建成異氰酸甲酯(MIC)車間并投入生產。1984年12月2日午夜零時左右，工人在對MIC車間進行定期的維修檢查過程中的錯誤操作，使大量的水進入裝有60tMIC的貯藏罐中，由此發生了難以控制的化學反應。罐內溫度急劇上升，壓力迅速增大，最終造成了震驚世界的毒氣泄露事件。據印度政府后來公布的數據，有40多噸的MIC氣體流進沉睡在夢鄉的博帕爾城，因毒氣之害而死亡的有2500人。但據更可信的民間團體提供的數字，當場死亡8000多人，包括逃離后死亡的人數至少在16000人以上。
上述幾個例子所指明的趨勢是：發達國家和地區正在千方百計地將其本土的高污染及高危害企業、工廠轉移到不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嚴酷的現實迫使我們認識到在 中國 西部開發的過程中，很可能會有與上述似的現象發生。那么形成這種推測的原因是什么呢?
2 污染企業可能進入我國西部的原因是什么?
2.1 人類自私的本性
可以將發達國家和地區向落后的國家、地區轉移污染工廠輸出公害說成是人類(嚴格地說是某些群體或個人)具有自私本性的表現。當然，這種說法肯定會引起爭議。至少就人類的本性究竟是什么、人類有多少種共通的本性、人的本性究竟是善還是惡等，會有多種不同的說法，很難說得清楚。況且，人或者人類的本性中一定還存在著善良、利他的一面，決不僅僅是自私。但要指出的是，無論在 理論 上怎樣強調我們應該為了一個地球而共同攜起手來，都不能否認在全人類的利益和各國、各地區以及群體的利益之間還存在著諸多的矛盾。人們在高喊為了全人類利益的時候，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本國的利益、自己小群體的利益。在這個意義上可以將這種污染轉移的現象看成是人的或者人類自私的表現，并且在某種程度上應該承認其存在的“合理性”。既然人有這種自私的本性，首先考慮的主要是自己而不是他人;那么就不難理解，為什么誰都不愿意將垃圾場建在自己的家門口，以及為什么今天的一些發達國家不去開發本國的森林、礦藏，而要從國外購買木材和礦石。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或許可以理解，在今天中國西部開發的過程中，國外污染工廠的進入也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
2.2 這種現象的形成還與落后地區的環境標準有關
落后地區的環境標準往往比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環境標準要低。形成環境標準高低不同的原因很復雜，不同國家的 科學 技術 發展 尤其是環境科學發展的水平、環境污染的狀況、環境污染的 歷史 ，以及政府的環境政策、政界企業界人士和普通公民的環境意識程度、整個 社會 生活的質量、生活方式，甚至對污染的消化、吸收、處理能力等都會對環境污染的判斷標準帶來較大的 影響 。經濟發展落后的地區或者國家，缺乏有效的污染處理技術，加上資金和技術上的困難，無法對本國 工業 提出較高的不切合實際的環境標準，不得不在環境質量和經濟發展兩者間做出選擇，最終的決策往往是將有限的資源用于發展經濟，而暫不考慮環境 問題 。這樣就給發達國家向這些落后的地區和國家轉移污染工廠提供了可乘之機。其實，上面說到，日本向菲律賓轉移污染嚴重的燒結廠，就是因為這個燒結廠的污染程度在日本不符合環境標準，但是，卻符合菲律賓的環境標準，有著生產的合法性。
2.3 落后地區政界官員的腐敗行為
應該說，政府官員的腐敗行為存在于所有的國家，只不過不同國家因為各種復雜的社會因素而腐敗程度會有所不同。由此推論，中國西部開發過程中若出現腐敗行為并非怪事。污染工廠的轉移和進入落后地區，往往和當地的招商引資中官員的腐敗行為有直接的關系。已有這樣的事實，當污染企業引發環境公害受到社會關注其具體責任人被媒體披露或受到 法律 追究時，常常用“當時就不清楚污染工廠的危害程度”來搪塞。這樣的回答很難令人信服。決定引進污染工廠的企業以及政府相關部門的官員在審批的時候，當真就完全不清楚污染工廠的引進會對當地的生態環境以及居民的生活健康帶來什么樣的后果嗎?這是在自欺欺人。這在很大程度上，是腐敗，是官員的中飽私囊，是為了所謂的“政績”，才使這些企業或者政府的官員當起了破壞本地生態環境的“內奸”。這種情況不僅中國有，其他國家也有。且不用說印度博帕爾農藥廠的建立過程中政府官員有嚴重的腐敗行為，甚至在出了事故后對死亡者的賠償費用究竟是按照印度還是按照美國的法律標準賠付的討論中，都存在令人發指的錢權交易。為謀私利而不惜出賣當地民眾所應該享有的良好的生態環境的基本權利，在中國當前各種腐敗風氣盛行的今天，很難避免。
2.4 缺乏廣泛有效的公眾參與
就 政治 與 經濟 發展 的相互關系來說，一個 社會 的民主程度與其經濟發展的水平是相適應的。而社會公眾的參與程度又是衡量民主程度高低的顯著標志。無論是 理論 上的邏輯推理還是 歷史 發展的實際，都向我們指明，不發達國家和落后地區的公眾參與程度要比發達國家的低。因此，可以將發達國家向落后地區轉移污染工廠的現象，看成是不發達國家缺乏公眾參與的結果。由于落后的國家和地區的政治生活中極少有民主意識，政府在進行經濟發展的決策時——建設什么工程、某個 企業 要上馬什么項目等，皆是由政府和企業的決策者自己決定的，很少能讓平民百姓知道。這樣做是極不講道理的，也是極不公平的。理由很簡單。無論何時何地上馬上什么樣的工程項目，對周圍的環境有好的還是壞的 影響 ，誰該有最終的決定權或者否決權?恰恰不是政府或者企業的領導者和管理者，而應該是受到這種環境狀況直接影響的居民。他們是環境好壞的直接受益者或受害者，他們對污染工廠的建設投產最關心，最有權力說“不”。沒有他們的參與和監督，污染企業的進入就少了一道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屏障。
3 防止污染企業進入西部的對策
3.1 加強環境 教育 ，提高全社會的環境意識
環境教育的 內容 與方式都應該是多元化的。不僅要在學校，在中小學、大學開展環境教育，創辦綠色學校，使學生在學校期間就能了解在環境觀念、環境 科學 、環境法規、環境管理等多方面的知識，全方位地提高他們的環境意識。同時更要教育企業家、教育政府的官員。他們對環境意識的覺悟程度將對污染工廠能否“順利”進入 中國 西部起到決定性的作用。無論是哪一級的教育者，都要向受教育者講清楚，污染工廠進入中國西部的危害性要比垃圾的越境轉移更可怕，因為它具有很強的隱蔽性、欺騙性、誘惑性，是打著招商引資的幌子，舉著開發西部的招牌，戴著擴大西部勞動人口就業的帽子來破壞環境、污染環境的，因此更應該引起警惕。
3.2 環境評估程序中應有社會公眾參與的機會
國務院早就強調各級政府辦公要實行政務公開。實行政務公開是防止污染工廠進入西部的一個重要的前提條件。尤其是涉及到大的工程項目的上馬立項，更應該在市民經常看到的媒體如 網絡 、電視、生活類的報紙等媒體上面公告，提前半年或者更長一些時間通報給廣大的社會公眾。這不僅是尊重普通民眾的知情權。更重要的是使他們能有機會行使其監督權。政府環境保護部門的環境影響評價(Environment Impact Assessment，簡稱EiA)過程中應該有公眾聽證會這個程序，以便民間的環境社團有機會提出不同的反饋意見。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官員瑪塞伊爾·耶特爾建議，發展中國家的環境影響。
評價程序應該以 法律 的形式固定下來。“社區的參與(公眾介入)是一個項目的計劃和實施的主要基石之一。EIA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社區如何成功地參與，最有可能受所建設項目影響的群眾的意見應嚴重地影響EIA的過程。他們比其他人更能提供為做出關于有可能產生的不良影響的性質和程度，以及對所提出的緩減措施能夠全面接受的有益性決策所需的信息。他們能夠從積極的方面幫助做出從項目帶來的經濟和社會收益的決定。所有這些對做出更明達的和更均衡的項目決策構成了非常寶貴的貢獻。僅這些理由，就可看出適當的公眾參與對EIA過程是至關重要的”。
香港地球之友總干事吳方笑薇女士在一次會議上曾提到，香港政府環境署在審批修建穿越dàn@②原濕地的九龍鐵路的項目時，就是由于環保社團的參與并通過環境咨詢委員會的努力，才阻止了嚴重破壞dàn@②原淡水濕地的項目上馬。該工程因破壞濕地遭到環境咨詢委員會否決的案例使我們看到了公眾參與的真正意義。
3.3 提高我國市場準入的環境標準
我國已于2001年12月10日正式加入WTO，這既是契機，又是挑戰。當發達國家可以借助于綠色壁壘限制我國的某些商品出口時，中國也可以設置自己的綠色壁壘。應盡快建立與國際規則相銜接的環境標準和市場準入規則。應充分地認識到環境保護標準和市場準入不僅是國家主權的一種表現，還是防止發達國家污染轉移的剛性的保障措施。對要求進入本國國境的技術、商品、服務等，必須在運輸、使用、用后處理等環節上對人體健康、動植物健康和環境的影響達到國際規定的水平，否則不允許進入。
我國今天使用的相當多的環境質量標準大多數是20世紀80年代制定的。如地面水環境質量標準是1998年制定的;農田灌溉水質標準是1982年制定的;二硝基重氮酚 工業 水污染物排放標準是1984年;輻射防護規定則是1988年。而被國際上認可通用的環境管理體系ISO14000系列標準則是1993年之后才逐步地確定下來的。有必要盡快按照此國際通用的環境質量和管理標準來重新制定我國的環境標準，以堵住這個發達國家污染工廠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的“合法”通道。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方加方)下加土
@②原字貝右加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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