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垃圾分類陷僵局 化解垃圾危機仍寄望焚燒爐
2009年的“垃圾之爭”在2010年并未消停。
繼廣州番禺、江蘇吳江垃圾焚燒爐項目緩建之后，民間“反燒”之聲仍在網絡延續，國家部委為探求固體廢棄物科學處置方式的研討也在進行中。無論“主燒”還是“反燒”，都基本認同解決垃圾危機的根本出路：垃圾分類、源頭減量。
北京是全國最早實踐垃圾分類的城市，但13年后生活垃圾分類依然僵在半途：政府高調推進，社區卻大多波瀾不驚。北京實驗的曲折反復，無疑對全國其它高舉垃圾分類大旗的城市有直接燭照作用。
社區自發試驗
“搞垃圾分類，我們這兒是全北京最早的。”2009年12月18日下午，西城區大乘巷家委會主任崔湘文頂著大風帶記者在小區內參觀。
這座合稱“大乘巷1號”的院子，共住有409戶人家，絕大多數是西城區教師，有一個由退休教師自發組織進行公共服務的“家委會”。大院干凈整潔，院內擺放的120L的標準大垃圾桶多達三四十個。
“每組標準分類垃圾桶，都是兩黑一藍，按‘餐廚(垃圾)’、‘可回收(垃圾)’、‘其它(垃圾)’放置”，崔湘文說，不少垃圾桶為市區環衛部門和國際環保組織所贈送，10多年來伴隨它們出現的，還有“綠色社區”“節水社區”等諸多榮譽。
大乘巷嘗頭啖湯，得益于退休教師王庭韞。1996年底，王庭韞參加環保組織地球村活動，受到垃圾分類主張的鼓舞，于是建議地球村負責人廖曉義到大乘巷1號開展試點。
“當時也就是號召居民分揀出金屬、紙張、塑料袋等。”崔湘文介紹，待回收物積累一段時間，再聯系相關回收企業或單位來用車拖走。而如今，小區1500多名居民，從最初響應生活垃圾分類時的不到30%，已發展到95%。
繼大乘巷之后，宣武區南菜園的建功南里也開始與地球村、區文明辦一起試點生活垃圾分類。“這兩個小區至今仍是地球村推行垃圾分類最好的小區”，地球村社區項目負責人侯非稱，目前社區垃圾分類的操作思路與十多年前有了巨大差別，“因為政府后來更多地接過了推行垃圾分類的接力棒”。
失敗的“廚余處理機”
上世紀90年代末期在北京各個小區成長起來的垃圾分類活動，逐漸進入政府管理部門視野。頗有意味的是，最初對之感興趣的，往往是區一級文明辦，然后才是各級環保、環衛部門，最近幾年才被明確納入市政管委會工作范圍。
2000年，北京市被建設部確定為全國八個垃圾分類收集試點城市之一。
從這一年起，北京垃圾分類逐漸轉入政府主導時期。至奧運結束，據北京環保組織估計，為進行垃圾處理，北京市區各級政府至少已投入近百億。
2001年，北京市領導來到建功南里頒發獎牌，宣告其成為北京第一個“綠色小區”。在建功南里物管主任黃寶興印象里，因為搞垃圾分類，小區已經接待過20多個國家的1000多環保志愿者，前些年更幾乎每年都接待外賓。
在老北京印象里，在政府成為垃圾分類宣傳主力后，垃圾分類一段時間內成為北京社區最風光時髦的活動。似乎一夜間，上百個社區在每年的“綠色社區”、“節能社區”的評選中，陸續戴上了“綠”帽子，獲得市區政府贈送的垃圾桶、環保袋，或者是獎金、電動三輪垃圾拖運車，甚至直接補助每臺價值數萬元的餐廚垃圾處理機。
2005年前后，宣武區、西城區部分社區甚至為實行垃圾分類的小區，免除了居民每戶每月3元的傳統垃圾清運費。
北京各城區實行垃圾分類的優秀小區逐年增多，然而對垃圾分類的質疑也一直如影隨形。在已實行垃圾分類的社區，最常聽到的抱怨是：居民在家分好了垃圾，卻又被層層轉運混合，何必要分？
2007年，北京一民間組織在對社區垃圾分類作調查時，發現最多時北京有30多個小區或單位擁有由政府補貼的廚余垃圾處理機，但接受調查的13個社區中，僅有建功南里的機器在運轉。
“耗電量太大”，建功南里物業主管黃寶興告訴記者，廚余垃圾處理機是2003年由宣武區政府出資8萬、小區物業出資3萬多元購進的，但一天要用電35-36度，一年光電費就是五六千元，“吃不消”。兩年后，機器由24小時運轉改為上、下午各運行一次，菌種也由一年兩換改為一年一換。
為解決電費問題，宣武區近兩年向有廚余垃圾處理機的社區每年發放2萬元補貼。但不巧的是，奧運結束后，建功南里的機器卻出了故障，這一年多來，小區的廚余垃圾又恢復到未分類狀況。
2009年12月21日，北京市政管委會高工王維平在提及市管委推行廚余垃圾處理機這一舉措時，坦承：“我們確實在第一階段(注：2000至2008年奧運后)走了彎路，事實證明處理機推廣得不理想”。他認為：“將2萬多個餐館和數十個小區配上這樣的機器，技術上既不成熟，又不好管理，稍不注意就有人偷排偷倒了”。
民間調研揭真相
2007年7月，人民大學學生鄧嘯明，在“綠色空間”公關組織的資助下對北京生活垃圾分類現狀進行了專項調查。
按照地球村、海淀物資回收公司等提供的典型社區，調查小組決選取了恩濟里、建功南里、沙河鎮南一區等13個社區實地調查。“直接揭垃圾桶蓋子分析成分”，兩個多月后，鄧嘯明拿出了一份扎實的調研報告。
報告顯示：2005年北京市生活垃圾日產量1.471萬噸，其中2004-2005年間餐廚垃圾日產量約1214噸，餐廚垃圾占到垃圾總量的60%。結論則是：經過10年推行，生活垃圾分類并未達到政府宣傳和公眾預期的效果。
“居民都有心想搞垃圾分類，但又都馬上找出‘時間緊’等種種理由，垃圾分類最終流于形式”，鄧嘯明說，“在示范小區恩濟里小區，我們調查了28組垃圾桶，發現半數以上只用了1個桶；在作為農村實行垃圾分類典型的沙河鎮南一村，一連問過數位居民，都不清楚垃圾分類……”
至今讓鄧嘯明感到驕傲的是：他主導的那次調研，是北京市第一次就垃圾分類提供詳盡調研數據。
2007年9月，為迎接綠色奧運，北京市市政管委會接連出臺兩個文件，推進生活垃圾分類，一個是對廚余垃圾進行集中處理，一個是要求黨政機關率先開展垃圾分類。“這兩份文件一是強制性要求一些單位必須參加，二是開始打通垃圾分類的后端處理鏈條”，長期研究垃圾分類的《光明日報》記者馮永鋒稱，在奧運前，政府強力推進，使全市垃圾分類活動進入高潮。
奧運后，北京市管委宣布：全市生活垃圾分類率達到52%，超出預定50%的目標，全市2255個居住小區、大廈、工業區做到了垃圾分類，其中144個小區相繼成為示范性金牌社區。
隨著官方統計數字的年年攀升，標準分類回收桶在北京街頭隨處可見，然而政府被指責走過場的爭議也一直存在。
2009年1月，北京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再次組織師生，花了4個月對北京144個垃圾分類示范單位再次進行問卷調查和實地暗訪，調查結論仍然為：幾年來的分類試點工作效果甚微，許多工作流于浮表。
“為何政府年年高歌猛進，民間卻幾乎波瀾不驚呢？”2009年底，環保組織達爾問的毛達博士，計劃將北京所有已實行垃圾分類小區都走一遍，以尋找癥結所在。然而，從達爾問目前已走訪的5-6個小區來看，結果依然不盡如人意。在全北京公認做得最好的大乘巷1號院，家委主任崔湘文也承認，“一年只做五六次廚余垃圾收集與清運，主要是為了做宣傳，平時則(垃圾混裝)不分”；錦官苑小區的分類標準垃圾桶，全放在每幢樓地下附一層，最終淪為擺設。
未找準關鍵部位？
“垃圾分類本身是一個非常艱難、緩慢的過程”，2009年12月21日下午，北京市市政管委會高工王維平對民間垃圾分類評價不高現象解釋說，國際上搞垃圾分類，通常也要上十年，比如日本搞了15年，至今還有17%的居民不按規定分類。
“政府最初響應垃圾分類，與推行先進的環保理念有關，跟資源回收有關。”鄧嘯明認為，最近兩三年里，政府推進垃圾分類，核心目標已變為緩解日益緊張的垃圾填埋場壓力。
迅速增長的垃圾產量，確實已讓北京市現有垃圾填埋場不堪其重。
根據北京市市政管委會的宣傳資料，2006年全市生活垃圾清運量538.13萬噸，如果用載重5噸的汽車來裝運，整個車隊將長5381公里，且每年以8%的速度遞增；同時每年垃圾填埋需消耗30多公頃土地，相當于天安門廣場的3/4。
王維平承認，政府部門在第一階段倡導的居民垃圾分類受挫后，開始將主要精力轉向垃圾的大類粗分。2007年，北京街頭的標準垃圾分類桶，悄悄由原先的四類(塑料、金屬、紙張、其它)變為三類(廚余、可回收、其它)，到2009年底，北京垃圾分類的標準計劃再次變臉為分兩類(廚余、其它)。
北京市對垃圾分類所作的努力，王維平也有著另外的理解。“垃圾分類不單指生活垃圾分類，還包括更大的內涵，比如醫療垃圾、園林垃圾、建筑垃圾等等”，王表示，目前垃圾的大類粗分，主要由政府和企業來完成，而非居民個體。
“比如對占到北京市垃圾總量60%以上的建筑垃圾，市管委要求單獨運送、單獨填溝；將占到垃圾總量17%的園林垃圾，單獨運至堆肥廠造肥；電子垃圾督促生產企業回收；對醫療垃圾，則由醫療垃圾處理廠消化”，經測算，王維平認為現在北京每天日產1.84萬噸垃圾，實際已經分出減量60%以上。
另一個讓北京市管委驕傲的成績是：在每一個實行垃圾分類的小區周邊，至少有一個廢品回收點，實際回收了大量廢舊物資。
“可簡單回收不等于垃圾分類，不分廚余相當于(生活)垃圾沒分類”，北京大學垃圾分類調查小組堅持認為。而長期關注垃圾問題的馮永鋒兩年前就指出，垃圾分類梗阻的一個原因在于：政府部門沒找準關鍵部位，應鍛造一個包括源頭分類、清運、貯存、處理等在內的暢通鏈條。
垃圾分類的后期鏈條究竟如何？2009年底，在地球村的組織下，20多名居民實地參觀了北京環衛集團二清分公司下屬的安定填埋場、南宮堆肥廠和馬家樓分揀轉運站。在政府引進德國技術、投資近億的馬家樓分揀轉運站，他們看到有大量垃圾依然屬于混裝，無法分揀干凈，最后絕大部分也只能送去填埋場。
而南宮堆肥廠目前每天僅能處理50噸廚余垃圾，加上北京另一家專門處理餐廚垃圾的嘉博文公司，兩個廠日處理量共100噸。相較于每天北京市餐廚垃圾總量1.104萬噸而言，還不足1/1000。
“現有兩個廚余垃圾處理廠只是示范工程”，北京市管委高工王維平表示，未來兩年內，北京市還打算再建10個大型廚餐垃圾處理廠，到時總處理能力將達到每天2000噸。
而2009年底，就在地球村準備大量引進一種雜交日本蚯蚓來消化社區餐廚垃圾之時，北京市管委已將未來解決垃圾危機的希望，更多寄托到了垃圾焚燒爐身上。
“讓一個人呼吸垃圾焚燒爐空氣70年，其吸入的二口惡英僅相當于吃10個烤肉串、10個烤蝦”，認為部分專家和媒體“危言聳聽”的王維平堅持認為，“建垃圾焚燒廠，也是推進垃圾分類、建設并消化垃圾處理末端的一個重要方式”。
“靠垃圾分類減量，是好的國外理念，但我們忽悠的多，真正做的少”，清華大學聶永豐教授稱，現實生活垃圾分類做得不好，正是其主張推進垃圾焚燒的原因之一。
按照計劃，2015年前，北京還將再建3-4座垃圾焚燒廠，使整個垃圾焚燒日產量達到7360噸，即北京日產垃圾總量的40%。
13年實踐路
1996年底至2000年 環保組織地球村率先引入垃圾分類概念，并進入北京社區宣傳及試點；
2000年至2007年 北京政府主導宣傳垃圾分類，對社區人員集中培訓，補助餐廚垃圾處理機；
2007年至2009年底 政府推進垃圾分類悄悄轉向，主體由社區個人轉為企業或單位，著重鍛造后期處理鏈條，建廚余分選系統和專門堆肥廠。街面、社區垃圾分類由四類轉向三類。
2009年底至今 政府再推農村垃圾分類，垃圾分類意欲由三類簡化為兩類，并開始強力推進垃圾焚燒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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