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圍城成國際政治問題 美對華最大出口是垃圾
如果從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坐船經夏威夷群島前往日本，半路上可能會遇到一個“新大陸”，它橫跨北太平洋，面積約343萬平方公里，超過歐洲的1/3。這是美國海洋研究中心從衛星圖片上發現的一個圖像，而令人震驚的是這個“新大陸”是由沿岸各國城市里流出的垃圾漂流到一起組成的。實際上，在世界很多城市，垃圾圍城的現象已經越來越難以令民眾容忍，兩年前在意大利那不勒斯的垃圾問題最后甚至發展到動用軍隊才初步解決。在許多發展中國家，隨著城市化的發展，垃圾問題引發的抗議此起彼伏。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還成為發達國家搞垃圾輸出的最大“市場”。“發展中國家必須通過制度建設提高‘制造’垃圾和‘引進’垃圾的成本，才可能從源頭上解決垃圾問題。否則，無論是洋垃圾還是土垃圾，不僅會給民眾帶來生態災難，也將成為這些國家社會穩定的一個巨大威脅。”一位中國學者這樣對《環球時報》說。
垃圾處理廠位置決定西方政客選票
在注重環保的美歐等西方國家，近年來垃圾問題越來越成為政客避不開的政治話題，歷次選舉辯論都有專門的“垃圾專場”。雖然在辯論時各方表面上在討論垃圾處理的技術問題，但事實上卻與政客們的選票息息相關。《環球時報》記者曾經旁聽過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的一次市議會選舉有關垃圾問題的“專場辯論”，競選雙方主要討論市政垃圾該在哪里堆放、哪里處理，但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其中一方所提建垃圾處理廠的建議，恰好位于其反對派居多的地方，而另一方亦然。對此，瑞典當地媒體的評論稱，“連垃圾都擺脫不了政治的影響”。
歐洲一直被認為是世界上最注重環保的地區，垃圾回收標準非常嚴格。但最近兩年，因城市垃圾和政治矛盾糾纏在一起所引發的風波一直沒斷過，而且在歐洲各地“處處開花”。最新的“垃圾風波”發生在危機不斷的希臘。因為不滿希臘政府的財政緊縮政策，希臘從3月11日起一周之內接連舉行了兩次大規模的罷工示威，其中也包括雅典的環衛工人。美聯社報道稱，大批環衛工人聚集在希臘首都雅典市中心沿街道前行，示威者認為,財政危機并不是他們環衛工人的錯，所以他們只有罷工抗議向政府施加壓力。而與此同時，雅典街道的城市垃圾無人處理，四處臭氣熏天，即使支持罷工抗議政府緊縮計劃的許多雅典市民也大呼“受不了”。
在意大利南部城市那不勒斯,一提到“垃圾事件”這個詞，人人都會擺擺手說，“那簡直是一場噩夢”。和雅典相比，那不勒斯的垃圾收集問題更為復雜。直到去年，當地的垃圾收集業務一直是被一個名為“卡莫拉“的黑手黨犯罪網絡控制，它們將那不勒斯及周邊地區的垃圾變成了價值數十億美元的“產業”。英國廣播公司BBC曾這樣描述黑幫“產業鏈”：“卡莫拉”從西北歐運來大量廉價廢棄物，當地官員大多被金錢收買，因此許多垃圾完全沒經過處理就填埋在那不勒斯附近地區。那不勒斯當地的工人因為不滿被黑幫壓榨紛紛罷工，把當地的垃圾問題完全暴露出來。在這場有關垃圾的抗爭中，清潔工人兩周停止收垃圾，人們都把垃圾丟到大街上，嗆人氣味令人窒息，政府被迫出動軍警清除垃圾。民眾對政府的垃圾處理決定不滿，與警方發生了沖突。2008年5月，意總理貝盧斯科尼在那不勒斯市召開他上任后的首次內閣全體會議，承諾新政府成立后，首要任務之一就是解決那不勒斯垃圾的處理問題。為這個問題，他先后更換了8位官員。
近來該事件又有新進展。3月4日德國《明鏡》周刊稱，那不勒斯的10萬噸垃圾最近被運到了德國東部一個小鎮的垃圾處理廠“消化”。這一消息立即引起了德國許多民眾的抗議。許多德國網民質疑，德國的一些公司和地方政府是不是與意大利黑手黨有什么交易。
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經濟學教授尼爾森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垃圾處理其實早就超出了其傳統的環境技術乃至經濟上的內容，在許多情況下演變成了政治問題。在西方國家，如果是市鎮一級政府，對垃圾處理的主要爭議就是該把垃圾工廠放在哪里，而不同政黨上臺執政，為了保持其選票，往往會造成垃圾廠到處搬家的情況。而從國家的角度看則復雜得多，在生活垃圾分類和處理方面，西方國家確實非常先進，環保標準也非常嚴格，處罰也非常嚴厲。但對于那些處理成本過高的工業垃圾，往往被運到發展中國家，而西方國家政府則“眼不見心不煩”。
垃圾問題考驗發展中國家社會穩定
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城市垃圾問題也越來越引發不滿。不久前，一些環保組織成員在印度最大外包公司Wipro門前舉行大規模抗議游行，并將數百臺貼有該公司商標的廢舊計算機傾倒在其總部門前。據當地媒體報道，印度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電子垃圾場之一，這些垃圾既有本國制造的，也有從其他國家運輸進來的。英國《金融時報》曾描述印度的一些城市周邊的垃圾場：“大城市周邊都是如山的垃圾，在孟買的垃圾山上，令人觸目驚心的是瘦得像山羊一樣的人們，在黑色塑料之間翻找殘羹剩飯。”印度首都新德里正在籌辦今年10月的英聯邦運動會，由于擔心路旁隨處可見的垃圾山有礙觀瞻，當地政府下令沿路遍植枝葉茂密的竹林加以遮蔽。
每年雨季，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通常會遭遇暴雨襲擊。除了由此帶來的洪水問題外，被稱為雅加達市“護城河”的芝利翁河隨著洪水裹挾而來的大量垃圾，更讓雅加達市民苦不堪言。據統計，雅加達擁有大約1200萬居民，每天產生6000噸垃圾，其中許多垃圾直接被倒進河里，因此造成的污染可想而知。由于垃圾污染以及人口過密，雅加達發生飲用水缺乏等一系列問題，印尼政府多次表示要遷都別處。去年12月，印尼總統蘇西洛再次公開表示，當局將考慮遷移國家行政中心的構想。在印尼，城市垃圾回收率只有一半左右，大部分所謂的垃圾掩埋處理站都是露天堆放而已，許多城市都是垃圾圍城。西爪哇萬隆市還曾經發生過一起垃圾山坍塌事故，造成幾十人被活埋。民眾為此還舉行過抗議。
從2004年起，中國城市垃圾生產量就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據統計，中國城市垃圾年產量達到1.2億噸，而且每年以8%的速度增長。但城市垃圾處理的能力卻沒有跟上垃圾增長的速度。如承擔廣州市9成垃圾填埋量的興豐垃圾填埋場，由于垃圾增幅過快，將于2012年被填滿，而北京市的所有垃圾填埋場也將在5年內飽和。盡管各地紛紛準備上馬垃圾焚燒項目，但由于許多項目草率上馬，各種環保標準不能保證達標，反而引起民眾的抗議。新加坡《聯合早報》3日的報道稱，“中國垃圾焚燒項目的現狀與中央政府規劃時的初衷背道而馳，不僅可能制造生態災難，還可能成為群體性事件的重要誘因，嚴重威脅中國的社會穩定與國家安全。”美國《時代》周刊也稱，“環境問題正考驗中國社會穩定。”
按重量算，美對華出口最多的是垃圾
除了自身城市化帶來的垃圾問題外，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更嚴重垃圾問題來自發達國家。聯合國在今年2月就公布了一份報告，稱未來10年世界電子垃圾將大幅增加，而發展中國家將是眾多發達國家電子垃圾最大的接收地。據印度媒體日前報道，如果按重量算，美國對華出口最多的是垃圾。2009年美國總共出口了 2000多萬噸的垃圾，中國則是其最大的垃圾出口目的國。歐盟的統計數據顯示，從1995年到 2007年，歐盟出口的各種垃圾數量增長了10倍，每年大約有2000萬個裝滿各種垃圾的集裝箱出口到其他國家。
由于歐美許多國家勞動力成本高昂，垃圾處理、回收代價昂貴，一些西方公司就會想方設法將“洋垃圾”轉嫁到不發達國家，這等于同樣把污染轉嫁出去。據 2006年英國國內數據顯示，當年英國的垃圾處理率竟只有18%，不僅在歐盟排名倒數第三，甚至不如許多發展中國家，大量的英國垃圾被裝上巨輪，運到亞洲、非洲和南美洲的眾多發展中國家。去年7月，巴西圣保羅市發現了英國一艘輪船運進了1400多噸垃圾。在這些垃圾中，有被使用過的醫療注射針管，留存血污的血袋，廢棄家電甚至還有馬桶墊和尿片。這件事引起了當地社會的震怒。英國《泰晤士報》事后稱，讓巴西人怒不可遏的是，其中一些臟玩具上還寫著：“該玩具應在給貧困的巴西兒童之前洗干凈”。
斯德哥爾摩大學經濟學教授尼爾森說，垃圾處理在未來有可能會成為國際糾紛的導火索，因為越是敏感的垃圾，如核廢料、電子垃圾等，因為處理難度大、成本高，所以發達國家抱著“遠遠扔掉”的心理往往把這些垃圾運送到發展中國家。當然，發展中國家也不傻，并不愿意接受這些垃圾，這時或是發達國家采取欺騙手段，或是采取政治高壓，這時候，國際糾紛的“基本條件”就具備了。
實際上，許多發展中國家都成了西方傾銷垃圾的受害者。2006年8月，一艘荷蘭貨船將數百噸含有硫化氫和碳氫化合物的化工廢料傾倒在科特迪瓦經濟首都阿比讓附近多個地點，導致至少7人死亡，數萬人入院就醫，事件導致科特迪瓦臨時政府垮臺，阿比讓行政長官、港口和海關負責人被停職，許多官員和不法商人被捕，批準“洋垃圾”進口的運輸部長科貝寧幾乎被憤怒的群眾打死，最后在聯合國和許多國際組織的斡旋下，洋垃圾被運到法國處理，但出口方卻逍遙法外。
尼爾森說，發達國家用欺騙手段把垃圾運往其他國家的例子非常多，就連一向標榜“環保”的北歐也是如此，例如芬蘭號稱世界造紙業最發達的國家，但事實上，該國目前幾乎沒有一家直接生產紙張的工廠，其造成大量污染的造紙工廠幾乎全部設在發展中國家，從嚴格意義上講，這實際上也是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垃圾。尼爾森表示，垃圾處理之所以越來越成為一個政治難題，還有個原因就是其話題的“敏感性”。如果研究西方媒體就會發現，有關垃圾處理的爭論只限于生活垃圾，但只要深入想一下就會明白，西方許多發達國家號稱工業強國，那么多的工業垃圾又到了哪里呢？政治家對此絕口不提，就連一向標榜“新聞自由”的媒體也鮮有報道。個中原因，不難猜測就是他們把垃圾、污染輸送到了第三世界。尼爾森說，早晚有一天，“垃圾門”也會成為某個西方國家政府的丑聞，畢竟紙是包不住火的。
中國如何才能遏制內外“毒流”
廈門大學人文學院院長周寧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說，在現代國際體系中，發達國家到發展中國家找資源，在產業上只搞利潤高的，比如高科技或軍事產業等，同時利用嚴格的環保等制度優勢把薄利的污染產業擠到了發展中國家。而后現代化國家由于歷史劣勢，不僅要消化自己產生的“毒流”，還要接受發達國家運來的“毒流”，承受雙重毒害。更重要的是，在觀念上，這些發展中國家往往是唯發展主義，認為只要能發展就對，只要今天發展就對，其實這是完全錯誤的觀點，這種發展是歇斯底里的，未來將付出代價。
周寧說，在中國由于自身環保標準很低，垃圾處理成本非常小，成了一個“暴利行業”，沒有過硬“關系”的人甚至還不能從事廢舊品回收行業。因此，對于垃圾問題，中國首先應該在自身上下功夫，進行社會的公開討論，從標準上更嚴格地規范，立法限制企業不能為了謀求利益而出賣故鄉，不能留給子孫后代一個垃圾場。中國必須要在體制上有自覺的意識。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金燦榮對《環球時報》記者說，全世界經濟發展城市化，消費增加必然導致垃圾增多，可以說是消費至上主義的全球化導致了垃圾問題的日益嚴重。在這個過程中，西方選了一個簡便的方法，用經濟手段解決環境問題———向國外輸送垃圾。這表面上是一個市場問題，但又不是單純的市場問題。去年，美國對中國出口增長最快的就是垃圾。這種手段不道德，容易引發政治糾紛，而最理想的解決方式是全球各國都應改變生活方式，但在現實中處于弱勢的發展中國家不太可能約束發達國家。對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來說，解決垃圾問題一方面要落實在技術進步上，同時提高環保標準，大家公平地分擔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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