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飲用水質風險增強安全防護意識
近年來，我國松花江硝基苯、太湖藍藻、黃河排污等頻繁發生的水污染重大突發事件中，首先受到沖擊的都是飲用水質安全。國務院和環保總局近期突出加強了節能減排和污染源控制的管理力度，預見到我國環境保護將達到一個新的轉折點。然而，環境污染既成后果的消除和恢復是艱難而長期的過程，循環經濟、清潔生產、休養生息等基本方向是作為指導原則而應該遵循實行的。但面對水源污染持續存在的現狀，如何應對突發沖擊、如何保障日常飲用水質的安全是當前首先應該籌劃實施的。
為保障飲用水質的健康安全，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最近專門成立了飲用水科學與工程中心。他們在飲用水安全風險末端控制的三級保障系統——水質深度凈化、水質輸配與循環穩定、水質健康風險評價等關鍵技術的研究上取得重要成果，這種飲用水安全風險末端控制技術已確定在奧運村應用。為迎接綠色奧運、保證水質，我國很多科學家包括社會各界都做了很多工作。
下面我僅對我國飲用水質安全防護的當前問題，主要針對我國高速城市化過程中的城鎮集中供水系統，提出幾點個人思考意見。
水質運營的理想模式：
水量水質循環利用體系
城鎮水質系統從天然水源取水、給水凈化、輸配用水到污水排放、深度處理、重復利用、回歸天然水體，構成水資源的社會循環。它本是一個完整流程，水質隨之不斷轉化，應該加以通盤設計和運營。在水量匱乏、水質污染的條件下，國際上近代集中供水管理系統的發展趨勢是構成統一的水量水質循環利用體系，把給水、污水、中水、雨水的處理、再生、循環和輸配組成協調的整體。美國南加州21世紀水廠、新加坡的新水(NEWater)系統、歐洲的水務統籌管理等就是典型的例子。它們都是將城市污水經過深度凈化與給水系統聯合操作，構成水資源的最大程度利用，可以看作是污染嚴重、水量缺乏地區合理的發展方向。
我國在給水和污水處理排放的建設運營中雖然也發展了某些再生利用環節，但基本上仍處于分質分流分治狀態。目前我國在觀念、經濟、體制和技術上都與現代化的運營模式有著相當距離。要實現把全城鎮的水質系統組成整體、由水務系統統籌規劃管理的目標，多龍治水的局面和體制仍是當前嚴重的制約因素。
水質標準與風險評價
從天然水體到生活飲用水的各種水質標準應該是安全和風險評價的基礎。制定水質標準要考慮多種因素，例如生態和健康影響的強度及暴露時間、監測和處理的經濟及技術條件、實際發生超標的資料統計、社會生活的習俗及認知等等。當前世界各國及世界衛生組織的飲用水水質標準中，除常規污染物指標外，隨著健康醫學、儀器鑒定及生物檢測技術的進步，還包括有水中病原微生物、潛在致癌作用的有機和無機化學品、內分泌干擾物等多種含量限定指標。水質調查資料顯示，若干飲用水樣品中能夠鑒定出數百種對人體健康有害的化學物質。它們具有持久難降解性、潛在積累致病性，在人體內對細胞、DNA等生命要素誘發變異，產生致病、致癌、致畸等效應。這些污染物就濃度而言，在常用綜合指標如BOD、COD、TOC中貢獻極小，但潛在的危害卻極大，而且絕大部分不在水質日常監控指標范圍之內。面對飲用水水質安全問題的發展趨勢，世界各發達國家和一些國際組織歷年不斷修改和補充新的水質指標和標準，并且逐步建立起基于風險評價的管理體系。
我國目前仍缺乏完全自主的環境基準和法定標準的科學研究體系，有關檢測指標和水質標準大多參考國外現有數據，不能體現中國的自然環境、社會生活、人體特征特別是當前環境嚴重污染的特點，不能完全適應隨著工業生產發展和產業結構改變導致水體污染物種類不斷趨于復雜化的形勢。我國人均GDP尚處中等水平，不同人群的生活水準差別較大，消費需求多元化，如何認識和制定適合國情的水質標準、建立自己的研究體制是十分重要的課題。
我國新頒行了《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GB5749-2006)。其中規定的水質指標由原來的35項大幅增加到106項，部分指標的限值也更加嚴格。面對我國水質分析監測能力、水質處理設施和管理技術水平、經濟投入和城鄉居民生活不同需求的狀況，認真推行這一水質標準顯然會遇到嚴重而艱巨的挑戰。科學地、務實地審視我國國情和面臨的飲用水安全威脅，分階段、分地區、分對象地推行新的標準才能起到實效而不流于形式。
飲用水質標準的提高勢必會影響到水源水質、流域水質等一系列標準的認知和變化，特別是對水質突發事件的風險評價和緊急對策。我國雖然水質事件頻繁發生，但并沒有專門的風險評價標準。實際上，飲用水質突發事件的風險評價不但要依據規定標準值，而且要考慮潛在危害及接觸暴露期限。人群對有關污染物的接觸量和暴露時間也應該實時實地加以區別。如果簡單地按照嚴格的水質標準來處理水質突發事件，就會造成社會干擾和經濟損失。實際上，對若干有害污染物限值的傳統觀念國際上也有趨嚴和趨緩的演變。總之，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國家級和區域級適用的水質突發事件風險評價標準是當前的迫切任務。
飲用水處理工藝流程的對策
我國地面水源的給水處理構筑物形式雖有多種變化，但基本工藝路線仍大多沿用混凝——沉淀——過濾——消毒的傳統模式。歷年科技項目對強化混凝、預氧化、預吸附等前處理單元和超濾、反滲透等深度凈化單元都進行了一定研究，但大多停留于典型工程階段，真正成為常規運行工藝的較少。在水質突發事件中，目前的對策往往是采用最簡單無奈的停水以及拋灑活性碳等臨時措施，既擾民又造成經濟上的巨大損失。面對水源污染嚴重、突發事件頻仍的現狀，應該建立一套適合國情的工藝方案和應急對策。
針對重金屬、有機化學品等微量有毒物進入飲用水源的狀況，國際上采用活性氧化鋁、顆粒或粉末活性碳以及高級深度氧化、反滲透膜分離等技術，把它們加入給水處理常規運行流程已經多見實例。我國在必要情勢下將現代深度處理單元技術納入常規流程，雖然會增加經濟投入和制水成本，但與水質安全失控和突發事件失措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及人民健康影響相比，未必得不償失。另外，發展水源取水口的水質防護技術，中小水廠備用應急技術等也都是適合我國情況的可行途徑。總之，地面水和地下水的凈化流程要強化前處理技術和發展高效材料及工藝、安全可靠的監測與消毒技術，爭取使我國的城鎮自來水設施能夠達到常備防患、處變不驚的境地。
近代興起的環境分子科學、環境納米技術和環境納米材料，如催化劑、吸附劑、絮凝劑、過濾膜、傳感器、修復劑等，都在快速研究發展，大幅度地提高效率。在飲用水各工藝環節和安全對策中及時發展和應用這些高效材料、探討其生態效應，也是當前改進和完善水處理系統應該密切關注的方向。
統一供水：城市供水體制的合理走向
主要城市的自來水生產質量應該說是可以達到基本合格保證安全的。由于社會對多處水源污染和中間輸配設施衛生保障的疑慮，加上生活習俗和市場操作的演變，近年來飲用水供水方式出現多種途徑并存的局面。城市供水體制的合理走向也成為供水學界爭論不休的話題，見仁見智，一時難以得出統一結論。
小區分流凈化水、城區專線直飲水、家庭凈水器、運送桶裝水等等，實質都是分質供水的不同形式，它們在城鎮飲用水中已經占有相當份額，成為一種產業。盡管有著經濟、衛生等方面的責難和評論，但已為一定階層人群所接受而普及卻是不爭的事實。統一供水當然應該成為主流，而分質供水如何演變、如何導向將與我國的水體污染控制和飲用水安全保障的進展密切相關。
各種類型的礦泉水、活化水、電解水、生命水等等，名目繁多，競比優劣。如果排除其中相當成分的商業炒作不談，綜合其目標是追求某種最適于人體的“健康水”。它們應該統一歸屬于保健飲料，適用于某些特殊需要的人群。畢竟人體需要的營養物質來源是多途徑的，日常大量攝入的仍應是安全無害的普通飲用水，它不是任何保健飲料能夠完全代替的。提高和保證城鎮供水系統的水質安全仍是大多數居民的基本需求。
湯鴻霄
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環境咨詢委員會委員，環境水質學與環境工程學專家。1931年生于河北徐水，1958年畢業于哈爾濱工業大學。現任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環境水質學國家重點實驗室研究員。他開拓了我國環境水質學領域，建立了環境水質學國家重點實驗室。
湯鴻霄先后從事薊運河、湘江、鄱陽湖等重金屬形態、評價及治理研究。在我國率先研究無機高分子絮凝理論和絮凝劑，主持建立聚合氯化鋁現代生產廠。主持完成多項國家及國際合作研究項目，參加中國工程院全國及西北水資源戰略研究。先后獲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何梁何利獎、美國SCI經典論文獎及中科院多次獎項，發表專著及論文300余篇。擔任《環境科學學報》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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