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焚燒:學日本豈能照單全收
垃圾焚燒大國日本，正成為中國各地政府面對垃圾圍城難題時，競相取經的對象，但日本研究垃圾對策的權威學者卻高呼，“千萬別學日本！”
照搬了焚燒的日本，也就可能斷送了垃圾問題的真正出路。應該學習的是，日本垃圾策中的信息公開，尊重民意，權責界定，應該摒棄的是，一燒了之的依賴路徑。
□ 南方周末記者孟登科本報特約撰稿朱婧一發自日本東京、神奈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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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鄉間街頭的垃圾收集點，垃圾被嚴格分類，以利于焚燒或回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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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江東焚燒廠，透過玻璃，可以看到焚燒廠各個工序幾乎所有的運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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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個名副其實的焚燒國度，至今仍擁有超過1400座垃圾焚燒爐，作為世界上最早應用垃圾焚燒技術的國家，日本70%以上的垃圾被推進焚燒爐，這一數據在世界遙遙領先。
然而，專門研究廢棄物處理的名古屋大學岡山朋子博士卻對來訪的中國人提出了忠告：千萬別學日本！
在她看來，中國和韓國民間源于對二惡英恐慌而發生的反垃圾焚燒浪潮，在日本并未出現過，因為當二惡英問題被發現時，日本的垃圾焚燒廠早已遍布全國，“日本的焚燒歷史太久了，發展經歷也太特殊了。”
透過玻璃看到的是透明
“他們(中國的地方官員)提的第一個問題無一例外都是：遇到民眾反對怎么辦。”
本橋勝照是東京新江東垃圾焚燒廠(下文簡稱新江東)管理課事務系的系長(類似于中國的科長或小組長)，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接待參觀。
在日本，到焚燒廠參觀是每個小學生的必修課，而作為全日本最大的垃圾焚燒廠，新東江總是參觀的首選。這座位于東京灣沿岸的建筑，單從外觀上看，很難相信竟是一座日處理垃圾1800噸的焚燒廠。隔壁的訓練場上，東京都警察機動隊正在集訓，廠區周圍既沒有刺鼻的臭味，也不見路面被污損的痕跡。
焚燒廠的一樓大廳，是一個專門用于介紹廠區概況的報告廳，這個報告廳耗資近億日元(約800萬元人民幣)之巨，每個座位前都設置了投票器，小學生來訪時可以通過大屏幕進行智力問答，優勝者還會有獎品。為了吸引孩子們的興趣，播放的DVD短片甚至采用了卡通造型。
本橋手上的日程表，密密麻麻登記著參觀預約，其中不乏中國人的身影。9月上半月的預約中已有三個中國的團體，分別是中日友好協會、專家學者考察團和安徽省一正籌建垃圾焚燒廠的地方政府。“他們(中國的地方官員)提的第一個問題無一例外都是：遇到民眾反對怎么辦。”本橋笑著說。他的回答總是很簡單：信息公開。
參觀者順著樓上的長廊，按照垃圾焚燒的工序流程參觀。在每一道工序車間上面，參觀者透過透明的玻璃可以看到下面車間里的一舉一動，在玻璃旁，還會有一個電子顯示屏顯示車間內的基本數據。
在東京灣填埋場附近，排列著包括新江東在內的六個垃圾焚燒廠，如此密度，一方面可以節省運輸成本，另外的原因則在于東京灣是相對人口稀少的地區，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市民們都不愿意焚燒廠建在自己居住地附近。
新江東每年的運轉費用是800億日元(約64億人民幣)，其中的450億日元來源于政府稅金，而另外的350億日元則是針對企事業單位收取的垃圾處理費用。“我們的生存狀況挺好，”本橋說，“任何有興趣的市民，都可以來監督我們的財務狀況。”市民們亦很少擔心焚燒廠弄虛作假，因為廠方的定期報告比市民監督更為嚴格。
不久前，東京都的21家焚燒廠中的4家排煙檢測器，測出氣化水銀濃度超標，盡管這個濃度并不會給環境帶來多么惡劣的影響，但焚燒廠還是主動停止了運轉，并第一時間向所在地區的居民通報。“通報的作用是雙向的，一方面是焚燒廠有信息公開的義務，同時也是教育市民和企事業單位要遵守垃圾分類。”本橋說，“之所以水銀超標，是因為其中混入了不可燃垃圾。”
“我就是那只狡猾的狐貍”
“本來是政府和民眾之間的斗爭，最后轉化為民眾和民眾之間的斗爭了。”
事實上，焚燒廠并不是天生就愿意敞開懷抱，這是日本市民幾十年斗爭來的結果。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焚燒廠在日本，也曾遭遇過強烈的反對，但不是因為二惡英，當時的科學家尚未發現，那時的民意主要出于一種狹隘的心理：焚燒廠可以建，但不要建在我家周邊。
東京都的武藏野市焚燒廠是另一個中國政府官員們的熱衷參觀地，因為這座建在人口聚集的市區內的焚燒廠，或許可以幫助回答中國人最關心的問題———遭遇民眾反對該怎么辦？
還有一年就結束任期的后藤市長，希望在他離任前解決選址問題，然而他親自挑選的一處地方，卻被市民代表們在市民會議上強烈反對。
無計可施的后藤市長向做垃圾處理咨詢工作的八太昭道求助，八太騎著自行車將武藏野市走了個遍，發現“想找到一片遠離居民區的合適空地根本沒有可能”，所以，“我建議市長還不如把這個燙手的山芋直接丟給市民，直接讓市民來參與選址”。
武藏野市至今仍津津樂道的經驗就是，從一開始便確定了游戲規則。為了保證市民參與有章可循，首先確立了選址預備會規則，內容包括：由專家和市民代表組成的環境委員會推薦人員參加選址預備會，每個區都有自己的代表參與，如果一年內選不出地址，則意味著市民沒有做出選擇的能力，就得接受市長的選址。市民們表示同意。“一開始就確立了游戲規則，而且是公開和透明的，更重要的是，無論這個地址選在哪，最終都必須在一年內有個結果。”八太昭道說，“換句話說，市長不用擔心焚燒廠的地址沒有著落了。”經過選址預備會的投票篩選，四個地方被列入候選，其中包括市長最初的選址方案。
隨后，選址進入到第二階段，由專家、一般市民代表、以及這四個候選地的居民代表共35人組成了“建設特別市民委員會”，再做定奪，這是31年前的1979年。
后藤市長最初選定的那個地區的代表，為了防止被選上，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代表們做了一個焚燒廠和社區的模型，分析如果焚燒廠建成以后，當地的小學會怎樣、小區會怎樣，還組織了一個考察團，走遍了日本的焚燒廠，去搜集問題，他們用實際行動樹立了市民參與的榜樣。最終的結果果然不是市長的最初方案，而被選中的地區的代表們非常懊惱，曾一度提出過退場，但因為有約在先，他們最終選擇了尊重規則。
后藤市長的難題果然在一年內解決了，新的垃圾焚燒廠也在1984年順利完工。
三十多年后，首倡者八太昭道仍不免得意：讓市民參與，其實并沒有消除反對者的聲音，而是把反對者的聲音納入到了一個合法的程序中，“本來是政府和民眾之間的斗爭，最后轉化為民眾和民眾之間的斗爭了，而我就是那只狡猾的狐貍。”
自掃門前雪，解放“東京都”
“垃圾的包袱不能都讓都政府扛著。”
如果說武藏野市的經驗解決了民意反對的難題，那么，地方政府間如何明確垃圾處理責任則是另一個重要話題。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前，東京都的垃圾處理都是由都政府來全權負責，隨著城市垃圾的逐年增多，都政府漸覺力不從心。改變源自一場官司。
在六七十年代前后，東京的垃圾大多被運往靠近東京灣的江東區填埋處理，隨著填埋衍生的污染和衛生問題日益突出，加之填埋場越來越難堪重負，當時的東京都知事美濃部提出“在城市夾縫中建造垃圾焚燒爐”的主張。
當時的東京都政府要求下轄各個區都需要建設自己的焚燒設施，“各家自掃門前雪”，盡管將垃圾推進焚燒爐在當時是日本社會上至政府、下至市民的普遍共識，但這一主張還是遭遇了阻力，引發日本歷史上著名的“垃圾戰爭”。
其中，最強烈的反對聲來自高級住宅密集的杉并區，他們認為處理垃圾是都政府的責任，跟杉并區無關。
憤怒的江東區居民則堅決反對杉并區的垃圾運進本區的填埋場，喊出了“杉并區的垃圾滾出去”的口號。堅持要在杉并區建焚燒廠的都政府，最終被杉并區居民告上了法庭。訴訟最終以和解而告終，居民最終同意在區內建設焚燒廠。
這場官司促使東京都政府重新思考，都政府和下轄各區在垃圾處理上的職責問題。“垃圾的包袱不能都讓都政府扛著。”日本環境省廢棄物管理部官員筒井誠二說，“這(杉并區事件)是一個轉折。”
1996年，東京都政府正式通過法規，明確垃圾處理原則上是各市町村的責任。
而東京都23個區的區長們則成立了一個自治單位，即所謂的區長聯席會議，下設一個專門的垃圾處理機構，即東京二十三區清掃一部事務組合，東京都政府將分管的垃圾焚燒廠全部移交給了對方。
十幾年來，東京23區的垃圾處理已在一個責任明確的體系中穩定運轉，各司其責：23個區各自負責自己的垃圾收集、搬運與資源回收工作，可燃垃圾被送到指定的21座垃圾焚燒廠，而不可燃垃圾和大件垃圾則送到相應的處理中心。最終的焚燒灰渣等被運送到填埋場，而填埋場則是由東京都政府負責，“東京都政府終于被解放了”。
新反建潮，暗流涌動
“焚燒廠產生的二惡英并沒有被排出去，只是被收集了。”
焚燒國度，也從不缺堅定的反建派，近幾年尤甚。年過七旬的廣瀨立成老先生是町田市的市民會議(NPO組織)會長，便是一名旗幟鮮明的垃圾焚燒反對者。
在廣瀨看來，占到垃圾總量40%以上的生活垃圾，完全可以在家里直接用廚房垃圾處理機來處理，最終變成肥料。
廣瀨對垃圾焚燒一直保持著高度警惕，“焚燒廠產生的二惡英并沒有被排出去，只是被收集了。現在的處理辦法就是把收集裝置放在密封的箱子中埋到地下，但危險源始終存在。或許有一天地震了，也將是危險。”隨著八十年代新建的垃圾焚燒廠的使用壽命到期，日本大量的焚燒廠均面臨重建的問題，而類似于廣瀨先生這樣的新興反建派并非少數。“不夸張地說，現在又是一個新的反建潮。”廣瀨說。
其中最為著名的當屬德島縣上勝町。這里僅有2200人口，其中65歲以上的老年人超過了40%，高達34種垃圾分類的要求近乎變態，每個家庭均配發了廚房垃圾處理機，在居民們的努力下，帶到垃圾回收站中的79%垃圾已經實現了資源化再利用，而垃圾焚燒廠無疑顯得多余。
但是，名古屋大學的岡山朋子博士研究發現，各家堆肥化處理的方式在都市寸步難行，“像東京這種都市，在自己家做肥料，無處可用。如果是送到像千葉縣這樣可以應用肥料的地方，從法律上來看又是不允許的，因為法律規定，垃圾處理必須在自治體內解決。”岡山朋子一度建議，不要對落后的焚燒廠進行升級改造，而是將其變成集中堆肥化處理的工廠，但這并不比建焚燒廠更容易獲得支持。她曾對名古屋和韓國做過民意支持的比較研究，結果令她很意外，對肥料轉化廠的支持度，韓國超過了80%，而日本名古屋只有30%。“日本的市民對于焚燒的接受程度很高，相反會認為堆肥有味道，而中國人和韓國人則擔心焚燒會產生危害健康的二惡英問題。”她總結說。
一燒了之，治本之策？
“如果把垃圾推進焚燒爐是一勞永逸的事情，沒有人會有動力做更費時費力的垃圾分類了。”
岡山朋子不止一次提醒前來取經的中國人，“千萬別學日本！”“日本焚燒垃圾的歷史已經超過百年了，日本的垃圾分類和垃圾處理的政策，都是為垃圾焚燒服務的。”而垃圾的出路更應該在源頭減量和循環利用。
事實上，日本國內的垃圾處理正呈現著一個看似矛盾的圖景：一方面是垃圾焚燒技術的日益精進，對垃圾焚燒的依賴感與日俱增，而另一方面各地探索零垃圾，拒絕垃圾焚燒的呼聲從未間斷。
日本環境省廢棄物管理部官員筒井誠二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說，環境省對于任何致力于3R(reduce,reuse,recycle)運動的嘗試都是支持的，但具體哪個地方應該實行怎樣的垃圾處理方式，應該由當地政府和市民共同商討決定。在他看來，選擇焚燒作為垃圾處理的主導方式還是出于現實的需要。
而廣瀨先生擔心的是：現在的垃圾焚燒技術越來越發達，什么都能燒了，會讓政府和市民們覺得，把垃圾推進焚燒爐是一勞永逸的事情，沒有人會有動力做更費時費力的垃圾分類了。他的擔心終于變成了事實。
塑料最早被劃分為不可燃垃圾，是因為1973年東京都在焚燒塑料的焚燒廠的廢水中檢測出重金屬超標。而如今，焚燒技術的進步似乎為將塑料推進焚燒爐提供了安全保證，而節約填埋空間、延長填埋場壽命更是理據十足。廣瀨先生則堅信另外的邏輯，焚燒爐需要更多的垃圾或許才是根本原因。
如今，日本正進入一個焚燒爐改造期。而焚燒爐企業表現出的強大的游說和公關能力，令廣瀨先生心有余悸，“我擔心改建會進入一個惡性循環，會加大日本對于焚燒爐的依賴。”環境省的官員對上述擔憂的反應則明顯樂觀：“經過十幾年的努力，市民的垃圾分類意識已經很高了。焚燒是建立在垃圾分類和循環利用的前提上的。”但顯然，這與岡山朋子博士的研究結論相左，在她看來，日本的垃圾分類和處理的政策，無不是以垃圾焚燒為中心的，而最終也會受制于垃圾焚燒。
照搬了焚燒的日本，也就可能斷送了垃圾問題的真正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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