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怎樣理解十二五環保新規劃？
當前，環境問題越來越突出；“十二五”時期，是我國解決重大環境問題的戰略機遇期。于去年12月出臺的《國家環境保護“十二五”規劃》(以下簡稱《規劃》)引起環保人士的廣泛關注，《規劃》出臺已近一月，民間環保人士是如何理解《規劃》的呢？多一種視角，就多一份智慧，多一份力量，為此，中國經濟時報采訪了環保學者、國際環保組織、國內環保組織，請她們來談談對《規劃》的理解。
中國經濟時報：您認為《規劃》有哪些新意和亮點？
李皓：我將這個新規劃與2007年12月發布的《國家環境保護“十一五”規劃》作了比較，感到《規劃》在治理我國環境問題的觀念上有了一個較大的轉變。過去認為，綜合運用法律、經濟、技術和必要的行政辦法就能解決環境問題，但實際效果并不理想！兑巹潯肥状翁岢觯e極探索代價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續的環境保護新道路。我認為，這條新道路指的就是綠色產業。讓綠色產業取代污染產業，就能使發展經濟與保護環境不再對立，做到“在保護中發展，在發展中保護”。
《規劃》首次將“環保惠民，促進和諧”立為基本原則之一，提出要“切實解決關系民生的突出環境問題”，“將喝上干凈水、呼吸清潔空氣、吃上放心食物等擺上更加突出的戰略位置”，要“維護人民群眾的環境權益”。而這些內容在《“十一五”規劃》中是沒有的。我們看到，《規劃》站在惠民的角度，提出的環保目標與民生密切相關，這是《規劃》的又一個亮點。
李琳：《規劃》突出了科學發展、強化保護的觀點，突出強調了環境容量的概念。我們WWF(世界自然基金會)去年發布了《中國生態足跡報告2010》，從生態足跡和生物承載力兩個角度來分析生態安全問題。生態足跡是指人類對自然的影響，生物承載力是自然對人類活動能夠提供的支持。其中的生物承載力，和《規劃》中的環境容量，是類似的兩個概念。我們很高興看到《規劃》和我們在這里有一種思想上的共鳴。
《規劃》中提到要切實解決關系民生的突出環境問題，包括飲用水安全、食品安全、空氣質量等，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亮點。
《規劃》中還提到要多部門協同推進環境保護。我們知道，大自然不是按行政區域劃分的，一條河的流域，一個生態系統的分布，都是超越于行政區域的，很多環境問題是涉及多個部門的，不是一個部門能夠解決的，只有部門聯動，打破行政界限，才能把環境保護工作做好。
雍容：此次《規劃》最大的亮點和新意是“合力”，環境保護不僅僅是環保部門的事情，而是需要聯合全社會的力量開展行動。各級政府成為落實環境目標的主體，各國家部委通過環保部際聯席會議協同推進，企業明確了主體責任，從而形成全民參與的環保社會行動體系。在第七次全國環保大會上，環保部與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政府及8大央企簽訂了“十二五”主要污染物總量減排目標責任書，將量化的環保目標與政績考核相結合，來保證地方政府和企業的行動力。
《規劃》首次提出將建立“有毒有害化學品淘汰清單”，將具有高毒、難降解和高環境危害的化學品列入淘汰名單并逐步淘汰。同時，建立一個“重點環境管理化學品清單”，以限制高環境風險化學品的生產和使用。這是我國首次將具有環境危害的化學品單獨列出清單并對這些化學品進行優先管制，是我國在現有化學物質環境管理上的一大突破。綠色和平希望這兩份名單能夠具有代表性和前瞻性，囊括對生態環境和公眾健康具有已知危害和潛在危害的化學品，并加速其削減、淘汰、消除進程。同時我們也建議健全有毒有害化學品生產使用的信息公開機制，鼓勵全社會參與到化學品環境管理中來，減少企業的環境違法行為，共同迎接一個“無毒”的未來。
王麗娜：我比較關注的是《規劃》中提到的農村飲用水安全問題。其實保護好農村飲用水水源，不僅是對農村居民負責，也是對城市居民負責，因為城市的水源地也基本上在農村，農村水源污染，受影響的是全體國民。因此，開展農村飲用水水源地調查評估，強化飲用水水源環境綜合整治非常緊迫和重要。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重金屬污染，尤其是在一些農村地區，因隨意傾倒礦渣造成的污染比較嚴重，去年我國發生過多起鉻渣污染和血鉛事件，《規劃》中明確提出要遏制重金屬污染事件高發態勢，對此我深表贊同。
中國經濟時報：《規劃》提出，要建立全民參與的社會行動體系。在德班氣候大會上，我國的環保NGO也發出了自己的聲音。請問，我國環保NGO發展中目前有哪些亟待解決的問題？
李皓：要提高環境質量，需要社會三大功能群體的參與：政府、企業、民眾。政府負責發號施令，企業負責控制排污，民眾負責舉報傳播。NGO屬于民眾這一群體，做好向政府舉報污染排放、向社會傳播環保知識和綠色生活方式這兩件大事，就能找準自己的位置，完成好自己的使命。但我國一些環保NGO不清楚自己的定位，要試圖去做“發號施令”、“控制排污”這類只有政府和企業才能做的事，結果就會很有挫折感。
《規劃》中有一條為“積極引導全民參與”，這體現出政府鼓勵環保NGO充分發揮作用。我認為，中國的環保事業正進入一個政府與NGO合作的時代。只要找準了自己的位置，并不斷提高知識和能力，我國環保NGO會有許多事情可以做，發展前景廣闊。
李琳：對環境保護工作來說，NGO的作用是很重要的，無數事實已經證明，在對環保事件的反應中，NGO往往快于政府和企業，這是NGO的一個特點。
NGO應該保持獨立性，發出自己的聲音，不要把自己當成政府的代言人。要保持草根性和科學性，立足民間，并通過不斷地學習，用專業知識來武裝自己。
NGO要確保自身的運營，否則如果連自身生存都困難，怎么能夠發揮維護自然環境的作用？目前國內大部分NGO生存艱難。作為一家國際性環保組織，WWF運作非常規范嚴謹，像企業一樣管理，財務是公開的，可以接受任何機構的調研和審計。在運營方面，國內的NGO也許能從WWF的經驗中得到一些啟發。
對于政府來說，一是如何聽取NGO的聲音，二是應該在立法層面給NGO更好的生存和發展空間，以充分發揮NGO的作用。
雍容：我國環保NGO的發展需要政府的認可、公眾的支持，更重要的是自身專業能力的提高。
目前，環保部等政府主管部門還沒有充分認識到環保NGO的力量和可以發揮的作用，在《規劃》的全文中竟然沒有提到一次環保NGO或環保組織。
在環境問題和事故高發的今天，專業的環保NGO可以成為公眾與政府及企業的橋梁，幫助公眾更加理性地應對環境問題，減少對公共安全、社會穩定的威脅。
要想得到社會各界的認可、支持，環保NGO自身的專業技能非常關鍵。只有在處理環境問題時表現出專業性，以事實說話，發揮獨特的第三方作用，才能更有效地參與到全社會的環保行動體系中。例如在聯合國氣候大會等國際平臺上，不僅僅要開展一些宣傳活動，更要有能力對環境議題、談判進展等給出專業的、獨立的評論。
王麗娜：2010年綠家園組織一批記者做了《中國草根環保NGO媒體調查》，調查顯示，中國的草根環保NGO，尤其是北京以外的草根NGO，年均籌資規模僅為10萬元左右，很多NGO長年只有1-2個全職工作人員。極為有限的資金來源，不僅限制了基層草根環保組織工作的專業性，也限制了人才的輸入。
中國經濟時報：《規劃》提出，要提高農村環境保護工作水平，保障農村飲用水安全，改善重點區域農村環境質量。當前，農村環境污染問題越發嚴峻，多地出現癌癥村、血鉛事件，如何切實做好農村環境治理，改善農村環境質量？
李皓：要治理農村環境污染，首先須斷掉污染排放源。如果排放源來自企業，一般需要政府執法。而向政府部門舉報的，應是當地村民。將環保局的舉報電話公布到每個村莊，會有助于監督排污。
對于已經受到污染的土壤和水體，需要幾年到幾十年時間來減毒。被污染的區域一般采用建隔離帶撂荒的做法，讓其自然長出各種植物。一些植物具有吸收污染物的功能，慢慢地，土壤和水體才能得到凈化。對于這些地帶，環保部門應當立牌提示“污染區”，告知“禁止入內取水、捕魚、采果、放牧、耕種”等。如果污染區在隔離后自然長出樹木、生物質，這些資源可以作為建筑材料來利用。
李琳：要解決農村環境問題還是要從源頭上預防，比如嚴格立法和執法，嚴厲查處企業的污染行為；比如政府在批項目的時候，要充分考慮環境代價，這是其一。其二是要發展一些有益于生態環境的產業，讓當地經濟發展和生態保護互相促進，形成良性循環，比如生態旅游、生態種植。
WWF做過很多項目，像朱綠色大米，為了保護朱的棲息地，WWF和陜西朱自然保護區在洋縣實施推廣綠色大米種植項目，由于產自自然保護區，這些大米價格高，帶動了當地的經濟發展，增加了農民的收入，現在，當地農民對保護朱非常積極主動，實現了多贏的局面。
雍容：2010年發布的《第一次全國污染源普查公告》顯示，農業排放的水污染物已經占到了全國總排放量的一半，其中種植業的化肥和農藥流失是最主要的污染源；屎娃r藥的污染不僅對環境造成明顯危害，也給人們的健康帶來威脅，甚至威脅中國長期的糧食安全。2010年農業部制定了農藥使用的初步減量目標，邁出了重要的一步。但與此同時，針對化肥的減量政策卻一直缺失。更令人遺憾的是，剛剛發布的《規劃》中也未針對農村地區農業污染的控制設定明確的目標和執行計劃。要想切實減輕和治理農業面源污染，必須大幅減少農田中的化肥和農藥使用，因此綠色和平建議相關政府部門盡快制定明確的化肥減量目標，以及更有魄力的農藥減量目標，從源頭減少農田中的化肥和農藥使用。
中國經濟時報：資源相對短缺、環境容量有限已經成為我國國情新的基本特征。如何理解資源相對短缺、環境容量有限的現狀？
李皓：我查了近期的數據，中國的人口密度是138人/平方公里，歐盟國家是116.2人/平方公里，美國是33.7人/平方公里，僅從這一數據比較就能看出：美國與歐盟國家的人口密度比中國都低，美國人與歐洲人擁有的自然資源量和環境容量都比中國大。如果中國沿襲歐美國家的發展老路，現有的自然資源和環境容量是沒法支撐的。中國必須走新的發展道路。
李琳：WWF每兩年發布一次中國生態足跡報告，在全球每兩年發布一次地球生命力報告。在2007年的時候，全球每年消耗的可再生資源，地球需要一年半才能再生。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很多國家看來，中國的經濟模式是成功的，尤其是歐美經濟近年來屢現危機，使中國模式更加引起很多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關注，他們會借鑒和效仿中國模式。因此，中國在發展過程中，如何保護好環境，做到在保護中發展，對很多國家會有示范作用，對世界能不能可持續發展，意義重大。
雍容：在第七次全國環保大會上，李克強副總理強調，“環境是重要的發展資源，良好環境本身就是稀缺資源。”
其實，當良好環境成為稀缺資源的時候，就表明整體環境的形勢已經非常嚴峻，令人擔憂。
經濟發展不應以破壞環境為代價，相信這已經是大家的共識。作為發展中大國和溫室氣體排放最大的國家，如何處理好環境與發展的關系，不但關乎我們每個人的生命健康，也會影響中國的國際形象。
中國經濟時報：《規劃》將“維護人民群眾環境權益”作為環保工作的基本原則之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指出，基本的環境質量是一種公共產品，是政府必須確保的公共服務。那么，政府在保障和改善環境質量方面應該承擔怎樣的責任和義務？
李皓：政府最重要的責任是制定出嚴厲的環保法律法規，并將這些法律法規條款進行廣泛傳播，使其家喻戶曉，這會鼓勵民眾對環境問題進行投訴、舉報、提起訴訟等。在德國，維護環境質量的法律法規制定得很細很周全，比如：晚上十點半以后，公寓住戶不能發出噪聲干擾他人，否則，鄰居可打電話通知警察上門處理；在河邊不能洗車、搓擦車布，目擊者可向警察舉報。
政府還可在公共場所張貼對破壞環境行為的罰款告示。在發達國家，這類罰款告示隨處可見，使公共場所的環境質量得到了保障。比如：在洛杉磯的地鐵站中，貼有圖文并用的罰款告示：“罰金250美元，并罰做48小時公共服務。被罰行為包括：逃票、亂扔廢物、吃喝、吸煙、吐痰、攜帶充氣車、喧嘩、玩滑板、播放音響。”這樣的罰款告示能使地鐵站在看不見管理人員的情況下，整天都保持干凈、安靜、公共設施不受損害。
李琳：在環保工作中，要綜合運用政府的管理職能和市場的調節職能，還要有包括NGO這樣的環保組織的參與，以及媒體和公眾的監督，單純依靠政府管理或者市場調節都很難取得良好的效果。
雍容：首先是建立企業環境信息公開制度，讓公眾和環保NGO也參與到監督中來，讓各級政府部門更方便地監管。
其次是完善跨部門以及跨地區的環保工作協調制度。只有得到了發改委、財政等強勢部門以及地方政府的支持與配合，有相應的財稅等措施的保障，環保部門才能發揮更大的作用，而不僅僅扮演末端監督和懲罰的角色。
在此次《規劃》中，環保部門的角色從以往的“主導”變成了“引導”，地方政府部門和各部委需要承擔的角色和任務也明確地出現在《規劃》中。環保不再是環保部門一家的事情，發改委、財政、科技、工業、國土資源、交通、水利、農業、商務、衛生、海關、能源、氣象、海洋等部門各司其職，充分體現出政府希望發動全社會力量的“大環保”戰略，而只有做到信息公開、落實監管以及完善協調，才能真正地創造一個“大環保”景象。
中國經濟時報：如何切實解決“環境違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問題？
李皓：首先是對違規者要處以高額罰款。我曾在德國看到一則罰款告示：“禁止在地鐵站喂鴿子，違者罰款可上至一萬元。”這樣的罰款規定具有極大震懾力，徹底杜絕了亂給鴿子投食的行為。我們現在對環境違規者處罰太輕了，達不到應有的懲戒作用。
對大肆排污等嚴重環境違法行為，不能僅以罰款了事，應當認定為犯罪，責任人要承擔入獄的后果，這樣才有震懾力。我國對酒駕入刑的執法實踐做得很成功，打擊環境違法違規也可以效仿。
李琳：對環境違法行為，只有行政罰款是不夠的，還要有其他懲罰措施，比如曝光，這時NGO可以發揮作用，NGO可以對污染企業的污染行為廣泛傳播，這樣會使企業的美譽度大大降低，最終會使公眾對該企業的產品形成抵制，這樣造成的后果可能比行政罰款更嚴重。當然，行政罰款也應該加大力度，對嚴重破壞環境的企業，就應該罰得他傾家蕩產，不這樣不足以形成震懾效果。在一些發達國家，環境違法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還有一些市場手段，比如環境風險抵押金，企業在開辦之初，先進行環境風險評估，然后繳納環境風險抵押金。
中國經濟時報：健全排污權有償取得和使用制度，發展排污權交易市場，在試點的基礎上逐步推廣排污權交易。對此您有什么建議？
李皓：我對排污權交易這種制度的效果持暫時觀望態度，我擔心如果這種制度執行不好，會形成這樣一種結果：有錢的企業可以多排污。要避免這種制度成為強勢企業污染弱勢人群的法律依據。
李琳：我們支持這種市場機制的建立和探索，也愿意把所了解的國際上的一些先進做法介紹到國內，但排污權有償取得和使用，應該是最后的手段。
中國經濟時報：最后，請談談您關心的和《規劃》有關的其他問題。
李皓：我很關心水環境質量問題。我國城鄉的河流污染有很大部分由生活污水直接排放造成。過去，發達國家治理生活污水的方法是修建污水管網，將污水集中輸送到大型污水處理廠處理，但后來發現，這樣的做法花費高，能耗高，而且污水截流效果并不好，可持續性差，F在發達國家提倡的是讓生活污水就地處理，從中收集沼氣，獲得清潔能源，凈化后的水就近排入人工湖或自然水體中，使水資源得到再利用。
《規劃》寫道：“到2015年，全國新增城鎮污水管網約16萬公里。”這體現出，我國處理生活污水的思路仍停留在發達國家幾十年前的做法上。在近兩年北京舉辦的環保技術展會上，我看到我國已經有在居民區就地處理生活污水的技術。我希望，“十二五”期間，我國能逐步推廣生活污水就地處理技術，這更符合自然規律，更有利于可持續發展。
李琳：《規劃》主要是針對國內的，我想說的是，我國的影響力已經今非昔比，對外投資遍及全球，因此，對于那些已經走出去的企業，在國外也應該承擔起保護環境的責任，這不僅是個環保問題，也關乎國家形象。李克強副總理在第七次全國環保大會上指出：“加強環境保護是參與國際競爭與合作的必然要求……從增強綜合競爭力、維護國家利益、保障能源資源安全、承擔國際責任考慮，都需要我們切實做好節約資源、保護環境工作。”
另外，我還要強調一下，保護環境重在預防。西方有一句諺語：“An ounce of prevention is worth a pound of cure。”大意是，一盎司的預防勝于一磅的治理。同樣的事情，如果提前預防，付出的代價會遠遠小于事后的治理。
雍容：《規劃》中沒有提及環保NGO的作用和力量。與普通公眾相比，環保組織相對而言更加專業，或更加專注于某些具體的問題，因此，環保組織可以在全民參與的社會行動體系中發揮重要而積極的作用。特別是在政府、企業和公眾之間搭建橋梁，與公眾一道更加專業與合理地表達環境訴求，協助政府、企業妥善處理各類環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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