紡織業：“新工藝”排放更“毒”廢水
“紡織業每年產生近25億噸廢水和其他污染物，不管是從化學需氧量還是從氨氮等主要污染物來看，紡織業都是當下中國最大的污染源之一。”公眾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日前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4月9日，公眾環境研究中心等5家國內環保組織在京發布了《綠色選擇紡織品牌供應鏈污染》調研報告，指出一批大型品牌服裝零售商的在華供應鏈存在嚴重環境違規，部分企業存在私設暗管、污水直排、不正常使用污水處理設施等現象，對中國水環境造成污染。
報告發布方就調研數據于2012年3月22日、26日、29日三次向包括李維斯、阿迪達斯、CK、阿瑪尼、雅戈爾在內的48家品牌企業就供應鏈環境違規問題發出詢問，截至4月中旬， 16家企業給予回復。
新工藝涌現，污染處理尚跟不上
近幾年來，紡織工業廢水排放總量和占全國廢水排放的比例呈直線上升趨勢。作為品牌服裝供應鏈的上游，紡織業面臨的污染局面有著結構性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印染、染整等領域。上述調研報告指出，目前，染整廢水排放量占整個紡織業廢水排放總量的80％。浙江、江蘇、山東、廣東和福建5省排放染整廢水總量約占全國染整廢水總量的90%。
“近年來更突出的矛盾是新工藝、新原料、新染料的不斷開發和應用，使得生產過程中排放的廢水污染物變得越來越復雜，處理難度不斷增加。”作為調研報告執筆人，馬軍對紡織業新工藝導致的污染深有感觸：“如近年來流行的堿減量和海島絲工藝，廢水中COD(表示水質污染度的重要指標，值越小說明污染程度越輕)含量高達幾萬毫克／升。這些新的助劑在技術處理上非常復雜，目前還沒有研發出特別有效的針對性污染處理技術。印染廢水處理后，污泥處置也是尚未解決的全國性問題。”
目前，江浙印染企業集中地區的印染廢水COD排放濃度由原來的不足1000毫克/升增加到2000毫克/升。滌綸產量在當下中國的纖維生產中產量最大，堿減量工藝則已成為滌綸生產中的重要環節，而堿減量工藝產生的對苯二甲酸不論采用生化或物化方法都難以處理，這就是浙江、江蘇堿減量工藝集中地區相關環境指數不能穩定達標的主因之一。
未達到COD規定排放標準就直接排放的廢水，其中的有機成分分解后會耗光水中氧氣，造成魚蝦成批死亡，嚴重破壞水體、底泥及其生態系統。
事實上，印染業迅速發展帶來的污水處理難題早在2004年左右就曾經得到輿論關注。當時國家環境主管部門曾有這樣的評論：加入世貿組織后紡織染整是利好行業，近幾年均以二位數增長（有的超過30%），廢水和各種污染物排放量也同比增長。由于印染過于集中，加上達標率不穩定，實際排污總量與環境容量尚有一定差距。幾年來，淘汰陳舊落后、能耗高、性能差的生產設備，研發高新技術一直被認為是解決環境問題的藥方。
“然而，紡織業的污染處理技術，并沒有隨著新工藝得到改進，這并不是因為缺乏技術研發，而是因為新技術開發出來卻沒有人去用。”馬軍指出，污染處理跟不上，不僅是一個技術問題或資金問題，首先是因為企業缺乏治理污染的動力。
一年列支120萬元，預設為環境罰款
盡管政府對紡織業的環保要求日益嚴格，地方環保部門卻難以確保工廠企業真的執行這些國家標準。執法力度弱、環境訴訟難，導致違法成本偏低；水資源價格人為壓低，造成企業沒有高效、循環用水的動力。
“紡織業廢水排放量大，即使達標排放，也會給環境造成壓力，更何況實際操作中許多紡織企業根本不能做到穩定達標排放。”環友科學技術研究中心主任李力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公眾環境研究中心從2006年開始發布“中國水污染地圖數據庫”，在該數據庫中，截至2012年2月20日，紡織企業有違規超標記錄的已超過6000家，包括：私設暗管、未經處理直排污染物、不正常使用污水處理設施、超標超總量排放污染物、擅自動用被查封的生產設施、因環境問題突出被掛牌督辦等。
“建立在‘中國水污染地圖數據庫’基礎上，本次調研用時半年，首先通過海量搜索，進而分析財務報告以及上市企業的上市報告，對許多品牌服裝的供應鏈進行了排摸，弄清楚了每個環節到底是誰給誰供貨，確立了紡織品供應商和品牌服飾之間的關系。”公眾環境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晶晶告訴《瞭望東方周刊》，一批超標違規的紡織企業位于大型國際、國內品牌服裝的供應鏈上游，完全游離在品牌服裝企業環境管理范圍之外。
福田實業集團下屬的東莞福安紡織印染有限公司，是世界最大的紡織業供應商之一。這家企業和Gap、Tommy Hilfiger、Reebok、耐克等知名品牌長期保持密切合作。“這樣一家在業內聲譽卓著的上市公司，其環境違法行為就令人費解”。 馬軍說，該廠曾在2006年私設兩條管道偷排，“一條管徑達25厘米的鐵制暗管，通過兩個隱蔽的閥門控制，每天直接將偷排2萬多噸未處理達標的印染廢水。當時，在該公司位于東莞、深圳界河茅洲河的排污口，暗紅色污水在江面劃出明顯的污染帶。這家公司因此被追繳了21.7萬元的罰款。但對于這樣一家年產值幾十億的企業，如此數目的罰款能起到的作用實在有限。”
馬軍說，調研中還出現過極端的案例，某企業估算月罰款不會超過10萬元，在年度預算中干脆列支120萬元，預設為環境罰款。“企業的態度是，罰就罰唄，一些大型紡織企業一天的廢水處理成本可能超過十萬元，違法成本嚴重低于守法成本。”
并非簡單給出“黑名單”
盡管一些名牌服裝的供應商出現諸多環境違規問題，但大多品牌成衣公司并不把監管供應鏈上游視作自己的責任。
在調研中，公眾環境研究中心發現ZARA的部分疑似供應商存在環境違規問題，包括被當地群眾投訴，部分生產廢水未經處理直接排放，以及因清理廢水池事故導致人員傷亡等。在調研組發出關于其在華疑似供應商環境違規的提示信后，來自ZARA的回復寫道：“很遺憾我們不能回答來自學校、大學和專業人士等個體對于我們業務模式問題的回應。”
“ZARA的這些疑似供應商存在的問題是現實，而ZARA作為全球最大的時裝零售公司之一，在其官網公開說‘真誠地與廣泛的利益相關方和社會建立聯系；持續地與前面提到的利益相關方和社會組織進行對話，整體業務活動要透明性’，我們認為ZARA有違其公開承諾。”馬軍說。
與ZARA不同，耐克、H&M、李維斯、阿迪達斯等品牌企業在接到環保組織的提示信后分別表示已開始深度調研供應商違規情況，考慮建立供應商檢索體系。
耐克在回復中表示：“耐克公司將要求在華供應鏈伙伴自己關注自己的環境行為，在需要的情況下，還要求其公布整改計劃。”
阿迪達斯在回復中表示：“如果供應商違反法律，包括環境和污染控制法規，我們要求供應商采取糾正措施。如果違法行為不能得到整改，我們會寫警告信進行跟進，該情況（在最壞情況下）可能會導致終止業務關系。”
李力表示，本次調研的目的并不是簡單列出一份紡織企業排污“黑名單”，而是希望品牌服裝企業利用公開信息，主動地、有效地識別供應鏈違規問題，建立定期檢索機制，推動其供應商作出整改及完善信息披露。
“當環境管理沿著供應鏈條層層遞進至原材料生產環節，品牌企業將有可能真正實現對紡織產品生命周期的污染控制。由此激發的連鎖反應，將為中國的污染控制提供強大動力。”李力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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