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與黑”的抉擇——中國環境警示錄
這是一個令人驚嘆的“口罩指數”——
每天１１．５萬只，這是今年１月份霧霾最嚴重時北京日生產口罩數量。那幾天，“老字號”同仁堂店鋪每天都賣掉近萬只口罩。
飆升的“口罩指數”背后，是危險的“污染信號”——
今年一季度，北京市霧霾日數４６天，創近６０年之最。何止是北京，持續的霧霾蔓延全國１０個省區，波及８億人。
大范圍霧霾天氣，嚴重水污染，令人憂慮的土壤污染……經歷３０多年經濟高速發展的中國，已進入累積性環境健康事件頻發期，面臨著全世界絕無僅有的環境治理難題。
是環境保護優先？還是快速發展當頭？
這一時代課題，關乎億萬人生活福祉和中國未來前途命運！
黑色的警告：新舊問題交織，發達國家上百年工業化進程中分階段出現的環境問題，在中國短時間集中呈現
“過去沙塵暴，靠紗巾；現在是嚴重霧霾，不僅戴口罩，甚至要靠防毒面具了！我做了３０年環保工作，看到要徹底清除霧霾，還是靠下雨刮風，真是遺憾的事！”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院長孟偉談起霧霾天氣頗為感慨。
這不是危言聳聽——
據中科院大氣物理研究所的專項檢測，１月份強霾污染物化學組成，是上世紀中葉英國倫敦煙霧事件和美國洛杉磯光化學煙霧事件污染物的混合體，并疊加了我國特色的沙塵氣溶膠。
作為世界知名的環境公害事件，１９５２年倫敦煙霧事件中有上萬人喪生；１９５５年美國洛杉磯發生光化學煙霧事件，居民眼疼、呼吸困難，有４００多老人因此殞命。
這次大范圍霧霾，是大自然對我們的嚴重警告：盡管沒有對人體生病危害的統計數字，但可以確信，若不行動起來，后果不堪設想！
“回顧十多年來的空氣治理歷史，我們是按下葫蘆浮起了瓢，如今治理的難度前所未有。”中科院大氣物理研究所研究員王躍思說，我國大氣污染類型已經由最初的燃煤型污染轉變為目前燃煤－機動車－工業排放多類型污染、高負荷共存的重度復合大氣污染類型，這是發達國家所沒有經歷過的新情況。
大氣污染，只是我們遭遇環境污染的縮影。
再看看水：
最新的監測顯示，２０１２年全國地表水總體為輕度污染；
中國第一大江——長江干流水質雖為優，但螳螂川、烏江等５條主要支流為重度污染，外秦淮河、黃浦江等９條支流也受不同程度污染；
其他幾大水系中，黃河、松花江、淮河、海河等幾大流域均為輕度或中度污染；
污染之痛，讓曾經滋養了一個個魚米之鄉的湖泊濁淚直流。我國四大淡水湖中，洞庭湖和太湖輕度污染，洪澤湖為中度污染，鄱陽湖雖水質良好但也遭受氨、磷等營養物質過多的侵害。而滇池、達賚湖、白洋淀等７個大型湖泊為重度污染。
更讓人擔憂的是，在全國４９２９個地下水監測點中，水質較差、極差級的比例超過一半，地下水污染由點向面擴展。
總體看，我國水污染治理歷經近２０年雖有成效，但總體水質惡化尚未根本控制。“我國正處在工業化的中后期，水環境保護工作面臨的壓力越來越大。”孟偉院士說。
值得警惕的是，產業轉移帶來的污染正由東部向中西部轉移，城市污染向農村蔓延。
環境污染給人民群眾身體健康帶來嚴重危害，血鉛病、癌癥在一些地區集中出現，環境問題正成為新的社會不穩定因素。
“局部有所好轉，總體尚未遏制，形勢依然嚴峻，壓力繼續增大。”環保部部長周生賢用這四句話來概括目前環境狀況。
中國在短短幾十年里，走過了發達國家幾百年才完成的工業化、城鎮化過程；與之相伴的，發達國家一兩百年間逐步出現的環境問題在我國集中顯現，呈現明顯的結構型、壓縮型、復合型特點。
“我國現在正處于重污染階段，傳統污染問題和新問題交織。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積極的措施，環境形勢將面臨巨大挑戰。”孟偉院士說。
沉重的代價：濫用“環境紅利”，只能讓我們付出一份不對稱的“賬單”
“四圍香稻，萬頃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楊柳”。２００多年前的清代詩人孫髯翁曾揮筆寫就一首聞名天下的長聯詠嘆“五百里滇池”。
倘在今日，孫髯翁恐怕再無雅興，昔日的長聯也只能換來一聲長嘆——
滇池自上世紀７０年代遭受破壞和污染，雖治理幾十年，投入資金高達數百億元，如今水質等級仍為重度污染。
滇池之痛，根本原因在于污染速度大于治理速度！如今，仍有１５條流入滇池的河流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７條為重度污染。
有人感嘆，滇池好似一個“資金無底洞”，發展與污染之間的成本該如何核算？
“十二五”期間，我國重點流域水污染防治投入預計將由“十一五”的３０００億元增至５０００億元，平均每年１０００億元。
１０００億元是什么概念？這超過了中央財政去年撥付的８７５億元全國低保補助資金！
對應著過去支撐中國高增長的“改革紅利”和“人口紅利”，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馬中認為，中國發展同樣有著“環境紅利”——
歷時四年研究，馬中教授牽頭的一項課題研究發現：按照現行水價體系，從取水到污水處理，企業只需支付極低的費用，遠低于它對環境的破壞。而這差價，則由全民埋單。
以２００９年為例，我國工業用水量７３２億噸，大部分企業直接從天然水體取水，水資源費僅為０．１３元／噸，只等于取水成本的五分之一；而企業更愿意自行處理后直排天然水體，只繳納０．１３元／噸的污水排污費，而納入管網交給污水處理廠處理，每噸則需支付１．２８元。
如此“一取一排”每噸水只花費０．２６元。經測算，全國工商企業通過低水價獲利可達到２０００億元以上。
統計顯示，全國每年排放的廢污水量從上世紀９０年代初的３５０億噸左右上升到去年的６８４億噸，這相當于全國１３億人每人排放５３噸。
過度的“環境紅利”所付出的代價，是環境污染和資源退化，這是我們無法挽回的巨大環境成本！
如果說水價成本尚可算，那么，被污染的空氣、受重金屬侵害的土壤、被毀的林木……這些成本又怎能算得清？
看看這樣一份“賬單”吧：
世界銀行曾估算，中國每年大氣污染引發的損失高達４０００多億元；
全國每年因土壤污染而減產糧食損失超過２００億元；
去年全國財政環保投入２９３２億元；
治理太湖污染至今投入８００億元；
……
事實不容回避。淮河流域１５００多個小造紙廠曾讓１．２億人喝不上干凈水。要恢復淮河本來面貌，成本超過造紙廠創造ＧＤＰ的數萬倍！
在不斷惡化的環境面前，我們付出的代價不僅是金錢，而且是身體健康、甚至是生命！這又豈能用錢來衡量！？
快速發展的中國在不斷改變世界經濟版圖之時，我們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感受到了切膚之痛。松花江水污染、云南曲靖鉻污染、湖南“毒大米”……不斷爆發的環境危機事件，已成了高懸在人們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馬克思說過，文明如果是自發地發展，而不是自覺地發展，則留給自己的是荒漠。
“巨大自然資產損失在很大程度上減少和抵消了我們所創造的國民財富。”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胡鞍鋼教授說，“前者是看不見的巨大生態損失，后者才是看得見的國家經濟統計。”
失衡的天平：環保與掠奪資源式發展抉擇的背后，是“綠色和黑色”兩者間長期的糾結與爭鋒
“一種奇怪的寂靜籠罩了整個小鎮。鳥兒消失了，神秘莫測的疾病襲擊了成群的小雞，牛羊病倒，正玩耍的孩子也出現突然倒地死亡的現象……”
１９６２年，美國人路易斯·卡遜在《寂靜的春天》一書中揭示了農藥“滴滴涕”帶來的生態環境危機，轟動全球。
有統計顯示，在２０世紀５０年代末，使用農藥滴滴涕使全球糧食增產，讓５００萬人免于饑餓。但后來又證明，大約同樣多的人被它送了命。
卡遜的這本小書因此成為世界環保意識覺醒過程中“里程碑式”著作。但現在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此書面世時世界上眾多農藥商們甚至一些國家的政府官員曾竭力詆毀卡遜的論斷，并對這個弱女子進行人身攻擊。
事實上，由于觀念和利益因素，歷史的天平常常在發展和環保之間失衡，更加偏重前者——
在加速推進工業化初期，英國、日本、德國、墨西哥等國都曾有過環境惡化的慘痛教訓。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７３年，日本經濟年均增長超１０％，但與此同時，大氣、水、食品等污染事件如多米諾骨牌般相繼發生，集中爆發了世界八大環境公害事件中的四件。
作為中國環保領域的開拓者，國家環保局首任局長曲格平曾感慨：誰都贊成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同步，可許多地方在制定具體政策時，還是寧可犧牲環境保護經濟！
在霧霾現象最為嚴重的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這三個區域僅占我國國土面積的８％左右，卻消耗全國４２％的煤炭、５２％的汽柴油，單位平方公里的污染物排放量是其他地區的５倍以上。
目前，我國經濟重型化結構仍比較明顯，全國逾半數的重化工業還分布在長江、黃河等水系周圍。在各地“十二五”規劃中，依然有２０多個省份把鋼鐵、石油化工等產業作為重點產業來發展，環境壓力持續加大。
忽視環保、掠奪資源的發展道路已越來越走不通，也走不起。中國支撐經濟發展的戰略性資源嚴重不足，淡水、耕地、石油等人均占有量與世界相比明顯偏低，中國ＧＤＰ占世界的比重不到１０％，能源消費卻占２０％左右。
曲格平認為，中國目前還沒做到有效避免很多發達國家曾經歷的“先污染、后治理”老路。這位８３歲的“環保老人”疾呼：我們已到了抉擇轉變的關鍵時刻！
綠色的呼喚：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保護優先”是建設美麗中國的關鍵抉擇，中國正謀求一條環保新道路
刀鱭魚，曾是遼河中的一種河里生、海里長的特產魚。但在前些年遼河水質惡化時，這種對水質要求很高的魚類一度瀕臨絕跡。
經過近年來有效保護治理，遼河終于摘掉了“重度污染”的帽子，漸漸恢復了往日的靈動，刀鱭魚也再度重現。
“子非魚，焉知魚之樂？”但魚兒是不會說謊的！只要用心保護，從根本上讓生態環境休養生息，大自然就會顯現出驚人的自我修復能力！
經歷３０多年快速發展，經濟總量“世界第二”的中國已站在全新歷史起點上；面對今天仍然巨大的環境壓力，中國正在謀求一條環保新道路。
黨的十八大報告令人矚目地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總體布局，提出堅持節約優先、保護優先、自然恢復為主的方針，描繪了“美麗中國”的藍圖。
習近平總書記今年５月２４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指出，要正確處理好經濟發展同生態環境保護的關系，牢固樹立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的理念，更加自覺地推動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決不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去換取一時的經濟增長。
“保護優先方針的提出，充分體現了我們黨對自然規律、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更加深化，對發展與保護關系的把握更加科學。”周生賢說。
一部世界環境保護史，就是一部正確處理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關系的歷史；每一次重大環境事件的發生，也都是兩者關系重新調整的契機。
洛杉磯光化學煙霧事件后，美國制定了國家環境政策法，明確提出以環境保護優化經濟增長的戰略指導思想，從此開始實現歷史性轉變；
２０世紀７０年代，德國開始把國家戰略從經濟發展優先調整為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相協調。２０年以后環境質量大為改善，河流變清了，空氣污染減少了一半；
……
中國的環保理念也在不斷深化。從上世紀８０年代提出“經濟發展、社會發展和環境發展同步進行”，到接受和倡導“可持續發展理念”，到確立“科學發展觀”，直到如今“生態文明”成為定位發展的重要維度……中國環保工作一路探索前行。
保護優先，不是不要發展，而是為了可持續發展。貫徹落實好保護優先這一方針，就能占據新一輪發展的制高點。
有著“湘南洞庭”美譽的湖南東江湖，這些年來同樣面臨著周邊有色金屬開采、農業面源污染等威脅。但東江湖所在的資興市一直以嚴格的環境準入守護這盆清水，從２００２年至今否決了２００多個可能影響水環境的項目，使湖水長期保持一類水標準。
當地算了這樣一筆賬：東江湖保護每年投入５億多元，而東江湖如今提供的生態服務功能及生態產品價值每年超過４００億元。
確立起保護優先的理念：保護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這正是歷史和實踐給我們的寶貴啟示——
保護優先，就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擯棄“高耗能、高污染”黑色粗放發展模式，自覺推動綠色發展；
保護優先，就要牢固樹立生態紅線的觀念，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空間格局，保障國家和區域生態安全；
保護優先，就要大力節約集約利用資源，推動資源利用方式根本轉變，健全和落實資源有償使用制度；
保護優先，就要完善經濟社會發展考核評價體系，建立體現生態文明要求的目標體系、考核辦法、獎懲機制，徹底轉變以ＧＤＰ論英雄的觀念。
觀念確立，貴在落實。
正如國際著名環保專家、曾連續１７年擔任聯合國環境署執行主任的托爾巴博士的名言：真正檢驗我們對環境貢獻的，不是言辭，而是行動！
人們注意到，實質性舉措已經提出，變化正在悄然發生——
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進行第六次集體學習；
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大氣污染防治十條措施；
重點湖泊水環境綜合整治、重點流域水污染防治等環保“五大戰役”箭在弦上；
……
綠色在呼喚，人們在期待——一個天藍、地綠、水凈，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美麗中國”夢想，距離我們不再遙遠！
使用微信“掃一掃”功能添加“谷騰環保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