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污染恐慌——日本前車之鑒明確中國前進道路
幾公里外霧蒙蒙的，東京塔不見蹤影。
現在的東京雖然藍天一片清澈 ，但在經濟快速發展的1960年代，東京也曾和現在的中國一樣，被霧 霾“寵幸”過。
“64年東京奧運會的時候，東京的空 氣污染狀況與2008北京奧運會 時的北京差不多 。我們也希望象東京一樣找回藍天”。北京市環境保護局副局長方力這樣說道。
中國嚴重的環境污染并不是中國的特 色 。日本也是過來人 。 在幾周內造成1.2萬人 死亡 的 倫 敦“黑霧事件”的原因，就是典型的燃燒煤炭引發的空氣污染事件 。
歷史已經證明，經濟快速發展時，發展的弊端基本上都會以環境污染的形式表現出來。為了喚回藍天，日本也曾耗費了漫長的時間。
日本也曾經濟第一環境第二
日本的公害最早可以追溯到二戰之前著名的“足尾銅山礦毒事件”，但引發國民關注的，還是到了工廠 排放廢氣和廢水激增的經濟高速發展期之后。
當時的日本就像現在的中國，把發展經濟看的比環境更重。日本揚名世界的制造業也曾公開揚言：“采取環 保措施，會輸掉成本競爭力。”
而日本政府之所以能對治理環境動真格，契機應該是以迅猛之勢傳遍全國 的反公害市民運動。從1967年開 始，“新潟水俁病”、“四日市哮喘”、“痛痛病”、 “熊本水俁病”等公害訴訟接連涌現，被 告企業紛紛敗訴。
從60年 代后期公害 問題顯現之后 ，在后來的20年間，日本 的工廠都在為污染對策而奔走。額 在那之后的另外20年，治理的對象又逐漸轉向了隨著城鎮化發展增加的汽車排放尾氣，以及氣候變暖。
再來看中 國。在經歷優先發展經濟的時代之后，以2006年锃制定的“十一五”規劃為起點，中央政府開始大力治理環境問題。
中央政府制定出了使SO2（二氧化硫）排放量減少10％的目標， 并且把減排目標詳細分配 給練 了各個省、市乃至發電站等企業。
減排目標的完成度成為地方政府官員的人事考評的項目，倘若 達不成目標，甚至會影響到官員 仕途。鉚
國民意識的轉變也促進了制度的完善。在2011年出現的PM2.5熱議的帶動下，關注環保的人群也發生了巨大變化。
現如今，通過智能手機的應用查看空氣污染指數早已普及，環境污染成為了直接關系到自己生活的問題。
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是隨著SNS（社交網站）快速普及，政府掩蓋負面消息的難度增大。崛起 的網絡輿論使政府受到了更加嚴格的監督。
盡管如此，對于幅員遼闊、人口超過13億的中國來說，方向的轉換要具體體現到行動上還需要一些時間。即便是日本，到今天 這 一步也歷經了近 40年的時光。要求中國立竿見影可以說是強人所難。
也有看法認為，要想改善環境，“只要放慢經濟發展的速度即可”，但是，在貧富差距依然詔懸殊的情況下，讓中國“不鳶要再富了”不是辦法。
那么，日本有沒有可以 做的事情呢？
污染的一部分也有日本的責任
日本可以做的，比方說提供環境行政管理經驗。但一位日本地方政府的官員透露說：“中國政府已經學到了 日本的所有經驗。現在需 要的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具體措施。”
以北京市和東京都于2013年10月舉行的討論會為例。討論會的主題是柴油車的排放限制，但他們希望了解的，并 不是限制本身。
他們關注的焦點，是具體實施的做法。東京都先于國家，自行實施了限制，在此之后，東京都是如何帶動千葉縣、神奈川縣等周邊三縣，擴大實施范圍的？
在現在中日冰冷的關系之下，日本政府籠罩在“現在不便做幫助中國發展經濟的國際協作”氛圍之中。但是，幫助中國解決環境問題，受益的不只是中國。其中還隱藏著讓變涼的中日經濟交往轉暖，甚至隱含著穩定外交的可能性。
其實，中國政府的不少官員都表示，在中日關系之中，“唯有環境問題可以另說”。中方有明確的 需求，日本企業也能從中獲得商機。
在此之前，日本企業在中國開展環境業務的歷史絕對算不上成功。閨面對成本競爭力占優的中國企業，日本企業在很多領域上都一敗涂地。但現在，風向要變了。
理由是今后，中國的環境限制將會愈發嚴格。日中環境協力支援中心社長大野木升司認為，“中國企業的技 術將會漸漸跟不上限制的要求”。
這樣跡象正在逐漸顯現出來。以北京市針對污水處理廠的排放標準為例。這項標準十分嚴格，污 水必須凈化到與河流相 同或更高的潔凈度之后才可排放。其中包含通過排放凈化水，改善污染河流水質的 想法。就目前而言，恐怕還沒有哪個中國企業擁有這種高水平的處理技術。
但是，不能把中國的環境問題單純看成是一個商機。
按照日本國立環境研究所地區環境研究中心主任大原利真的估算，“困 擾中國的空氣污染物之一的NOx（氮氧化物）有5％最終用于日本的消費”。
樣一個例子，日本銷售的狗糧中會添加“維生素K3”。中國生產的維生素K3在全世界占有 相當大的比例。而人工合成的制造 現場造成了嚴重的水質污染。這種事例不勝枚舉。
環境問題是“人類公敵”
作為世界工廠壯 大起來的中國一方面制造了污染，一方面也支撐著包括日本在內的世界經濟的發展。對日本來說，中國的環境問題并非事不關己。也不是一味指責來自中國的跨境污染就可以解決。日本需要認識到，對于中國的污染，自己也有一定的責任。
在東西冷戰即將結束的1980年代末，當時的蘇聯總統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曾把地球的環境問題稱為“人 類公敵”。在那個經濟交流和外交都陷入僵局的時代，“環境”成為 了推動東西對話的一個主題。
這樣的格局同樣適用于現代。中日領導人會談雖然難以實現紼， 但在2013年的春天，中日韓環境部長會議順利召開。對話的窗口依然敞開。
現在，日本或許也應該以環境為軸心，重新建立良好的中日關系。畢竟擾亂民 眾日常生活、威脅健康的環境污染是超越了外交和經濟問題的、人類共同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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