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鋼廠的搬遷賬本
面對化解產能嚴重過剩矛盾的相關政策，以及全社會高度重視環保的巨大壓力，近年來，那些坐落在城市中的鋼鐵企業不斷傳出要搬遷調整的消息。從已經調整成形的首鋼、重鋼、廣鋼，到正在進行中的青鋼、石鋼、合鋼，再到傳聞中將要實施調整的梅鋼、南鋼、濟鋼，搬遷調整好像一下子成了化解產能過剩和解決環保問題的“金鑰匙”。
然而，在當前行業形勢異常嚴峻的情況下，鋼鐵企業是否有能力滿足搬遷調整所需的巨大資金需求?搬遷后城市和企業能否真正實現轉型升級的目標?這些都是地方政府和鋼鐵企業在決定搬遷調整前必須衡量的問題。在這里，至少要算好環保、經濟、財政這三本賬。
環保賬：搬遷調整不是唯一途徑
在城市鋼廠搬遷調整浪潮中，“搬遷”二字之前無一例外地都要加上“環保”二字，仿佛鋼鐵企業對于城市的污染已經嚴重到除了搬遷調整之外再沒有第二條路可走的程度。
毋庸置疑，環保是企業生存和發展的頭等大事。然而事實證明，鋼鐵生產并不能與環境污染直接劃等號。鋼鐵行業雖然屬于高排放行業，但在經過一系列環保改造和廠區治理之后，很多鋼鐵企業不僅沒有成為拖后腿的污點，甚至可以成為城市環境治理的亮點。
一方面，城市鋼鐵企業并未加重城市的污染程度。以河北鋼鐵集團唐鋼為例，在唐山這個污染重鎮，唐鋼卻經過一系列環境改造，包括全封閉原燃料堆場、脫硫和除塵、污水回收處理、二次能源利用、固廢資源化等成為了唐山市的“綠洲”。唐鋼廠區內的綠化率達到50%以上,廠區的空氣質量達到二級以上，這些數據均好于唐山市區的整體水平。可見，一家負責任的鋼鐵企業完全能夠實現與城市的和諧發展。
另一方面，沒有鋼鐵企業也并不意味著城市的污染程度絕對會降低。例如，城市中大量的機動車尾氣排放及房屋和基礎設施建設揚塵也是導致城市空氣污染的“罪魁禍首”之一。自2005年以來，首鋼停掉了在北京地區的全部冶煉設備。同時，包括石化、裝備制造、造紙等一系列被視為嚴重污染源的工業企業也都先后搬離了北京。但在此之后，北京的空氣質量非但沒有好轉，霧霾天氣反而日漸嚴重。由此可見，從環保著眼，不應刻意夸大鋼鐵企業的污染排放。
而從循環經濟的角度考慮，發展循環經濟不但是實現企業自身跨越的根本途徑，也是實現城市和諧發展的關鍵。實際上，在未來鋼鐵企業的三大功能中，除了清潔鋼鐵產品生產之外，能源轉換和廢棄物消納處理兩大功能均要依托城市來實現。
目前已經有很多城市鋼鐵企業實現了對社會廢棄資源和能源的回收利用。唐鋼在建設水處理中心之后，不僅不再取用地下水，還從唐山市購買生活廢水進行處理，反哺于工業生產;山鋼集團濟鋼將自身生產過程產生的低溫余熱用于濟南市居民供暖，僅3座1750立方米高爐的沖渣水產生的余熱就可為80萬平方米的小區供暖，目前濟鋼已開發余熱供暖面積277萬平方米，相當于年節約標準煤15萬噸，減排二氧化碳40萬噸，減排二氧化硫0.36萬噸;重鋼已經建立起了垃圾焚燒發電廠，將城市垃圾轉變為自身的能源。作為都市型鋼廠的代表，太鋼除了回收城市污水、向市區供暖之外，還將富余的焦爐煤氣為太原市居民供氣，并積極投資發展廢舊機動車拆解再利用業務，廢舊輪胎、塑料等城市垃圾的綜合利用項目也在積極推進。
此外，鋼鐵企業與相關企業之間的物質循環供應鏈也是發展循環經濟的重要抓手。如鋼廠對高爐、轉爐、焦爐三種煤氣進行全面回收后，可以供發電廠使用，如有富余還可以向社會供電;固體廢棄物除含鐵部分回收自用外，其余可供應給水泥廠。中循環系統的建立有助于整個區域資源的節約和合理利用，并能通過供應鏈的傳遞與周邊產業協同發展。
正是出于這些考慮，國家在《鋼鐵工業“十二五”發展規劃》中并沒有要求所有的城市鋼廠都進行搬遷，而是明確提出“有序推進與城市發展不協調的鋼廠轉型或搬遷。對于經濟支撐作用下降和資源環境矛盾突出的鋼鐵企業，實施轉型或搬遷改造”。換言之，對于經過改造可以與城市發展相協調的鋼鐵企業，一搬了之并不是唯一的解決方案，也不是最佳的解決方案。
經濟賬：搬遷企業需政策扶持
如果說環保達標、與城市和諧發展是考慮城市鋼廠搬遷的出發點，那么，搬遷后的鋼廠能否更好地實現轉型、鋼鐵產業結構能否得到優化、能否獲得更大的效益則是衡量城市鋼鐵企業是否應該搬遷的標尺。任何一家企業在搬遷前都必須算這一筆經濟賬。
目前，鋼鐵行業已經實施的城市鋼廠搬遷改造項目，如首鋼搬遷至曹妃甸、重鋼搬遷至長壽新區等，基本都是在2005年~2010年完成的。這段時間內市場形勢相對較好，資金成本較低，是這些搬遷調整項目得以順利完成的主要原因。
但即便如此，搬遷調整所需的龐大資金需求對鋼鐵企業來說仍然是一筆巨大的開銷。以重鋼為例，重鋼搬遷調整所需資金約300多億元，由于項目遲遲沒有得到批準，無法申請銀行的長期貸款，而短期貸款利率較高，因此重鋼籌集搬遷資金的過程非常復雜。重鋼大渡口老區的土地由重慶渝富集團進行收購和開發，在土地尚未空置出來的情況下，渝富集團就向重鋼提供了100多億元的資金，讓重鋼搬遷工程得以運轉起來。與此同時，重鋼股份公司通過從H股回歸A股籌集了10億元資金，發行企業債券融資20多億元，向國外銀團如匯豐、渣打等貸款獲得30億元左右，再加上當地商業銀行貸款以及設備租賃公司的大力支持，這才使重鋼籌集到了搬遷調整所需的巨額資金。
但巨額的負債也讓重鋼背上了巨大的包袱。根據上市公司重慶鋼鐵2013年年報顯示，該公司2013年虧損25億元，資產負債率高達79%，貨幣資金余額僅15.53億元。而2013年年中時，重鋼的資產負債率一度高達90%。
首鋼京唐曹妃甸鋼鐵基地的情況也類似。該項目一期工程建設了800萬噸的生產能力，總投資635億元，實際投資接近730億元。其中很大一部分來自于銀行貸款，每年需支付巨額利息。
一方面是巨額的資產負債難以承受，另一方面則是固定資產和生產經營所受到的損失。
大多數鋼鐵企業在搬遷調整時都會淘汰掉大部分原有的生產設備，轉而新建更為先進的設備。被淘汰的這些設備大多數已經提完折舊，正處于可以發揮最大效益的時期，有的設備甚至連折舊都還沒有提完，就面臨被淘汰的命運，造成了巨大的固定資產損失。與此同時，新建設備投資巨大，折舊費用也很高。企業搬離原址，在幾百公里之外重新建設廠區，會使原有的鐵路、公路運輸體系難以延續，有效運輸半徑的重構也會影響到對原有客戶的服務和成本競爭力，甚至面臨進入陌生市場的巨大風險。此外，鋼鐵企業在搬遷調整過程中都要先淘汰、后建設，可能面臨一定時期的停產搬遷，這甚至會使鋼鐵企業丟掉原有的市場份額和用戶群體。
正因為如此，大多數實施搬遷調整的鋼鐵企業都經歷了一段非常痛苦的磨合階段。
以首鋼為例，盡管國家同意返還首鋼4年的增值稅、所得稅共計38億元，同時給予國債貼息19億元及其他資金支持170億元，但曹妃甸鋼鐵基地在2009年投產之后仍承擔了巨大的債務壓力。在首鋼的不懈努力之下，該項目預計今年實現盈利，這個過程花了5年時間。首鋼職工克服各種困難完成了搬遷調整，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犧牲。
此外，由于產能過剩和之前的鋼貿信貸危機，銀行業對鋼鐵行業的貸款明顯收緊，鋼鐵企業連正常的生產經營所需的短期貸款都面臨斷供或到期不續的危險，用于項目建設的長期貸款更是難以為繼，很多鋼鐵企業都存在短貸長用的情況。同時，融資成本也明顯增長，給企業帶來巨大的負擔。
因此，綜合考慮目前鋼鐵行業的運行環境和資金環境，當前并非是城市鋼廠大舉搬遷的合適時機。
財政賬：轉型升級才能保持發展后勁
除了環保原因之外，土地財政也是促使地方政府力推鋼鐵企業搬遷調整的主要原因。
近年來，由于鋼鐵企業效益下滑，對地方稅收作出的貢獻也有所下滑。因此，有些地方政府希望通過推動鋼鐵企業搬遷調整，低價回收鋼鐵企業的土地，再出售給房地產開發企業建設住宅或商業項目，從中獲取土地出讓金和高額稅收。
據不少城市鋼鐵企業反映，他們都曾先后被地方政府要求搬遷，一些企業更是直言，政府希望用搬遷后留下的靠近市中心的土地來發展房地產行業。如重鋼舊廠區全部沿江，是真正的風景區，在重鋼搬離之后，這片土地除了用于建造工業博物館之外，將主要用于建設高檔住宅區和新的商業圈。
與此同時，隨著一些城市經濟發展階段的轉換，傳統的制造業已經逐漸淡出主流經濟領域，而金融服務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正在興起。對于這些城市而言，鋼鐵行業已經不再符合其城市發展定位和未來規劃，調整勢在必行。
在這種情況下，地方政府一方面可以給予企業優厚的優惠政策，如北京市支持首鋼搬遷調整的相關扶持政策，以減少企業在搬遷調整過程中的損失，激發企業的積極性;另一方面可以給予有效引導，支持鋼鐵企業轉型發展其他相關產業。如廣州市支持廣鋼發展現代物流、城市服務、房地產等行業，實現“退二進三”(退出第二產業，進入第三產業)，使轉型得以順利推進。
在鋼鐵企業搬遷調整的過程中，還存在職工安置的問題。很多城市鋼廠都處于省會城市或重要的二線城市，很多職工不愿意離開自己生活了一輩子的城市，到幾百公里之外的新廠去。與此同時，以鋼鐵企業為核心的產業鏈拓展和服務延伸也制造了可觀的就業機會，這些人員也不愿隨著鋼廠的搬遷而轉移到新的地方去發展。此外，職工子女就學、空巢老人就醫、新區住宅安置等問題，也將考驗地方政府和鋼鐵企業的應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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