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開打散煤殲滅戰
散煤污染“罪名”被坐實，京郊散煤污染占北京全年PM2.5總量的15%。京津冀計劃2017年底前禁用散煤，但兩年時間能否實現?
“京師尚石炭，炊煮當柴薪。并作御寒用，動輒生灰塵。”這首舊日北京“竹枝詞”，生動說明了中國北方地區冬日燃煤取暖的情形。但出于治理霧霾需要，數年之內，此情形在京津冀地區或許會成為過去時。
作為農家取暖用的廉價散煤，從未像2015年冬天一樣，受到如此的重視和“討伐”。2015年11月底至12月，京津冀地區數次出現持續四日至七日的高濃度大霧霾，拉高了全年PM2.5濃度均值。農村和城郊取暖用的散煤，這一次成為這一輪霧霾中被專家“討伐”的焦點。
散煤是一種在小鍋爐、家庭取暖、餐飲用煤中廣泛使用的民用煤，灰分、硫分比例高，但價格便宜。在數百年的歷史中，散煤一直是中國北方城鄉居民冬日取暖的主要能源。
2016年1月，國家城市環境污染控制技術研究中心研究員彭應登通過燃煤量和污染系數計算得出，北京本地每年排放的7.2萬噸PM2.5污染物質中，15%來自本地散煤燃燒。此外，散煤還貢獻了十分之一的氮氧化物污染和三分之一的二氧化硫污染。
這一結論將部分專家此前的猜測坐實。一個疑問是，為何之前全社會對散煤并不重視，此次卻一下子空前重視?
彭應登告訴記者，過去機動車污染、工業污染、燃煤電廠污染是北京PM2.5的最重要來源，現在這些污染經治理有所好轉，所以散煤污染的貢獻度就被放大了。
環保部總工程師趙英民提供的另一數據更讓人咋舌。
2016年1月22日，在一場京津冀區域散煤燃燒污染控制與管理技術交流會上，趙英民指出，京津冀區域目前每年燃煤散燒量超過3600萬噸，占京津冀煤炭用量的十分之一，但對煤炭污染物排放量的貢獻總量卻達一半左右。
2016年1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也對散煤問題表態：要緊緊抓住冬季這個重污染天氣多發的關鍵時期，突出燃煤散燒這個重點污染源，大力實施冬季大氣污染防治強化措施。
同樣，在2016年伊始，京津冀三地官方治理散煤的調門陡然提高。除了三地官方針對散煤的講話，記者還梳理發現，三地均作出至2017年年底基本或徹底替代散煤的規劃。
北京市最為激進，提出到2017年，北京城六區要實現“無煤化”。“改農村散煤”被列為北京市清潔空氣行動計劃2016年三大重點工作之一。到2020年全市平原地區農村采暖將全部改用清潔能源(不再燒煤)。未來北京行政副中心的通州和冬奧會舉辦地延慶，將作為重點地區作清潔化改造。
河北省則提出到2017年底，對民用燃煤要實現全替代，其中潔凈型煤替代90%以上，其余部分由無煙煤、蘭炭等清潔煤替代。
顯然，因為冬季嚴重霧霾的倒逼，一場為期兩年的散煤殲滅戰在京津冀地區已然開打。公眾在欣喜之余，也有擔憂——
當前的電力采暖、天燃氣采暖以及清潔煤采暖等措施，成本均遠高于散煤取暖，有的甚至達到后者的數倍，改革的成本巨大。另一現實難題則是，改變農民世代習俗并非是給補貼就可以為之的易事。
僅僅兩年時間，真的可以完成如此艱巨的任務?
散煤成過街老鼠
北京地鐵八通線沿線的朝陽區高碑店村是一個五臟俱全的城中村典型。這里居住的三萬多本地人口和70萬流動人口創造了一個看似無序卻充滿活力的市場。平房之間鱗次櫛比地分布著小龍蝦店、東北菜館、蘭州拉面和公共浴室??時值隆冬，這一片逼仄擁擠的市井之地卻顯得格外熱氣騰騰。
只是若從遠處看去，高碑店村上方卻常常匯集著一團團黑色的煙塵，而這些煙塵的由來就是高碑店村的住家和商家爐膛里燃著的大量高硫、高灰分散煤。
高碑店村的景象直觀展現了燃煤散燒對采暖季“專屬”霧霾的顯著貢獻。而每年還有300萬噸至400萬噸類似的散煤在北京各個村莊和城中村內燃燒。在環繞京津的河北省，每年則有2000多萬噸散煤被燒掉。
這些散煤往往都集中在冬天作采暖用，上萬噸污染物也就相應在采暖季集中排放。一旦遇到無風的靜穩天氣，大量無力擴散的顆粒物便懸浮在北京市上空，將每立方米空氣中的細微顆粒物推高，最終造成霧霾空氣。
由于散煤質量差、超低空直排，其污染貢獻遠大于其所占全社會耗煤量比例。按照環保部門的計算，前者往往是后者的2倍。
彭應登告訴記者，北京農村散煤量不到北京本地年耗煤量的三分之一，但是其貢獻的污染排放量卻占燃煤污染排放總量的三分之二。隨著城市中心區的燃煤消減，農村散煤所占比例和污染貢獻就更大了。
然而在此之前，農村散煤污染卻從未得到和工業污染、機動車污染相當的重視。一部分專家堅持認為，相比機動車污染，農村散煤污染仍是極小的一部分。但趙英民指出，燃煤散燒排放已是造成重污染天氣的重要原因之一，有些城市在某些時段甚至超過機動車、工業等排放源成為首要污染源。
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支國瑞博士的團隊對這一說法給出了部分數據支持。他們于2015年8月發表的一篇論文中指出，保定農村地區2013年采暖季散煤燃燒所排放的煙粉塵和二氧化硫量均超過同年保定工業廢氣和城鎮生活領域相應的污染物排放量，甚至超過兩個領域的排放量之和。
支國瑞團隊通過調研還發現，保定農村地區2013年冬季采暖季散煤用量高于《中國統計年鑒》中2012年河北全省農村散煤用量。他們認為，這說明公開的《能源年鑒》可能嚴重低估了農村地區的散煤用量，并導致此前人們對散煤污染物排放量的嚴重低估。
支國瑞在文中指出，在中國對燃煤電廠、機動車的治理力度較大，治理水平與發達國家接近的前提下，加強農村地區生活排放的管理，推動農村地區能源結構調整，對于迅速緩解當前的嚴重污染形勢可能會有更加突出的作用。
這一觀點顯然已經得到了環保部門的認可。“抓住散煤污染控制就抓住了冬季大氣污染防治的‘牛鼻子’，是見效最快的措施。”趙英民在2016年1月22日的會上說，“但也是實施起來最困難的措施。”
北京遭遇成本挑戰
按北京市現有計劃，到下一個取暖季，朝陽區高碑店村煙囪里冒出的黑色煙塵團將不會再現。總而言之，2017年年底散煤將從北京全市基本銷聲匿跡。
據環保專家測算，北京農村地區如果全部實施電采暖，減排效果相當于全市6.6萬輛燃油出租車停駛三年。
最近三年來，通過淘汰高耗煤污染企業、大鍋爐煤改清潔能源，北京市燃煤總量已減至1200萬噸，2017年計劃減至1000萬噸以內。彭應登指出，在燃煤總量消減了一半時，北京農村地區散煤的變化卻不大，下降了七八十萬噸，從430萬噸至300多噸，貢獻還主要來自核心城區。
2015年年底，居住在92平方千米北京核心城區胡同里的30多萬戶居民終于完成了“無煤化”的取暖清潔化改造。這項工作整整做了16年。如今，北京市政府宣布要用五年時間讓居住在6000平方千米平原區的60萬戶居民完成取暖“無煤化”改造。
北京市政府顯然打算花巨大成本來確保在五年里啃下剩下的300多萬噸散煤。從2013年至2015年，北京市大氣污染治理專項支出已經從27.9億元躍升至134億元。2016年大氣污染治理資金又進一步提高至165億元。
電力是北京最主要的替代燃煤采暖的能源，政府承擔了“煤改電”過程中大部分投資并提供補貼。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于2014年對北京部分平房地區“煤改電”項目調研得出，平均每壓減1噸燃煤需要政府耗資9076元，減量成本非常高。
國家電網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年底，北京地區“煤改電”客戶達到38.45萬戶，預計冬季采暖季期間可壓減燃煤約60.8萬噸。若以此推算，政府在“煤改電”一項工作上的投入就已超過55億元。而要把剩下的300多萬噸散煤全部替代成電，總成本或高達270億元。
并不是所有的聲音都樂觀。“北京要解決農村散煤問題，我認為又是一個口號，做不好。”對這場轟轟烈烈的農村散煤“殲滅戰”，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宋國君教授卻澆了一盆冷水。他認為，政策制定者既沒有充分考慮成本效益而造成了一定公共財政的浪費，同時也沒有考慮到農村復雜的現實處境，導致政策推進落地時難免遭遇阻滯。
在中國主要還是以煤發電的前提下，用電來替代煤取暖，反而增加了能耗。“煤轉化成電，本來熱效率就損失了一次，電在傳輸中又有損失，由電變成熱，還得再損失一次，這些損失就成了成本的上漲。”宋國君說。
據宋國君計算，以電替代煤來采暖，前者的使用成本是后者的6倍，若以天然氣替代，則是3倍(但天然氣的前期架設成本可能會特別高)。這部分上漲的取暖成本農民自然不愿意承擔，也超過了他們的經濟能力。
“讓農民們少吃幾頓肉來取暖，他們幸福感是會降低的。”宋國君說。他的擔心目前得到了部分現實的支持。
彭應登向記者提供了一個細節，順義區牛欄山鎮東范各莊村是一個“煤改電”試點村莊，村民使用的是較為節能的空氣源熱泵電暖器，一小時耗電4度到5度。當走訪的環保局專家和農委工作人員來到農民家中時，卻一樣發現村民們寧肯在家里裹著羽絨服也不愿意調高出水水溫。即便如此節省，政府補貼后，農民一天承擔的電費還有近50元。
“農村平房面積大，往往有100多平米，加上平房保溫性能都不夠好，所以哪怕要達到城區里平房同樣的室溫，這里的耗電肯定要更大一些。”順義區一名負責農村壓煤工作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
據《京郊日報》報道，在2016年1月下旬的北京市兩會咨詢會上，北京市大興區安定鎮徐柏坡村村支書白俊國就拿著電費賬單，找到了市農委副主任蘇衛東反映徐柏坡村“煤改電”試點的問題。
從2015年11月23日開始取暖起，改成電暖器取暖的白俊國家在兩個月里一共繳了3150元電費，即使除去政府所給補貼，自己也要掏2150元。“一個月差不多1000多元，這對農民來說，有點貴了。”白俊國說。
這也是徐柏坡村其他225戶村民面臨的難題。按照白俊國的計算，村民們家里安上的這種直熱式電暖器一小時要消耗9度電，即使算上政府補貼，一個取暖季下來再節省的村民也得花上4000元電費。而過去，四噸煤就能讓一個冬天都過得溫暖如春了，而這最多也就2000塊錢。
煤改推行難題
記者了解到，北京市官方未來希望靠施行峰谷電價政策和電價補貼來贏得農民的支持。在每天晚上9點到第二天早上6點的9個小時內，電費為每度0.3元，其中每度電政府補貼0.2元，農民只需花0.1元;但白天剩下的15個小時電費每度仍高達0.49元，全部由農民自己承擔。
蓄熱式電暖器等新型取暖器也準備推向村莊，村民們用電取暖成本確實比燒煤時便宜了三分之一。這種蓄熱式電暖器可以在夜里優惠電價時段充電，到白天電價恢復原價時使用夜間蓄電來加熱。當然，如果沒有政府補貼和峰谷電價區別，電取暖成本還是比用煤貴上不少。
部分受訪學者指出，由于劣質煤量大價廉，要消減散煤使用，不能純粹依靠市場機制，政府在管理和補貼上的作用都是決定性的。但另一些則認為，正是補貼導致了市場的扭曲，而對補貼的過度依賴也讓散煤整治漸漸變成了一場“打地鼠”游戲。
據《北京晚報》1月8日報道，剛剛宣布實現“無煤化”的北京東城區和西城區近日卻出現了燃煤取暖“復辟”的現象，原因是最早一批政府補貼于2003年購置的電暖器已嚴重老化、超期服役，政府未對購置新電暖器再行補貼，于是居民們便不再用電采暖，回歸燃煤。
此事一經反映，北京市常務副市長李士祥當場對財政局副局長王嬰表示：“你們下星期一把方案報到市政府，1月20號確保這筆資金到各區。抓緊!”
在河北，2013年啟動的以潔凈型煤替換散煤的工作同樣因為型煤和散煤之間1倍多的價差而過度依賴補貼。在2015年的清潔煤推廣中，河北省此項工作被國家考核部門打了零分，但今年的狀況也僅比去年有了些許改觀而已。
河北趙縣潔凈型煤廠的老板李英強告訴記者，今年他們能比去年多賣三分之一的型煤，但這是在政府大力補貼之后將型煤價格壓得比散煤價格更低的情況下。即便如此，三分之二的農戶燒的仍然是散煤，李老板說，原因還是補貼發放太晚，錯過了農民們的囤煤季。
李老板銷售的這種雞蛋狀煤球據稱可減少80%煙塵排放，市場價在1000元以上。但一些專家對這種型煤是否值如此高價表示懷疑。“河北的這種潔凈型煤實際上并沒有什么技術門檻，燃燒效率也沒有蜂窩煤高，價格這么高一部分原因正是政府介入市場管制的結果。”宋國君說。
自然資源保護協會高級顧問楊富強也認為目前農村地區推廣的煤球狀型煤燃燒效率不及蜂窩煤高，脫硫成分發揮的作用不及蜂窩煤，但是作坊式型煤廠制造煤球成本低更容易，所以都以煤球為主。
另一方面，配套的爐具推廣也遇到種種問題。多個部門各推各的爐具，形不成合力。而爐具燃燒效率也沒有鑒定和標準，導致廠家聲稱的燃燒效率與實際并不符合。“和空氣凈化器宣傳的所謂PM2.5去除率一樣，只是一句廣告詞。”楊富強說。
此外，推廣的清潔型煤和爐具使用起來不能太復雜。農民不可能為了采暖一直守在爐子邊，他們想要的是丟一把燒一晚上，如果不是這樣，即使聲稱有多效率，農民也不會喜歡。
實際來說，短時期內，采暖燃煤不可能完全不存在，尤其在一些山區。所以根源上提高散煤品質、用更清潔的煤來替代并增加爐具效率還是最普遍的思路。
“但這需要一幫人深入農村去了解再來決策，而不是想當然、憑經驗地坐而論道。”楊富強說。
希望大于失望
盡管存在大量難題，但學者普遍認為，政府如果真的下定決心且愿意付出成本去作煤改這件事，成功的希望還是大于失望。
雖然目前北京的散煤率去除不到20%，但彭應登對完成這一目標還是頗為樂觀。“以往我們的精力主要在城市中心區。2016年開始，我們環境治理的重點將轉向城鄉接合部和農村地區，力度也會隨著范圍擴大而加大，如果中央和市政府足夠重視，還是可以完成的。”
彭應登認為，考慮到環境成本，污染對公眾健康帶去的風險，煤改電的成本是不得不承擔的。“但這筆賬由政府來埋單似乎更有道理，政府還是應該加大煤改電的補貼力度，農民不愿意承擔也無力承擔。”
北京這項昂貴的清潔空氣行動仍然在京津冀其他城市乃至山西和甘肅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復制。石家莊、天津、太原、蘭州等地的相關規劃中都出現了雷同的內容：在城市核心區內通過擴大集中供暖、以電力、燃氣替代煤的方法實現采暖無煤化;同時，囿于財力差距，在城鄉接合部和農村地區，這些城市將主要采取以清潔型煤替代散煤的“換煤”方式來減少污染，而并不追求“無煤化”的極致。
“考慮到現實情況，河北對農村地區散煤的要求不會太超前。要讓河北的能源結構實現從89%煤向80%清潔能源的轉變，至少也要十年。”彭應登說。
環科院的支國瑞博士認為，“以煤代煤”，即用更清潔的煤及煤制品替代高污染的煙煤，確實能在短時間內較快取得近期效果，但“長遠來看，農村還是要推廣清潔能源以及集中供暖”。
中國不可阻擋的城市化進程中，未來必然會有更多農民“上樓”進城，納入集中供暖區域。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預計，到2030年，中國將有超過10億人口生活在城市圈內。在未來的十多年里，中國以人類歷史上史無前例的速度將幾乎等同于美國人口數量的人口搬遷到城市。伴隨人口進城，屆時中國會有兩百多座百萬人口級別的城市，另外還有大量中小城鎮。
楊富強指出，在未來這些新興的中小城鎮，推廣廢熱供熱有很大可行性。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基本上每個小城周邊都會建起完整的工業系統，上馬了大量中小型的鋼廠、水泥等其他工業產業，F在，這些工廠解決了污染問題后，它們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大量余熱都可以用來為周邊城鎮區域集中供暖。
2014年，學者們在一場供熱技術交流會上就曾暢想過一個京津冀超大供熱體系——利用北京周邊燃煤電廠、煉鋼廠產生的廢熱，通過管網長途輸送進來，補充采暖熱源。據估算，這些廢熱可為30億平方米供熱，超過京津冀實際需要的供熱面積。
即便如此，2030年中國還會有30%的人口留在農村，甚至是管線難以架設的山區。專家們表示，液化石油氣、太陽能等清潔能源應成為這些地區未來取暖的主要能源來源。楊富強認為，這可能還將幫助解決中國大量“棄風棄光”的問題。
由于本地電力需求小又缺乏足夠的跨區外送電力通道，一些農村地區只好被迫放棄可再生能源，停止相應發電機組或減少其發電量，以避免電網過載。因此，楊富強認為，在這些地區，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熱水供熱將成為一個值得推廣的方式。
在河北農村新能源利用試點縣固安縣，除陰雨天外，村民們用太陽能取暖平均一天的電費只需兩元，就能保障最低十七八度的室溫，而高時能達到20多度。使用成本大大減低，但目前太陽能前期投入成本太高，據當地官員對媒體介紹，如果一個5間房的一個農家院進行煤改太陽能改造，總投資需4萬元，即使算上1.7萬元政府財政補貼，對農戶來說仍是一大筆錢。
宋國君認為，目前政府對農村散煤整治的措施，脫離了發展階段，也本末倒置——在農民的房子還在四處漏風的時候，農民們也就只能燒得起煤;而要減少取暖耗煤，提高房子保溫性能的性價比要高得多。
“在花那么多錢補貼清潔煤差價、電費、燃氣費前，不如花錢改建好農民的房子。前者是一個需要不斷投錢的無底洞，后者卻可以一勞永逸。”
楊富強也表達了同樣的意見：“新農村建設里應該加強農民住房保溫。建筑保溫做好了，能耗可以節省一半。燃煤量少了，污染也就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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