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供給側改革 改善環境質量
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環境質量必須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得到明顯改善。環境是供給側和需求側的矛盾統一體，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給環境質量改善帶來極大機遇，生態環境短板也應當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得到補齊。
環境是供給側和需求側的矛盾統一體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是經濟學概念，也是管理學或政治經濟學概念。從經濟學角度出發，強調從生產領域優化供給結構，擴大有效供給，減少無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的靈活性和適應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通過供給結構優化升級以滿足變化了的需求，使供給體系更好地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經濟學家從投資、消費、出口的需求端，以及土地、勞動和全要素生產率的供給端，討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必要性、重點任務和政策措施等，并為我國強化轉型動力、新增長點培育等建言獻策。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是，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簡稱“三去一降一補”），目的是落實好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更好滿足廣大人民日益增長、不斷升級和個性化的物質文化和生態環境需求。
環境是供給側與需求側的矛盾統一體。可以用4句話來概括：綠水青山是資源，環境容量是資源，環境污染是發展的結果，生態退化是不發展的結果。
綠水青山是資源，是發展旅游業、提高群眾生活水平的“硬件”之一。將綠水青山轉為金山銀山，需要可持續的生產方式。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是對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傳統發展模式的超越和揚棄，可以改變我國經濟腿長、環境腿短狀況。生態環境質量、有無排放指標等成為企業投資的考慮因素，本質是將生態環境看成生產要素。環境容量是資源，政府發放排污許可證的理論依據正是環境容量的稀缺性。
環境污染是發展的結果。由于生產方式粗放、產業結構不合理、市場機制缺位，比價關系扭曲以及地方政府的發展沖動，一些地方環境污染相當嚴重。在增加供給的同時，忽略生態環境與資源供給的有限性，必然導致產能過剩。近年來，我國鋼鐵、水泥、建材、電解鋁等產能利用率下降到70%以下，奢侈型浪費型消費部分帶動了經濟的粗放發展和經營的過度競爭。供給側的粗放效應逐步放大形成路徑依賴和技術鎖定。當需求變化后，供給結構很難在短期內自行調整到位，產能過剩是必然結果，新興產業也莫能例外。生態退化是不發展的結果可以表述為：（林子）越砍越窮—越窮越砍—越砍生態越退化，形成惡性循環。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給環境質量改善帶來難得機遇
總體上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利于環境質量改善。“三去一降一補”的生態環境影響可以概括為：去產能，有利于環境質量改善；降成本，需防止生產企業偷排和治污企業設備“曬太陽”；補短板，是環境質量改善的難得機遇。
去產能，有利于環境質量改善。淘汰落后產能可以減少污染物排放，即使一般產能開工不足也會如此，經濟下行是今年我國部分地區大氣環境質量改善的重要原因。市場經濟要求產能是過剩的；產能只有適當過剩，才能生產出足夠產品以滿足一旦出現的市場需求。對處于爬坡階段的我國而言，產能過剩是相對于當期需求而言的；階段性產能過剩在后一輪經濟增長中可能并不過剩。于是，淘汰落后產能才是準確的政策內涵。
降成本，從國家層面看，是降低物流成本和管理成本等。從企業角度看，生產企業偷排污染物可以降成本，企業的環保設施不運行也可以降成本。正是部分企業排污不達標，或偷排污染物加重了環境污染。這就為加強監督管理提出了要求，主管部門應當有所作為。改善環境質量必須加大對偷排行為的懲罰力度，解決“違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問題。
環境“成本內在化”，會加大經濟發展成本，產品價格也會升高，卻是環保產業發展的難得機遇。換句話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釋放出了環保產業的發展需求。無論是環境政策還是產業政策，歸根到底是利益的重新調整：污染型企業應當依法支付污染治理費用，或委托環保企業代為治理污染，從而創造了第三方治污的市場需求。
此外，也應避免政策實施“走樣”形成“逆導向”。我國資源綜合利用優惠政策產生了負面效應：一是變相激勵企業“排污”。我國一些排污（主要是固廢）企業要向利廢企業收費，雖然符合馬克思關于“固廢規模化利用可以產生效益”的論述，卻與國際通行的“排污付費”原則相悖。二是扭曲市場。如因為煤矸石發電可以入網且不參加調峰，前些年一些地方大力發展煤矸石電廠，發電煤耗明顯高于平均水平。不僅扭曲了市場，也改變了企業投資策略，本來不愿投資的項目搶著做了。三是形成政策依賴。“跑部錢進”爭取項目或資金，降低了創新動力，不利于產業結構調整和轉型發展，需要在深化改革中加以完善。
補短板，給環境質量改善帶來了難得的機遇。生態環境是我國的最大短板，補齊生態環境短板是供給側改革成功與否的標志。因為天藍地綠水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指標，也是政府對人民的承諾。因此，應梳理思路，在經濟高速發展時多用環境措施踩剎車，在經濟下行時多還污染舊賬，以最小的資源環境代價發展經濟、以最小的經濟成本保護生態環境。實行氣、水、土等要素的環境管理，并從解決噪聲、垃圾圍城、城市水體黑臭等局部性環境問題，拓展到霧霾、酸雨、水體富營養化、海洋污染等流域性、區域性環境問題，再到氣候變化等全球性環境問題。增加制度供給，形成以環境質量管理為主線，規劃環評管理、排污許可證管理、監督執行的管理格局。以產業化治理為抓手，使結構減排、技術減排、工程減排和管理減排相協調。以社會化治理結構為改革方向，形成政府導向、企業主體、公眾參與的長效機制，使青山常在、綠水長流，滿足城鄉居民對宜居環境的期待。
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補生態環境短板
堅持問題導向，讓居民切實感受到環境治理成效、公平享受發展成果而不是承擔治理污染的額外成本；堅持績效導向，以資源消耗、環境損害和生態效益指標，評價結構優化、產業準入、淘汰落后及地方黨委政府的環境績效；政府市場兩手發力，彌補生態環境的市場失靈，形成政府主導、企業治理、公眾參與的社會治理結構，讓群眾有宜居環境和更多獲得感。
增加制度供應。環境績效是制度安排的結果。黨中央、國務院的《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以及《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環境保護法》、《大氣污染防治法》等的出臺或修訂實施，環境保護督察、黨政領導干部生態環境損害責任追究等配套制度的相繼實施，構建了生態文明建設的頂層設計圖和路線圖，迫切需要細化為施工圖，并以制度形式固定下來。
完善環境標準體系。與生態紅線一起，作為新增產業準入、高能耗重污染產業淘汰的標尺，形成國家標準做“底線”、地方標準高于國家標準、企業標準高于地方標準的環境標準體系。國家環境標準應起淘汰落后的“切尾巴”作用，企業標準逐步起行業的領跑者作用，并不斷升級為地方標準乃至國家標準。
推進排污許可制度“一證到底”。企業為社會提供產品或服務，才能免費或有償獲得排污權（排污許可證由各級政府發放，不生產就沒有排污權）。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獲得排污許可證的費用會增加。欠發達地區環境容量大，投入資金保護生態環境的能力弱。隨著經濟發展和城鎮化推進，環境容量會成為稀缺資源。企業和公眾的付費能力會提高。企業排放量小于排放許可額度的剩余部分可以出售，不足部分必須購買，從而產生了排污權交易市場。沒有得到許可的排放是偷排，應當受到懲罰。
推動戰略環評和規劃環評落地。從源頭預防環境污染，強化約束力，做好生態空間的用途管制，著力解決無序開發、過度開發、分散開發導致的生態空間占用過多、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等問題。完善規劃環評制度體系，深化環評制度改革，避免曾經出現過的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的角色混亂。加強事中事后監管，突出建設單位環保主體責任和屬地環保部門監管責任。
擴大生態產品供給。生態產品的生產者應當得到收益。完善對重點生態功能區的生態補償政策，并通過中央和地方、地區間的財政轉移支付來實現。對受益明確的地方，應按照誰受益誰補償的原則，推動地區間的生態補償。開展不同行業、河流上下游、流域之間的生態補償試點，探索積累經驗再行推廣。只有讓保護生態環境、提供生態產品的地區和個人不吃虧、有收益，我國的生態環境才能得到保護，生態環境質量也才能得到改善。
培育第三方市場。我國城鎮居民出于愛護身體的需要購買口罩、空氣凈化器，揭示了稀缺的清潔空氣有價的道理。優化供給側結構，不僅要去產能、做減法，還要做加法，大力發展節能環保產業、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產業等戰略性新興產業，改變總供給與總需求不匹配的格局。引入綠色供應鏈管理理念，通過清潔生產和全生命周期評價，推進資源開發、產品生產、流通、消費乃至最終處置的各環節和全過程綠色化。推進環境稅改革，確保治污企業收支平衡并略有盈余，這是第三方治污持續下去的前提。
完善治理體系。政府應創造一個“公正公平公開”的市場環境。提高政府環境決策和管理系統化、科學化、法治化、精細化、信息化水平，保障公眾享有基本環境服務。將突發事件、鄰避運動、群眾上訪等的變化等納入對環境保護主管部門的評價考核。兼顧簡政放權與加強環境管理。健全環境信息公開制度，發揮公眾參與和監督作用，讓每個人都成為保護環境的參與者、建設者、監督者。引導公眾向勤儉節約、綠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轉變，形成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的社會風尚。
強化責任追究。《環境保護法》規定了實行按日計罰制度，讓違法排污者對“污染損失”進行補償；對造成嚴重后果的責任人，還要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使企業樹立污染治理的主人翁意識，增強污染治理的責任感。牽住黨委政府對環境質量負責這個“牛鼻子”，對領導干部實行離任審計和責任終身追究制度。對那些不顧生態環境盲目決策、造成嚴重后果的干部，實行終身追究責任。不能把一個地方的生態環境搞得一塌糊涂，再拍屁股走人，異地當官，從而解決“形象工程”、“政績工程”以及不作為、亂作為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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