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尷尬了！治霾資金成“唐僧肉” 最后到底都花哪去了？
財政部一“回頭看”，上億的治霾資金去向就“蜜汁尷尬”了。
12月13日，財政部對外發布一份關于中央大氣污染防治專項資金管理使用情況的通報，其中，地方政府移花接木有之、暗度陳倉有之、獅子大開口有之，治霾資金儼然成為了“唐僧肉”。
治霾資金成“唐僧肉”，這就尷尬了
不少媒體打上標題“上億治霾資金遭挪用”，其實這個說法并不準確。從被財政部點名的案例所涉案值來看，早已過億。而全國治霾資金究竟存在多少資金問題，在財政部這份略顯客氣的、調查范圍只覆蓋了34%的通報中，我們不得而知。
從幾年前PM2.5還是敏感詞，到如今治理空氣污染成為一項最政治正確的治理工作，幾年間，政府投在治霾上的花費不可謂不多。但，這些錢都花去哪了?
治霾資金有多少?投一萬億都值得
2013年9月，國務院頒發被稱為史上最嚴“治霾”藍圖：《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被簡稱為“大氣十條”或“國十條”。
為了配合“大氣十條”，中央財政從2013年開始設立大氣污染防治資金，當年即投入50億元，用于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污染治理。2014年，這個數字上漲到了100億元。
投資一萬億，你信嗎?
而在“四面霾伏”的帝都北京，2014年，市政府曾放出豪言，要投入7600億元治理霧霾，而且表示“為了到2017年能夠天藍、水清、地綠，投資一萬億元都值得”。
這些僅僅是可查證的部分大氣治理專項資金，還有眾多地方財政用于環保支出中的大氣整治費用、若干相關罰款，更有無法統計的社會支出。
可以說，無論中央還是地方，比任何時候都更舍得花錢治霾，直接或間接用于治理霧霾的經費不可計數。
相關部門踢皮球!治霾是本糊涂賬
但巨額治霾資金的具體去向，卻是一個“捋不清”的網絡。
為了探尋答案，早在2014年10月，有媒體就試圖聯系國家環保部，但幾番問詢都未得到回復。
記者還同時聯系了北京市政府。但很“不巧”的是，當時正值北京積極籌備APEC，工作人員回復稱，“馬上要開APEC了，領導很忙，而且這個時候回答這些問題有點‘敏感’。”幾經周折，最后得到的答復是，“采訪申請已經遞交給領導了，還沒有批下來。”
還不死心。記者隨后聯系了北京市環保局、北京市發改委、北京市財政局，未料這3個部門互相提起了皮球。
收得爽快，用得糊涂，去向成謎
北京市環保局相關負責人說：“我們主要負責綜合治理和統籌，專項資金主要在北京市財政局和北京市發改委那里，你應該問問他們。”
北京市財政局的答復也很干脆直接：“我們這邊要求婉拒采訪，領導認為關于治理霧霾資金的問題找北京市發改委和北京市環保局更好一些，他們更清楚。”
當記者把最后的希望寄托于北京市發改委時，北京市發改委相關負責人讓記者去找北京市財政局和北京市環保局，“我們負責政策上的制定和項目審批，關于治理霧霾方面，我們負責壓減燃煤。如果你想問這一方面的問題，就再發一份采訪提綱給我們。”
如果按這3個部門的推辭，似乎各自手里都沒多少錢。
治霾資金補貼誰?左右互搏玩得溜
但錢總要有去向。治霾資金，五大發電集團拿得不少。
國家層面上，一直試圖通過環境經濟政策推動環保事業的發展，能源價格改革即為其中的重要一項。
2014年4月，環保部發文督促燃煤電廠改造，落實電價補貼政策。具體為，脫硫電價加價標準為每千瓦時1.5分，脫硝電價為每千瓦時1分，除塵電價為每千瓦時2分。補貼額度刨除成本后，火電廠每度電還能有0.5分錢的收益。
不達標，不處罰就不錯了，還給補貼?
資深光伏電站設計從業者王淑娟曾經算過一筆賬。她收集了2008-2014年間的火電發電量數據，如果按照每度電都進行脫硫脫硝的話，2014年全年國家需要補貼火電企業約1126.74億元。
但是，超低排放補貼的必要性一直存在質疑。其一，總是盯著末端治理，有多少補貼能填滿這個無底洞呢?其二，某種程度上，這是在左右手互搏。
事實上，五大國有發電集團“內部消化”脫硫脫銷除塵的改造工程早已不是業內秘密。
桑德集團總裁文一波曾稱，國企在環境治理領域的開放程度并不高，五大發電集團都有自己的脫硫脫硝處理公司，雖然表面上會進行招投標，但是經常暗設門檻，讓屬下的公司中標。
國家補貼揣兜里，燙手嗎?
也就是說，脫硫脫硝的財政補貼大都被國有發電集團拿掉了，相當于從左手換到右手。
“治霾神器”難治霾!病急亂醫瞎胡鬧
左右互搏之外，部分治霾資金還被空手套了白狼。
前段時間，一些重達10噸的“大家伙”在大街上、在媒體上賺足了眼球——“治霾神器”霧炮車突然火了。
生產廠商借霾設套，地方財政甘愿中招
有媒體以“霧炮車”為關鍵詞搜索標題，在中國政府采購網上檢索，找到了38條中標公告。這些中標公告共涉及47臺霧炮車，總中標金額3132萬元，均價66.6萬元。最貴的一臺，是雞澤縣環境保護局在去年12月買的，中標價為133.16萬元。
其實，霧炮車并非新事物，原先多用于農林噴灑。只是，如今搖身一變，竟“順帶”有治霾功效了嗎?
在某中央媒體刊發的報道中，山西陽泉市環境監測站投入300萬元，購買了6臺霧炮車。站長郭歷兵宣稱，“經過我們的測算，空氣中的PM2.5降低幅度是20%左右”。然而，在其后的一次采訪中，郭歷兵卻坦承，他并沒有做過測算，“我們的數據是從其他城市的報道中摘過來的。”
盡管治理效果難料，但霧炮車企業們卻已經迎來了春天，政府訂單不斷。購買霧炮車的單位，以前主要是負責道路清潔的市政園林部門，現在環保部門也加入了采購大軍。
河南萬豐農林設備有限公司的銷售總監牛元昌曾對媒體暢談生意經：“做環保產品的一般有一個瓶頸，就是如果沒有高壓政策的話，地方政府部門可能不會下大功夫去使用這些環保產品。現在受大環境的影響，霧霾嚴重，他們感受到壓力了，推介時也沒有明確表態不采購的了。”
一種農林噴灑用車搖身一變，成為政企追捧的“治霾神器”。盡管治理效果難料，但政府訂單已不斷。如此荒誕劇的背后，是企業投其所好的政府生意，更是地方政府急功近利的治霾邀功。
在外界看來，這似乎是一場政府“病急亂投醫”般的鬧劇。如此荒誕劇的背后，是企業投其所好的政府生意，更是地方政府急功近利的治霾邀功。要改變這種看似熱鬧、其實胡鬧的“神器治霾”，就要有更精細化的治霾考核。
猶記得，在北京連日黃色霧霾報警的某一天，有網民曬出了16年前的一張《北京晚報》。在1999年3月9日，這家位于霾之都的媒體，在頭版頭條上印了一句話，“絕不讓污染的大氣進入新世紀”。
昔日豪言壯語，今朝無稽之談
然而16年過去，我們依然只能“等風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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