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流域水環境質量管理體系建立
“十三五”時期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期，水環境質量改善對于補齊生態環境問題短板具有突出意義。我國的水環境問題十分復雜，水資源短缺、水污染嚴重、水生態惡化三大問題并存，水環境質量改善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多重壓力。
筆者認為，應從環境可承載、社會經濟可接受的角度，建立一套精準高效的流域水環境質量管理體系，以實現經濟社會發展與水環境質量持續改善的雙贏目標。
1質量提升，實現流域尺度與行政區劃尺度相結合
在流域尺度科學決策，在行政區劃尺度高效管理，能夠保證流域總量控制的科學性和可操作性。
近年來，隨著點源排放引起水環境污染問題逐步得到控制，非點源污染產生的氮、磷等營養物質過量輸入導致的富營養化問題已經成為河流水環境惡化的主要原因。而非點源污染往往會隨地表和地下徑流在環境中進行更為復雜的遷移和轉化，所需要管控的空間范圍更廣，影響水質改善因素的區域差異更大，防治也更加困難。
水環境的自然屬性決定了水環境質量改善必須從流域尺度，統籌考慮點源和非點源污染傳輸全過程，綜合分析水（降水、徑流、壤中流等）、土壤、地形、植被、受納水體的生態功能等多種要素對水環境質量的相互影響。在考慮污染物傳輸過程和末端技術削減效應的基礎上，建立“容量—總量—質量”相關聯的協同動態響應關系，準確計算流域整體的水環境容量。然后，在考慮流域內各行政單元的污染物排放量、社會經濟基礎及發展對環境容量需求的前提下，以流域“社會—生態”系統承載力為基礎，將流域污染物總量削減目標合理分配到各行政單元內，在分配中應把握公平和效益的原則，充分反映水污染物總量減排任務分配的社會性、經濟性和歷史累積性。
筆者認為，在流域尺度科學決策，在行政區劃尺度高效管理，能夠保證流域總量控制的科學性和可操作性。同時，還可突破以流域為單元進行科學決策和以行政邊界為單元進行管理的兩個空間層次無法完全重合的困境。
2精準發力，做到精準化與差異化相結合
通過對流域水環境污染風險等級進行精細化的劃分，能夠有效避免“一刀切”的管理方法所導致的總成本投入大幅度增加，而實際產生的生態效益卻較為有限的困境。
首先，全口徑核算污染物排放量，準確識別水污染時空分布特征及主導因素，分類施策。從流域整體的角度，通過對污染源及污染物產生量進行清單式的全口徑核算，污染源清單利用分類或排序方法標明對每一個潛在風險的關注程度，準確識別不同污染源的時間、空間分布特征，以減少或消除這種潛在風險。關注的污染物除了常規的化學類指標外，也可根據當地實際情況，增加或減少對公眾健康構成威脅的污染物清單內容。例如，在《貴安新區環境保護規劃》中規定的污染源清單包括居民生活、畜禽養殖、工業點源以及農田種植等類型。重要的典型潛在污染源包括垃圾填埋場、地下或地上儲油罐以及住宅或商業化糞池系統等。
其次，全流域識別污染關鍵源區，確保管控措施在空間上精準落地，分區控制。根據已有的研究成果，就流域整體而言，少數區域的非點源污染物排放量往往占據全流域排放總量的絕大比例，通常情況下只占流域總面積10%~20%的區域，對流域非點源污染負荷的貢獻量達到80%左右。這些污染負荷較高的區域通常被稱為非點源污染關鍵源區（CriticalSourceAreas，CSAs），也是對流域內水環境整體狀況有決定性影響的污染敏感區域。包括對水環境造成損害的重點污染源（產生量）和主要的陸面傳輸通道，兩者的結合即稱之為關鍵源區。
由于非點源污染所具有的廣域性、分散性、不確定性等特征，污染物的產生由流域內的多個離散/聚合型的空間單元所構成，且通常受到區域性的氣候、水文、地形、土壤、土地利用以及管理方式等因素的影響，具有明顯的空間異質性，不同的空間單元內污染物的產生量、傳輸形式以及對受納水體的影響差異明顯。從流域整體全面鋪開實施控制措施，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財力和物力。
針對非點源污染的這些特點，可通過對水環境污染高風險地塊及其潛在的傳輸路徑進行精準的識別和劃分。在考慮流域水環境污染物的差異性以及相似性的前提下，對流域進行非點源污染控制區劃，精準識別流域水環境污染的關鍵源區，將有限的資金、技術及政策紅利投向對流域水環境質量改善影響最為顯著的少數區域。集中力量重點突破，這對于實現流域水環境污染物的全過程控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以《貴安新區環境保護規劃》為例，通過對流域水環境污染關鍵源區的識別，篩選影響水環境污染物傳輸的關鍵控制因子，以此為基礎劃定流域水環境污染控制分區。制定了3類污染控制區劃方案，分別是以近河道耕種區為主的生態農業綜合整治區、以農村生活污染及畜禽養殖區為主的污染治理區，以及以高坡度強降雨區為主的生態修復區。僅僅移民搬遷一項措施，就可節省成本投入約65%，同時實施強化控制措施的區域僅占原控制區域面積的41%，有效減輕了由于實施環境保護政策而帶來的社會經濟和政策壓力。
第三，全過程水陸一體配置差異化控制措施，分級治理。流域水環境綜合管理的實質是污染物的“源—過程—匯”的綜合協同管理。需要在過去單項技術突破的基礎上，從流域整體對水環境污染實行系統控制，加快建立“源區識別(recongnition)—源頭削減(reduce)—末端滯留(retain)—循環利用(reuse)—生態修復(restore)”的“5R”控制技術體系，構建全類型、全過程、全流域（區域）的立體防控網絡。
從污染物的遷移轉化過程來看，主要包括城市徑流傳輸、坡面水土流失、農田徑流傳輸以及土地利用與覆蓋的攔蓄等過程。從污染物的末端削減（匯）的角度來看，主要是指污染物到達受納水體及其周邊濕地系統后的自凈削減過程。其中陸面管控措施主要是針對重點污染源和傳輸過程的管理，水體控制措施則可通過河流的生態流量調節等來實現水陸統籌的管理。其中陸面管控措施中的源頭控制主要包括農藥化肥施用量的削減、保護性耕種措施的實施等；過程削減措施主要包括流域內土地利用格局的調整及植被緩沖帶、人工濕地等工程型措施的建設等。
通過對流域水環境污染風險等級進行精細化的劃分，能夠有效避免“一刀切”的管理方法所導致的總成本投入大幅度增加，而實際產生的生態效益卻較為有限的困境。根據污染源清單及潛在風險，分區、分級配置流域水環境污染治理措施，并結合GIS技術對流域內的水污染高風險地塊實施空間降尺度處理，最大限度地精確識別高風險地塊，確保政策措施的精準落地和作用的發揮。尤其是針對可能涉及到移民搬遷問題的保護區劃定，作為一種逐步達到國家有關規定的過渡方案，因地制宜，通過將關鍵源區識別結果和確保水質達標的河湖岸緩沖帶劃定方案相結合，對原有飲用水水源保護區劃定方案進行精細化區分，綜合劃定不同水污染風險等級，逐步分批搬遷。過渡期間，要結合污染源清單，針對不同風險分區內的不同污染源提出相應的管控措施，更能體現出流域水環境分區、分類、精細化管理措施的優勢。如貴州省《貴安新區環境保護規劃》中就通過采用以上精細化劃分方法，對原定飲用水水源保護區劃方案進行精細化修訂，進而配置差異化的政策措施。與在原飲用水源保護區一、二級風險區內全面鋪開配置政策措施相比，僅移民搬遷措施一項，就能夠節約成本投入約31億元。
第四，全方位分析流域社會—生態系統承載力，分時調控。為了保證年際和年內河流水量變化對水環境容量的動態影響，需要構建時間上分段調控的“容量—總量—質量”控制體系。計算河流在豐、平、枯3個不同季節/年份的生態流量，以此來調整河流的環境容量和質量。以《貴安新區環境保護規劃》為例，采用氣候模式數據，用歷史時間序列數據分析氣候水文周期變化規律？紤]未來20年變化情景，分別計算豐、平、枯不同水文年河流徑流量以及主要污染物的環境容量。基于水環境容量的上下限，分別采取不同的控制措施，如在枯水年，由于河流生態流量較小，采取陸面控制措施仍無法使河流水質達標，因此需要通過上游調水，增加生態流量，以保證下游水質達標。同時對面源污染也需要在不同水文年采取差異化的控制措施，如在豐水年，河流流量大、流速快，同時由于降水增加，土壤含水量接近飽和，地表徑流產流迅速，因此，需要增加地表截留措施的配置面積，以降低水土流失導致的面源污染風險。而在枯水年，則需要對人工濕地等需水量較大的面源污染控制措施進行補水，以調節截污植物的生態功效，提高面源污染治理的效率。
3協調發展，以最小代價實現水環境質量改善
有必要對政策措施的成本—效益進行分析和評價，選擇成本效益高、便于推廣，且可接受度高的政策措施進行實施，是決定措施是否適用的關鍵步驟。
受流域自然地理特征、生態環境承載力背景等因素的影響，水環境質量的改善，并不會隨著污染物的減排而呈現線性下降的趨勢。污染物減排量增加的邊際效益存在關鍵閾值點，減排量達到拐點后，再付出巨大的經濟代價來實施減排，所獲取的水質改善效益極為有限。
不同于傳統點源污染管理中政府主導的特點？紤]到非點源污染的農業屬性較強，流域水環境的管理需要在政府主導的前提下，以農民為主體參與到流域水環境污染的治理中來。因此，政策措施的成本效益較高是其能夠被農民采納和應用并順利實施的關鍵因素。
基于流域水污染關鍵源區識別的結果來配置政策措施是合理的做法，但是由于所識別的關鍵源區并非均勻、連續的分布于內部，因此其所在位置的自然地理特征、社會經濟狀況、水文、氣象以及空間尺度的大小等均會對政策措施效果產生一定的影響。不同條件下的政策措施的成本-效益分析結果的差異性也較大。如不同寬度的緩沖帶和不同深度的人工濕地對污染物的削減能力是不同的，同時其投資成本也不同。
因此，有必要對政策措施的成本—效益進行分析和評價，選擇成本效益高、便于推廣，且可接受度高的政策措施進行實施。這是決定措施是否適用的關鍵步驟，對于實現政策措施在空間布局上的成本—效益優化配置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同時，對于在有限的資金和我國人多地少的現實條件下實現環境效益的最大化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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