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保浪潮下中國企業的掙扎、破滅和改變
過去幾年，中國在環境治理方面使用了約談、督查等行政手段、法律手段，解決了長期以來欠下的歷史舊賬。接下來，需要從激勵機制、動力機制著手，解決環保背后的深層次問題，把環保和經濟需求結合起來。
五年時間，北京的PM2.5平均濃度下降35.6%，其背后是一系列高代價甚至爭議性的措施，包括政府對工業污染的大刀闊斧式治理。
國務院2013年9月出臺的《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下稱“大氣十條”）要求，到2017年，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顆粒物（PM2.5）濃度比2012年下降10%以上，優良天數逐年提高；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區域細顆粒物濃度分別下降25%、20%、15%左右，其中北京市細顆粒物年均濃度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左右。
這一目標下，中央和地方政府采取了各種措施改善空氣質量，污染治理力度之大、監管執法尺度之嚴前所未有。2017年，北京交出了PM2.5平均濃度58微克/立方米的成績單。
環保浪潮下，或者黯然離場，或者順勢而上，企業主演繹著一出出生死沉浮的故事。
保定人柳舟（化名）關閉了位于安新縣的工廠，以招商引資項目的名義遷往外省；邯鄲人劉占紅新建了一個工業園區，吸納昔日的“散亂污”企業入駐；邢臺的“散亂污”企業負責人唐曉敏放棄了舊行當，開始接觸全新的寵物食品領域……而觀望者們仍在掙扎中期待“好轉”的一天。
環保大地震
523個銹跡斑斑、形態各異的燃煤鍋爐矗立在邢臺市中心的一塊空地上，其間雜草搖曳，統一的褪色標簽顯示著它們過去供給能量的對象，有敬老院、鄉鎮澡堂，也有化工廠、建材廠。
燃煤污染是造成河北大氣污染嚴重的重要原因。河北省要求，2017年10月底前，各市城鄉接合部和縣城全部淘汰10蒸噸及以下燃煤鍋爐。邢臺市提前四個月完成了全市2384臺10蒸噸及以下燃煤鍋爐取締工作。新的問題是，鍋爐數量太多，環保部門很難找到可以長期堆放的地點。
和10蒸噸以下的燃煤鍋爐一樣，大部分依賴小燃煤鍋爐維持運轉的“散亂污”企業也將成為歷史。所謂“散亂污”企業，大多數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和當地產業布局規劃，污染物排放很難達標，有的甚至沒有土地、環保、工商、質監等手續。
1998年，28歲的唐獻強在麥田里搭了個棚子，架起鍋爐，開始制造板材。板坯鋪裝成型后，需要經歷熱壓環節才能成為板材，這個環節會用到膠粘劑，氣味非常刺鼻。彼時，唐獻強所在的邢臺市南和縣賈宋村，有許多人家從事板材行業。唐獻強回憶，判斷一戶人家經濟條件如何，就看他家院子里有沒有冒黑煙，“冒黑煙說明在生產、有生意，不冒了說明沒生意”。
唐曉敏會開貨車，就跑起了運輸，把賈宋村的板材運到北京、天津。2010年，唐曉敏積攢了一些本錢，從院子里騰出3畝地，也成為了“散亂污”企業大軍中的一員。
邢臺市板材行業曾為一代人提供生計。邢臺板材加工業起步于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主要分布在開發區、橋東區、南和縣等地。經過30多年發展，企業數量達2370家，從業人員16萬余人。邢臺市環保局一位工作人員告訴《財經》記者，他父母過去就在板材廠打工，每當寒暑假，他就跑到工廠去幫父母熬膠、裁板、壓材。
隨著“大氣十條”收官之年的逼近，加之重污染天氣頻現，2017年4月，原環境保護部從全國抽調5600名環境執法人員，對京津冀及周邊地區“2+26”城市開展為期一年的大氣污染防治強化督查。“2+26”城市是指北京、天津及河北、山西、山東、河南等省的多個城市。
三個月后，通報顯示，督查涉及的3.2萬家企業中，存在環境違法問題的達到64%以上，尤其是“散亂污”企業問題、治污設施不完善等違法問題數量突出。監管部門表示，9月底，不能進行升級改造的企業一律要進行取締關閉。到了冬季如果發現這類問題，不但要嚴格處理企業，還要追責地方政府。
“散亂污”整治在2017年被推向高潮，僅京津冀地區治理的“散亂污”企業就超過了13萬家。2017年，邢臺市集中整治完成5459家“散亂污”企業，比河北省要求的時間表提前了兩個多月。
過去，邢臺市東華路兩側有成片的板材加工廠，大貨車不斷往來，如今，這些廠房已夷為平地，有的地方種上了樹，有的地方覆蓋著一層綠色塑料膜。坐車經過東華路時，邢臺市環保局宣教科科長賈如琢向《財經》記者回憶去年他經過此處時的強烈震撼感，彼時“散亂污”整治工作剛完成，“兩邊的房子都拆平了，好像地震后一樣”。
環境政策放寬了？
唐曉敏的板材廠有八個工人，妻子負責管理日常事務，他負責對外銷售，每年能掙10萬元。得到整改通知時，他并沒當回事，認為環保只是“一陣風”。
曾參與強化督查的環境執法人員告訴《財經》記者，“散亂污”企業生存能力極強，“隨時關停，隨時可以換個地方復工，就像打地鼠一樣打不完”。
為了防止“散亂污”企業“死灰復燃”，生態環境部要求各地方政府按照“兩斷三清”（斷水、斷電，清原料、清設備、清產品）的要求取締“散亂污”企業，使其不具備恢復生產的條件。
斷水斷電成了壓倒唐曉敏的最后一根稻草，也迫使他另尋出路。南和縣政府多次組織活動，引導“散亂污”企業主轉行。唐曉敏趁這個機會到北京、上海等地參加展會，挖掘商機，最終他決定從事寵物食品加工行業。另兩位板材廠負責人也有此意，于是三人合伙成立了一家寵物食品公司。
感受到環保壓力后，在保定市安新縣從事金屬加工行業的柳舟關掉廠子，作為招商引資項目遷到了華北地區的一個國家級貧困縣。柳舟擴建了工廠，同時提升了環保設施。這里環保政策相對寬松，當地政府也很肯定他所帶來的扶貧作用。
不過，最近柳舟感到一些不公平，他發現一些污染企業仍在保定生產，“踏踏實實做企業的都走了，留下的（‘散亂污’企業）是社會人，有本事的人”。
環保組織“空氣俠”的發起人趙亮曾在多地調研空氣污染問題，他也在保定發現了企業偷排現象。10月30日晚，他帶領《財經》記者來到保定市清苑縣望亭鄉大望亭村，334省道北面的一家企業機器轟鳴，黑煙如同一朵巨大的蘑菇云籠罩在廠房頂端，空氣中散發著刺鼻的味道。趙亮發現這家企業位于“回”字形中心，廠區外面有兩圈圍墻，兩道圍墻之間隔著荒地和農田，他摸索了一個多小時也沒有找到廠房的正門。
依舊存在的偷排行為讓柳舟對當地環保部門的監管力度感到質疑。唐曉敏昔日的同行們則盼望著邢臺市放寬環境政策的一天，他們在環保浪潮中掙扎、猶豫，不斷向唐曉敏打聽近況，謹慎地計算著轉型成本。
對這些觀望者而言，2018年下半年似乎傳來了一些“好消息”。有自媒體發表文章稱，中國正在放松治理污染的力度，以刺激經濟增長。如2018年9月出臺的針對京津冀及周邊地區2018年-2019年秋冬季大氣污染治理的行動方案要求，京津冀及周邊地區PM2.5平均濃度同比下降3%左右，遠遠低于去年計劃中“至少15%”的下降幅度目標。
10月31日，生態環境部新聞發言人劉友賓回應了治污力度放寬的說法。他指出，下降3%的目標是經過專家、地方等有關方面反復研究的，是根據目前的產業結構、能源結構以及空氣質量改善的進程而確定的。“實現這個目標，壓力還是非常大的，任務也是非常艱巨的，認為今年這個目標設定降低了大氣污染防治力度，是對方案的誤讀。”
劉友賓說,去年PM2.5同比下降25%，“天幫忙”因素占三分之一左右，影響PM2.5濃度下降幅度在8.5%左右。今年，在正常氣象條件下，要保證空氣質量同比不惡化，首先要通過“人努力”抵消去年“天幫忙”的下降比例，再加上今年秋冬季空氣質量改善目標3%，實際上，今年空氣質量改善任務為11%以上。
此外，根據國家氣候中心預測，今年12月至明年2月，京津冀、汾渭平原的大氣擴散條件與上年同期相比明顯偏差。綜上來看，完成今年秋冬季空氣質量改善目標3%任務相當艱巨，大氣污染防治力度依然會很大。
掙扎和改變
碳素產品是鋼鐵生產所需的重要耗材之一。2017年8月，幾位在西南地區從事鋼鐵行業的福建商人接手了一家位于邯鄲的碳素廠，這家企業此前被列為“散亂污”，因此他們投入3000萬元進行環保升級改造，原計劃2017年11月試生產。
來自南方的商人們忽略了一個影響生產的重要因素：2017年的秋冬季環境治理攻堅方案明確要求“2+26”城市、多行業自當年11月15日起全面開始執行采暖季“停工令”。
“我們沒有采暖季的說法，到了這里才發現環境政策這么嚴厲。”華辰碳素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陳曾明說，2017年10月，縣政府要求該公司停工，直到今年4月份才恢復生產。
邢臺德龍鋼鐵有限公司的環保改造始于2012年，據該公司生產部部長楊曉斌介紹，至今已投入20多億元用于環保改造。2017年7月，該公司被評定為國家AAA級旅游景區，定期向市民開放參觀。去年秋冬季，和其他鋼鐵企業一樣，該公司被要求限產50%左右，造成5億多元的經濟損失。
今年情況有了轉變。秋冬大氣污染治理攻堅行動方案明確指出，針對鋼鐵、建材、焦化、鑄造、有色、化工等高排放行業，取消統一的限停產比例，由各地制定錯峰生產時間，嚴禁采取“一刀切”方式。
今年秋冬季，多地對鋼鐵、建材、焦化、鑄造、化工等高排放行業實施了差異化錯峰生產。所謂差異化錯峰生產，是指對不同行業特點、地域特征、環保處理能力的企業實行不同程度的限產。根據《邢臺市重點行業秋冬季差異化錯峰生產績效評價實施方案》，政府部門通過多項指標對名單內的企業進行評價，分為A、B、C三類，比如邢臺德龍鋼鐵有限公司被評定為A類企業，限產30%以下。邯鄲市將重點行業企業分為A、B、C、D四類，華辰碳素有限公司被評定為A類企業。
有觀點認為，取消統一的限產停工比例是環境政策放寬的信號之一。不過，多位環境領域專家向《財經》記者否認了這個觀點。
綠色和平氣候與能源項目主任黃薇表示，今年的秋冬大氣污染治理攻堅行動方案提到達到環保排放標準的部分行業標桿企業可以不予限產，這其實是對付出較大環保改造代價企業的一個利好和鼓勵，也會是未來的一個大的趨勢。
2017年以前，號稱“標準件之鄉”的邯鄲市永年區聚集著近1.5萬家“散亂污”企業，其中9098為標準件企業，電鍍廢水直排，河水常年褐色。
一場整治風暴過后，過半標準件企業被關停取締。原本從事標準件行業的劉占紅借鑒南方的模式，在永年區建了一個環保設施先進的工業園區，租賃車間給那些“散亂污”企業主。這讓他在環保浪潮中轉危為機。
“散亂污”企業也逐漸嘗到了轉型升級帶來的好處。一名企業負責人告訴《財經》記者，過去他的工廠沒有環保設施，氣味很大，地面總是濕漉漉的，入駐園區后，環保問題改善了，生產線由過去的人工操作轉換成自動化操作，節省了許多人工成本。由于許多同行退出，他的生意也比過去好了。
和邯鄲一樣，多地投資建設工業園區來承接曾經的“散亂污”企業，倒逼他們轉型升級。2017年，邢臺市南和縣投資2.6億元建設了天金工業園區。如今，唐獻強的新板材廠和唐曉敏的寵物食品廠都已進駐。
“未來，仍堅持挑戰現有制度、違法違規運行的企業，要面對的環保罰金將越來越大；在環保升級改造上投資的企業則會通過增加企業競爭力等方式使企業獲得收益。”黃薇說。
保爾森基金會(美國)北京代表處執行主任莫爭春認為，“一刀切”是一個臨時性的行政命令，短期內對改善空氣質量行之有效，但這種效果是不可持續的，中央政府的改變正是意識到了“一刀切”非長久之計。
邢臺市環保局工程減排辦公室主任董均鋒告訴《財經》記者，去年秋冬季強制性錯峰，全國水泥、鋼鐵、焦化、鑄造、碳素行業確實存在“一刀切”，比如，企業的治理水平是不一樣的，有的好，有的比國家標準還低很多，但使用了同樣的政策。政策執行過程中，產生了很多矛盾。
今年，董均鋒的壓力更大。他說，去年的全面停產更便于操作，今年的挑戰在于評估企業需要很長時間，“一屋的學生，要決定誰上清華很難”。
黃薇認為，按照去年和今年的情況來看，整個采暖季的治理和督查情況將與地方的績效考核直接掛鉤，這意味著地方政府有多方面理由去加速采暖季各企業的達標監管情況。
復旦大學環境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志青說，過去幾年，中國在環境治理方面使用了約談、督查等大量行政手段、法律手段，解決了長期以來欠下的歷史舊賬，這些高壓手段是非常必要的，否則不可能從根本上動搖利益群體，也不能徹底改變人們的觀念。如今該用的手段都用了，常規的制度建設已經達到飽和狀態。接下來，要真正釜底抽薪地解決環境問題，從源頭解決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問題，就需要使用環境經濟手段，也就是提高環境成本，把它放進企業和個人消費者的行為決策函數里。
業內人士認為，與命令型工具相比，達到同樣的環境目標，環境經濟政策工具允許監管對象多元的行為選擇，有助于降低政策成本，也更具有公平性。
比如以綠色金融政策工具為例，當前從中央到地方都開始接受并重視金融機構和金融工具與環保需求的對接，這意味著環境保護的金融通道也開始逐步建立和形成。
環境保護稅也是一種典型的環境經濟政策工具。這個工具的最關鍵之處在于，要將污染的成本與稅收相持平，也就是每單位的排污都必須按照其所造成的環境負擔繳納相應的稅收，以此來提高排污者的排污成本，進而實現生產在社會成本與收益上的平衡。
環境保護稅與其他環境保護的法律和規章有所區別，其實這是一種有彈性的“價格機制”，排污者可以在“多排污、多納稅”和“少排污、少納稅”之間進行選擇，李志青說，事實上，正是這樣一種機制，可以激勵排污企業開展各種環保的技術改造以及生產的轉型。
應該說，環境保護稅的初衷是給排污企業一個選擇的空間，只要稅制設置合理，可以促進企業轉向相應的綠色生產和經營。
（本文首刊于2018年11月12日出版的《財經》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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