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了！滿了！”垃圾困局步步緊逼
編者按：城鄉生活垃圾頻增、處理能力告急;工業固廢出路難尋、監管盲點頻現;電子電器更新報廢、裝修拆遷廢物堆積……隨著工業化、城鎮化加速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提升，各類新舊垃圾問題正在給生態環境埋下隱患。
半月談記者在安徽、江蘇、廣東等地調研發現，一些地方正面臨從過去單一的“垃圾圍城”困擾到“垃圾綜合征”的新形勢、新挑戰。一些城市看似光鮮亮麗，背后卻隱藏著無處堆放、無力處置的垃圾窘境。為了促進城鄉“肌體毒素”排泄，這些地方盡全力開辟新的填埋場、建造更高更大的焚燒爐，卻依舊無法徹底突圍垃圾困局……
需要認清的是，垃圾問題將長期影響人們的生產生活，并且伴隨著社會經濟發展而不斷出現各類“垃圾綜合征”。針對此，各級主管部門和單位須扭轉傳統思路，提高治理意識，明確理念方向，進行綜合整治。當前，亟須利用各種先進的互聯網、科技手段，從垃圾產生的源頭、處理末端等方面著手，攜手社會民眾共同發力，積極探索對垃圾進行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的處理辦法，真正化廢為寶，利于百姓。
河南省新密市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項目的現代化垃圾處理設備正式投入運營 李博/攝
“滿了!滿了!”向何處突圍
提起垃圾處理，會讓很多主管部門和城鄉百姓“頭痛”。城鄉要發展，消費要升級，垃圾產量也會隨之快速增長，困擾著民眾生活，處置不當則會帶來不良社會影響。亟須轉變傳統整治理念，建立新型治理模式，以應對步步緊逼的垃圾困局。
新舊垃圾疊加，問題日益凸顯
對于北京環衛集團合肥項目部的負責人胡毅熠來說，廚余垃圾處理始終是塊“心病”。
天氣回暖，安徽合肥市某小區一個垃圾滿溢的廚余垃圾桶前，飄出陣陣惡臭。胡毅熠說:“過去餐廚垃圾是不過夜的，現在桶滿了卻拉不走!”
胡毅熠發愁的，也是合肥市城管局環境衛生管理處處長李大勇所煩惱的。去年以來，為了防控非洲豬瘟提高了全市餐廚垃圾回收率，導致餐廚垃圾激增。目前，合肥市日餐廚垃圾回收量達到600噸～800噸，但全市唯一一座餐廚垃圾處理廠日均處理能力只有200噸，垃圾積壓情況嚴重。
就在城市被餐廚垃圾“纏身”的同時，來自周邊農村的垃圾更是雪上加霜。隨著農村人居環境整治，越來越多的農村垃圾被運進城。安徽太和縣垃圾轉運量僅一年便從200多噸攀升到700余噸。
江蘇省城管局副局長夏明介紹，2011年起江蘇大力開展村莊環境整治，大量的農村生活垃圾進入城市垃圾處理廠，“一些縣城新建的垃圾場很快被占了一多半”。在揚州，不僅垃圾填埋場庫容飽和，垃圾焚燒廠也滿負荷運轉，每天還有約400噸生活垃圾等待處理。
建筑裝修垃圾、升級淘汰的家具家電急劇增多，是各地集中反映的新垃圾問題之一。廣州益環再生資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低值可回收物及大件物處理公司。總經理史學快說，這幾年明顯感受到家庭淘汰家具的周期在縮短。“以前每個月回收幾噸床墊，現在每月要回收五六十噸。”
無力處置、無處可去、低效利用
隨著新舊垃圾疊加增長，各地不同程度面臨著“無力處置、無處可去、低效利用”的窘境。
“滿了!滿了!”是記者一路采訪聽到最多的回應。由于多地垃圾填埋場“暴庫”，只能將垃圾運送到外市縣處理，運費一年需要六七百萬元，對有些貧困縣來說，是不小的負擔。
有地方城管部門表示，過去一些地方開發區一般工業廢棄物是與生活垃圾混合處理的，有的地方工業廢棄物占比可達10%～15%。如今，隨著環保政策的嚴格執行，工業固體廢棄物不能進入生活垃圾處理廠，也不允許亂倒亂填，存在大量積壓現象。
江蘇省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市政所高級工程師顧軍說，國家提倡對餐廚垃圾進行資源化再利用，但建設處理能力100噸規模的餐廚垃圾處理廠，投資就要近1個億，運行費用每噸在230元至280元，不見效益。
江蘇某市用機械臂對裝修垃圾進行資源化利用。有業內人士說：“因為政府補貼大部分費用才得以進行。”大多數地方的實際情況是，找個垃圾山，尋幾名“破爛王”進行人工分類，將有用的拿走。
“九龍治水”難以破解垃圾困局
上述問題的背后，凸顯了當前在垃圾處置上存在一些深層次問題：垃圾處置基礎設施滯后、分類處置體系殘缺、管理各自為政等。
當下，各地處理垃圾過于依賴焚燒。科學處理垃圾，除了焚燒這一末端處理辦法，還需從垃圾分類這一源頭上加強。
記者調查發現，對有害垃圾、廚余垃圾的處理，不少地方是空白。可回收物中高價值的物品有機構回收，其他低價值的少人問津，即便設有一些專門回收機構，但分散不均，難以滿足需求。按照國家要求，生活垃圾分類處置網與再生資源回收利用網應是相融的，但現實中這兩張網銜接時有斷點、堵點，導致前端分類不力，中間缺乏力量介入和分類處置，終端“混為一團”處理。
垃圾處理涉及多個部門，重點不同，往往造成垃圾處理統籌不足、難以協同。比如城市生活垃圾目前多由城管部門負責，但生活垃圾中的有害垃圾處置、可回收垃圾處置又涉及生態環境、商務、供銷等部門負責，一些地方由于銜接不力、各管一段，導致有害生活垃圾無處可去、可回收垃圾資源化利用率低。
統籌協調，治理城鄉“垃圾綜合征”
面對“垃圾綜合征”，傳統意義上的治理理念、管理辦法已經難以適應，到了亟待轉向綜合治理的關鍵時期。
應盡快明確生活垃圾的治理理念和路徑。末端處理一直是主要思路，雖說近年來開始從單純處置向資源利用拓展，但在生活垃圾分類上，還停留在搞些試點、多擺幾個垃圾桶的層面。各地普遍缺少執行分類的緊迫感和動力，過度依賴焚燒。
安徽農業大學資源與環境學院副教授樊霆認為，垃圾焚燒會產生一定的殘渣和有害物，是不可持續的做法。建議以焚燒解決燃眉之急，以分類和資源化利用為迫切之舉和長遠手段，從政府層面統一認識，用科學、明確的理念指導行動。
健全垃圾回收處理體系，著重解決無處可去的問題。基層環保人士建議，盡快布局建設餐廚垃圾、生活危險廢物等垃圾處置場所，建立分類運輸體系，補上垃圾分類體系中的斷點，使源頭分類與末端處理有效銜接。
引進技術手段，破解再生資源回收利用與生活垃圾分類處置兩網融合難題。目前，不少互聯網企業加入垃圾分類，建立線上預約回收、分類處理渠道，取得很好成效。比如多個城市探索了“支付寶+垃圾分類”回收平臺，打通居民、企業、城管部門等多個環節，推動垃圾分類回收體系的完善。
在廣東汕頭貴嶼鎮一家拆解電子垃圾的廠房里，工人們手工拆解電子廢品 梁旭/攝
這些探索，引領垃圾回收革命
在垃圾綜合治理中，推進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的垃圾分類，是各地探索解決垃圾問題的新手段。半月談記者走訪安徽、江蘇、廣東等地垃圾分類試點城市發現，借助互聯網科技手段，強化“大分類”設施建設和“細分類”收運體系，為城鄉“垃圾綜合征”找到一些治理之道。
“互聯網+”技術，引領垃圾回收革命
互聯網讓生活垃圾回收變得不一樣了!廣州市雅居樂御賓府小區居民林艷霞家中有個雜物存放點，專門存放快遞包裝盒、礦泉水瓶等雜物，等堆積到一定數量，她便拿到樓下的“吶吉島”垃圾分類智能回收站點。
智能回收站點每周二至周六早上開放，設有衣物、塑料袋、鐵制品、玻璃等十幾種回收箱，并配有一名專業人員輔助居民分類。
這天，林艷霞來到智能回收站點，掃一掃二維碼，將雜物分門別類放到回收箱里自動稱重。與此同時，賬號自動完成積分計數。積分可以在網上商城兌換生活用品，還可以直接提現。據悉，廣州已建立覆蓋10個區的App移動垃圾回收平臺。
支付寶負責垃圾分類業務的相關人士介紹，目前支付寶的線上預約回收平臺已經覆蓋長三角地區的十幾個城市約3萬多個小區，使用人數超10萬。除了兌換現金，還打通支付寶的碳能量權益，預約回收分類垃圾的用戶可以選擇兌換碳能量，參與“螞蟻種樹”公益活動。“我家有樹!”成為年輕人炫耀的資本。
合肥市城管局環境衛生管理處處長李大勇說，互聯網利用獨特優勢，把垃圾回收變成新風尚，解決了垃圾分類“最后一百米”的問題，為今后推動垃圾資源化、減量化提供了新思路。
“大分類”設施+“細分類”收運體系
李潤桂是廣州市花都區赤坭鎮錦山村的村民，每月10日、20日、30日，開小賣店的她都要把店鋪、家里清理一番，拿到村里“大物件回收處”去處理。
2017年，錦山村作為廣州市生活垃圾分類試點村，開始探索一系列垃圾分類新舉措。在村里設置專門的大物件回收處，定時定點回收大物件和一般可回收物。
除了在分類前端設置專門的物品回收點，花都區有企業專門提供低值可回收物及大物件處理點。這樣的“大分類”設施和“細分類”收運，是該地探索完善垃圾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處理體系的嘗試。
江蘇揚州市針對垃圾處理能力不足問題，著重強化“大分類”設施建設。全市共建成再生資源可回收物分揀中心9座，有害垃圾貯存點9個，園林綠化垃圾處理設施9座，農貿市場有機易腐垃圾處理設施15座，農村有機易腐垃圾處理設施10座。
在瘦西湖農貿市場旁，記者看到一個生態分類垃圾房，專門將農貿市場、家庭的剩飯剩菜、園林垃圾、農田垃圾等有機易腐垃圾進行集中處理，加上專用微生物，只需一兩天發酵就可制成有機肥料。
負責該設施建設的江蘇中科金匯生態科技有限公司工程師徐銳介紹，從2018年起，揚州農貿市場邊基本都建立了有機易腐垃圾處理設施，每天處理量達500公斤，制作出的有機肥銷量也不錯。
完善“細分類”回收體系，推動生活垃圾分類處置網與再生資源回收利用網相融合，是一些地方積極探索的辦法。廣州以廢玻璃、木質廢棄物等低值可回收物為切入點，聯合街道、環衛站設置回收點，直接與第三方回收企業對接，讓企業收走垃圾“變廢為寶”。
廣州市城市管理和綜合執法局分類管理處負責人彭自良介紹，2018年廣州全市回收再生資源約282萬噸，其中低值可回收物96.5萬噸。
在“細分類”回收體系中，新型資源回收利用企業的加入是關鍵。安徽首創環境科技有限公司是家專門從事廢舊電視機、冰箱、空調、洗衣機等家電回收處理的企業。過去5年里，公司的家電回收拆解量已從30萬臺增至120萬臺。“過去家電要么無處回收，要么回收至小作坊亂拆解，造成環境污染。”總經理周光說，如今全國約有100余家企業通過認證加入到家電回收細分類體系中，確保了廢棄電器領域回收資源化、無害化處理。
針對垃圾“前端分類、終端混合”的問題，各地不斷完善分類收運體系。揚州按照有害垃圾紅色、可回收物藍色、其余垃圾灰色的要求涂裝運輸車輛，實現各類垃圾單獨收運;廣州安排數量不等的可回收物運輸、餐廚垃圾運輸、有害垃圾運輸車輛和專門線路，分類收集垃圾，避免運輸環節混倒混收。
加強頂層設計，探索市場化之路
“垃圾綜合征”病因可概括為：多頭管理問題、公眾意識不強、缺乏法律約束。從源頭采取措施、加強頂層設計規劃是關鍵。地方立法推動垃圾分類規范化、常態化、長效化是有益嘗試。
今年3月15日，《合肥市生活垃圾管理辦法》正式實施。“過去對生活垃圾的管理在法規上一直沒有明確，給處罰帶來難題。”李大勇說，此次管理辦法首次明確責任人制度，并對拒絕垃圾分類工作的個人和單位設立“拒收制”，不分類投放垃圾會影響企業征信情況，倒逼企業、個人進行垃圾分類。
2011年，廣州市出臺全國首部規范生活垃圾分類的政府規章。經過多次立法審議，2018年《廣州市生活垃圾分類管理條例》出臺實施，對于廣州生活垃圾分類工作具有里程碑意義。此次把垃圾分類作為一個全流程和全環節的整體，明確分類投放、收運、處置等各環節實施主體，都要依法履行義務。
針對垃圾處理能力不足、分類推進難等問題，可鼓勵社會資本參與，探索有效的市場化機制。政府可通過購買服務，向企業購買低值可回收物回收處理管理服務，增加企業參與積極性。
受訪的業界人士表示，垃圾分類的根本出路在于市場化改革，通過“有為”的政府、“有效”的市場、“有力”的社會有機結合，方能形成良性互動。
根治“垃圾綜合征”，切莫亂方寸
廚余垃圾回收量暴增逾200%、建筑裝修垃圾堆滿臨時存放點、生活垃圾量倍增致焚燒廠“暴庫”……不少地方傳統垃圾問題還未解決，又遭遇新垃圾問題困擾。“垃圾圍城”“垃圾圍村”已逐漸發展為“垃圾綜合征”。
如果說“垃圾圍城”指的是1.0版的垃圾問題，那么當前不少地方出現的“垃圾綜合征”，則是垃圾問題的2.0版，可謂形勢更嚴峻、品類更復雜、處理更棘手。
新舊垃圾增長交疊之下，一些地方處理垃圾能力告急。“滿了!滿了!”“處理不了”，成為一些地方政府主管部門負責人的口頭禪。
在處理“垃圾綜合征”問題時，表現出的本領恐慌，根源還是傳統思維。要么在沒有充分調研、規劃的前提下，動輒上馬一些項目，給財政資金帶來壓力，效果還不好;要么糊里糊涂“出招”，今天在這里劃一塊地存放，明天在那里暫存，最后堆積如山，百姓埋怨;有的還停留在搞點試點、多擺幾個垃圾桶的層面，并無分類的緊迫性和動力，使治理成效大打折扣。這種用解決1.0版垃圾問題的思路處理2.0版的垃圾問題，無異于“小馬拉大車”，不僅效果欠佳，還會使問題愈加復雜，落下不少后遺癥，造成新的污染源。
根治“垃圾綜合征”，不能亂了方寸，得有新思路。實現垃圾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是個系統工程，亟待綜合施策、標本兼治。
建立健全垃圾回收處理體系是藥方之一。一些地方在垃圾處理過程中，投放、收集、運輸和處置等環節往往不是“互聯互通”，有的完成了前幾個環節，但最后處置無法解決，導致前功盡棄。各地應結合自身特點，借助大數據，盡力補齊垃圾處理體系中的短板，使源頭投放與末端處理“無縫對接”。
根治“垃圾綜合征”，亟須打破“九龍治水”的局面。垃圾處理涉及生態環境、住建、城管、商務、供銷社等多個部門，各管一段，各有側重，信息數據不共享，造成垃圾處理統籌不足、難以協同。如何對管理空白點補位，對管理交叉點明責，形成管理合力，是當前必須下大氣力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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