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鄭艷：如何應對氣候變化災害風險？
【谷騰環保網訊】發揮氣候適應的“三重紅利”，提升經濟韌性和民生福祉。全球適應中心于2021年初發布《適應現狀和趨勢報告2020：后疫情時代的世界應加強氣候適應》，認為針對全球面臨多重災害引發的系統性風險，氣候適應是協同應對健康、經濟和氣候變化三大危機的最好選擇。適應行動帶來多重好處，稱為三重紅利。第一重紅利是避免損失，早期預警系統挽救的生命和資產價值至少是成本的10倍，24小時內發出風暴或高溫預警可減少30%預期損失。第二重紅利是經濟效益，適應氣候變化每投資1美元，可產生2-10美元的凈經濟效益。在氣候預警、氣候韌性基礎設施、旱地農業、紅樹林保護、水安全等領域投資1.8萬億美元，能產生7.1萬億美元的凈收益。第三重紅利是社會和環境效益。氣候變化加劇了社會不平等，“富人花錢來避免過熱、饑餓和沖突，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卻在遭受痛苦”，政府主導的適應投資項目、公共健康、社會保障項目能夠有效減小社會邊緣群體的脆弱性，打破氣候貧困陷阱的惡性循環。2019年，世界銀行和全球減災與恢復基金(GFDRR)《生命線：韌性基礎設施機遇》報告指出，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投資建設更具韌性的基礎設施，平均凈收益可達4.2萬億美元。因此，氣候適應投資不僅有助于減小災害風險，也是最具成本效率和促進社會公平的無悔發展路徑。改革開放以來，中國7.7億農村貧困人口擺脫貧困，提前十年完成了聯合國減貧目標，按照世界銀行國際貧困標準，為全世界減貧的貢獻率超過了70%。中國政府在應對疫情過程中，充分發揮制度優勢，利用東西部合作扶貧、綠色消費扶貧等機制，創造性地實現了應對經濟緊縮、創造就業、減小貧困的協同增效，為全球推進適應行動、實現綠色轉型提供了中國經驗。
碳中和目標下加強適應與減排的協同效應。與減排相比，適應行動具有較強的“地方特色”或“部門特色”，氣候變化影響較大、溫室氣體排放較高的城市地區，以及農林、能源、交通、建筑等部門，是發揮減排與適應協同效應的最佳領域。城市居住了全球50%的人口，占全球碳排放量的70%，同時也是氣候災害風險高發地區。地方可持續發展理事會（ICLEI）全球數百個會員城市在減排和適應行動中發揮了協同效益。我國城市常駐人口已經超過60%，在城市更新、風險規劃和基礎設施建設中采用低碳技術、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有助于提升資源效率和綠色經濟轉型。國內外研究表明，中國2060年之前實現碳中和目標對減緩全球變暖的貢獻約為0.2-0.3攝氏度，有望帶動中國上百萬億人民幣的綠色產業投資，提升GDP增長率高達5%，同時因減排獲得的健康改進社會效益將高達10萬億美元。如果考慮適應需求，還將帶來加倍的投資和就業拉動效應。根據能源基金會測算，到2050年，中國面向碳中和的直接投資可以達到至少140萬億元，加上關聯投資將提供可觀的經濟增長推動力。中國作為氣候風險突出的發展中國家，要實現2060碳中和目標，不僅要與世界各國攜手推進減排合作，還應積極加強與世界各國在適應氣候變化領域的合作，尤其是在城市地區和氣候變化敏感行業，應積極推進、協同落實綠色低碳和氣候韌性發展理念。
發掘傳統文化中的減災智慧，建設韌性社會。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就是一部與災害共生求存、多難興邦的奮斗史。中國傳統文化蘊藏著豐富的智慧，是人類歷史上最早開展天文氣象觀測并留下可靠文字記錄的國家，自古就有防患于未然、化危為機等深厚的風險文化和防災理念。天人相應的整體觀，要求人類發展活動應順應天時、發揮地利、趨利避害，避免違背自然規律引發和加劇災害。然而，中國數十年快速發展加劇了災害風險，同時全社會的災害風險意識、防災減災能力并未同步大幅提升。據2015年中國扶貧基金會調查顯示，城市居民中做好基本防災準備的不到4%，農村居民的防災能力更為薄弱。我國臺灣地區及日本、歐洲等發達國家經驗表明，社會安全治理能力與社區組織發展、志愿者比重密切相關，目前我國一些發達城市的志愿者注冊者比例達到20%以上，對此應適時培育市場資源和社會力量，推動風險防范的常態化和全民參與。面對氣候災害風險成為“新常態”，應積極推進《國家適應氣候變化戰略2035》落地實施，建設氣候適應型社會。一方面，積極培育社會力量，改變政府包攬一切的防災救災方式，將災害韌性理念納入生態文明國民素質教育體系，發掘傳統文化中的生命教育、防災備災救災知識，推動全社會樹立風險文化意識。另一方面，全面推進韌性城市、韌性社區的試點建設。2017年我國啟動氣候適應型城市建設28個城市試點，目前該工作不斷推進，適應氣候變化能力持續提高，民眾滿意度和低碳意識都有所提升。
本文節選自《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災害風險的進展與對策》一文，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生態文明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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