亟待擴權的中國環境保護部
面對地方經濟利益的強大力量以及環保執法權力的有限空間，如果不及時進行制度性擴權，中國未來的環境部，即令換了帽子，其既往面臨的捉襟見肘的尷尬恐怕仍然難以消失。
中國“兩會”期間公布了將環境保護總局升格為環境保護部的計劃，無疑給緩解日趨嚴峻的環保形勢增添了一抹曙光。在幾位省部級地方大員拿官職作為“節能減排”達標的承諾抵押之后，中國政府關于扭轉既往發展模式的決心，再次收獲更多的證明。
國際義工組織者、丹麥人Lotte還記得她 1990年第一次來中國時的場景：站在浦東的地頭，和她對話的，不是今日在各個跨國銀行供職的匆匆白領，而是荷鋤耕地的江南農夫。彼時的Lotte想象不到，中國之后的18年，會發生這樣驚人的變化。此時的中國，正在為如何擴大對外出口想盡辦法，不像今天正為過量的順差擔心。
持續30年的經濟增長，中國創造了世界公認的經濟奇跡。然而，這個向來對環境和氣候極為依賴的農業國在其工業化進程中，卻令人痛心地陷入環境高危狀態——在消耗了數量驚人的煤炭、石油、鋼材以及水泥等建材后，中國創下了另一個記錄：單位GDP能耗是發達國家的8到10倍，污染是發達國家的30倍。
面對地方政府氣勢如虹的增長需求，環保部門的令箭或提醒，常常被更強的呼聲所掩蓋。在各個諸侯的經濟“軍備競賽”當中，官員由地方任命的地方環保機構或者保持沉默，或者“協助”通過有關環境測評。而在北京的國家環保總局，面對地方經濟的破壞型擴張群像，焦急之中，手段有限。
國家環保總局的高級官員曾向有關媒體證實：被中國先民列為四大母親河的長江、黃河、淮河、濟水，幾乎所有支流要么壞死，要么干涸；9個大湖，7個的水質已是五類以下。而大城市集中的華北平原地區，則形成了超過10萬平方公里的地下水大漏斗。
環境風險高發期在中國人均收入遠遠不及西方之時，提前來臨。著名的松花江污染，幾乎釀成國際性事件。其后，水污染事故幾乎每兩天一次的速度發生。大批分布在江河湖海左近的污染性工業項目，令中國業已脆弱生態處于危險的包圍之中。
惡化的環境，令中國在國際上面臨空前的壓力。在保持經濟高增長的前提下，節能減排，減少環境污染，已成為須盡快完成的作業。
在經濟發展從“又快又好”調整為“又好又快”之后，中國試圖將其飛速的增長快車納入健康的方向。3月11日公布的中國內閣改革方案中，主管環境保護的國家環保總局計劃升格為環境保護部。在眾多或合并或削權的機構調整聲中，環境部的高調升格令人矚目。這是中國在本國環境態勢已退無可退的境地下，做出的危機抉擇。中國環境部的亮相，既讓國際社會期待，也讓觀者暗自擔心：幾百人的編制，面對如此廣泛、復雜的環境透支能否勝任？
在官方開始采取戰略性措施扭轉中國環境的危險現實之前，形式多樣的民間機構已經開始在為惡化的環境預警或干預。普通百姓也意識到，環境生態問題事關自己的切身利益，而不能聽之任之。被認為是中國公民社會逐漸發育的幾個標志事件，比如非政府組織在怒江大壩項目上的干預行動，廈門PX項目風波，上海市民反對磁懸浮延長項目的和平散步活動，提前在民間推動了對環保問題關注的預熱。手段相對有限的國家環保總局對于民間力量介入環保，曾表示了罕見的歡迎。環保總局的官員也高調表示，NGO是環保部門的天然盟友。
相較于民間環保力量的風生水起，官方監督機構的力量則顯得長期虧缺。幸運的是，此次發展政策調整，已被列入中國統一的戰略規劃。剛性的節能減排指標被分到各省的考核指標之中，因危機而產生的壓力傳遞透過中國緊密的行政系統，應能產生巨大的調試效應。
然而，中國增長模式的改變，尚需相當的時間或金錢成本。而中國不平衡的經濟發展現實，使得產業淘汰更新顯露出由東向西遷移的痕跡。在沿海業已富裕的地區提升門檻、逐步把可能帶來環保麻煩的粗放型企業淘汰出局時，或許在欠發達的西部，正是地方部門歡迎的新經濟增長點。
即使在沿海地區，一些能給地方GDP帶來增益的大型項目，在官員有限的任期內，匆匆上馬，以盡快形成政績。廣州南沙的石化項目，因未經環境測評便露出上馬跡象而受到當地媒體的批評。環保部門在此風波中的缺位，再次傳遞了令人擔心的信號。
目前人數只有美國環境署六十分之一的中國環保部，在獲得更多擴權，特別是獲得針對地方行政決策的有效否決權之前，要扮好中國環境監督領軍者的角色，顯然十分困難。
中國環保，必須升格與擴權同步。這種擴權，一方面是為官方的環境保護部授予更多的有效行政手段，包括對地方立項的一票否決；另一方面，則應向來自民間的環保行動提供更大話語和活動空間，以形成廣泛的監督網絡，填補官方監管的空白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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