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環境保護優化國際貿易發展
近年來，西方輿論炮制“中國資源威脅論”和“中國環境威脅論”，指責我國“輸出污染”，并將其作為軍事、政治、經濟利益進行博弈的重要內容，使我國“兩種資源、兩個市場”戰略受到約束。但是，目前經濟全球化進程全面加快，中國與世界經濟相互依賴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環境保護與政治、經濟、文化、安全，以及貿易、技術等方面相互滲透，相互影響，相互依存，具有綜合性和復雜性，一體化進程不斷加快。
從全球化發展的規律看，中國環境問題是國際經貿發展規律決定的，即由各自經濟發展的階段性所決定，中國的環境問題產生的根本原因要放在全球尺度上考慮，環境保護的戰略要放在國際貿易自由化趨勢的背景下來制定。
國際產業分工對我國環境的影響
世界銀行2004年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在世界28個行業中，鋼鐵、煉油、食品、工業化學、紙及紙制品、有色金屬、水泥等7個行業對全球大氣污染物的 PM10、二氧化硫、有毒化學物質和水污染物BOD、有毒化學物質等的貢獻率為64％～96％，這一污染負荷在上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近40年里幾乎沒有大的變化，所變化的只是從一地轉移到另一地。這是全球市場失靈和政策失靈的重要體現。
中國目前正是這些行業的集聚地和“世界工廠”，這意味著中國在不斷創造經濟奇跡的同時，主要污染行業的環境外部性在不斷增大。我國作為“世界工廠”的狀況短期不會發生變化，未來環境壓力巨大，在全球的需求結構沒有發生變化的情況下，全球的產業結構就不會發生變化，即“金剛石變成石墨非常困難”。
上世紀70年代后期，日本由大量消耗資源、消耗勞動和大量產生公害的重化學工業轉向資源消費少、產值高的“知識密集型”產業。在原有對策的基礎上，由石油危機引起的能源價格上升促進了能源節約對策的展開，更重要的是在產業結構方面，重化學工業的比例迅速下降，機械加工和信息產業的比重迅速上升。這對產業部門的大氣污染物削減起到了顯著作用。產業結構的轉變和技術對二氧化硫減排的作用到80年代中期逐漸超過了末端脫硫設備。
環境外部性的空間轉移理論能較好地解釋國際貿易的環境外部性，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產品貿易導致生產過程產生環境外部性，例如我國華北地區的小麥出口，帶走了水資源，從而加劇了華北地區的干旱；我國工業制造品的出口，帶走的是資源和能源，留下的是污染。二是產品本身的環境外部性也隨著國際貿易而移動，例如廢物的進出口直接造成環境外部性的空間移動，而環境友好產品的進口帶來正的環境外部性。
近年來，一些發達國家在打著推動循環經濟或堅持3R原則的旗號，推動向包括我國在內的主要發展中國家出口廢物。同時，這也是由于我國資源需求量不斷增加，國內資源短缺，價格上漲，進口廢物可獲得一些國內外需求旺盛的原料，從而獲取明顯的經濟效益；中國廢物處理成本相對發達國家較低，非法廢物進口的收益率遠遠高于社會平均收益率，利潤驚人，以致國內外企業冒著嚴格海關管理和環境監管的風險進行非法廢物貿易。因此，我國廢物正常貿易和非法貿易總量則均呈明顯增長趨勢。
雖然廢物的資源可再生性隨著礦產資源的逐步衰竭日趨明顯，但廢物環境污染的潛在性也需要重視。例如，計算機含有700多種化學原料，50％的原料對人體有害，其中溴化阻燃劑，以硅酸鹽形式存在的鉛、鎘、汞、鉻等有毒重金屬在電腦中大量運用。一些電子設備的電池含有鎳鎘、鎳金屬氰化物、鋰、鉛酸物質等。而且，部分進口廢物在中國處理后，提煉的一些可回收金屬，又通過中間商運回英國等發達國家，可見以污染環境、消耗能源和資源來賺取利潤，并不單是為了補充國內資源需求。
剛性產業結構造成環境代價大
從我國目前的貿易結構看，出口產品的平均資源能源消耗和污染強度普遍大于進口產品的相應指標。據測算，我國每年出口的高能耗產品的能源消耗占國
內能耗總量的1/5。而且，我國進口的原材料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支撐對外出口，例如我國出口木質林產品折合木材達2152萬立方米，接近進口量；2005年，我國銅消費量占全球總消費的22％，其中25％～50％用于出口產品。
可見，污染產業在空間上的轉移主要是全球剛性很強的產業結構或需求結構驅動的，是由于發展階段不同所致。從物質形態來看，歐洲等發達國家的發展現在更多地是依賴無形資本，我國則更多依賴有形的物質，勞動力、原料、產品或廢物，即我國出口產品、進口廢物，出去的是產品，留下了污染。
近年來，我國貿易快速增長的資源環境代價過大，在贏得貿易順差的同時，也承擔著“生態逆差”。中國已經成為內涵能源的凈出口國。從2002 年～2006年，中國凈出口內涵能源從2.4億噸標煤增長到6.3億噸標煤，其占當年一次能源消費比例從16％快速增長到26％，在國內凈增加大量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排放。
2002年，中國出口的內涵能源對應的是2.38億噸碳，進口的內涵能源對應的是0.70億噸碳，相當于凈增國內碳排放1.68億噸碳。英國 Tyndal l 中心的研究表明，2004年，中國凈出口商品內涵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11.09億噸二氧化碳(3.02億噸碳)，占中國當年總排放的23％，相當于日本目前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此外，“十五”期間，中國每年通過對外貿易造成的二氧化硫逆差約為150萬噸，占中國每年二氧化硫排放總量的近6％。
所以，中國環保工作的任務艱巨，短期內難以改變剛性的結構性污染，產業轉移是短期內有效的重要手段，生產工藝技術水平提高是重要途徑，生產、消費、流通領域的全過程控制是實現標本兼治的重要舉措，國際貿易手段應成為環保戰略的重要內容。
環保融入國際貿易并成為趨勢
WTO新規則的談判表明:環境外部性日益成為國際貿易政策體系的重要內容。盡管WTO不是一個單純的環境組織，但承擔著保護環境的職責，相關貿易協定，無不涉及環境問題。實現環境與貿易雙贏戰略是當前國際談判的重要出發點，環境已經不再作為人類活動的對立面而存在，其重要意義已超出任何經濟、意識形態的約束，其影響已跨越國界、超出地域限制。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發展以及國際競爭的日趨激烈，貿易與環境的關聯程度不斷加強，對全球政治經濟格局以及可持續發展的影響日益深刻，建立一整套規范國際貿易的環境規則將是未來多邊貿易規則發展的一大趨勢。同時，環境偏好的內在需求也要求各國重視可持續貿易。
環境保護成為國際貿易競爭新手段。近年來，國際貿易競爭不斷加劇，環保要求不斷提高，環保措施不斷增多，環保標準日趨嚴格，影響范圍不斷擴大，幾乎涉及所有產業，成為重要競爭手段。例如，頻繁出臺和修訂與環境相關的法律法規已經由對最終產品的環境要求擴展到對生產工藝過程和方法(PPMs)的強制性要求；不斷增加檢測項目、改變檢測方法、提高標準等使許多出口企業無法很快適應并及時進行調整，一些企業在出口中遭受損失。這些環保要求主要涉及我國相對有出口比較優勢的紡織品和服裝、農產品、林產品以及電器產品和消費品等產品。
國家質檢總局發布的《中國技術性貿易措施白皮書》顯示，2005年，中國遭受國外技術性貿易措施影響的出口企業大約有25.1％。受影響合同總額超過 81.5億美元，其中受包括節能及產品回收在內的環保要求影響的出口合同金額在22.2億美元以上，占受影響總金額的27％以上，是對中國產品出口影響最大的一種措施。
區域貿易自由化加速發展，環境問題造成政治、經濟沖擊。經商務部備案的赴東南亞地區進行經濟技術合作的企業投資額已達12.8億美元，其中僅2006 年一年的投資就達2億美元，中國對東南亞地區的投資年平均增長速度達到60％以上。而主要參與東盟和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的云南和廣西兩省區對外經濟投資業務的70％～80％集中在東南亞、南亞國家和地區，特別是周邊的越、老、緬三國。
隨著東南亞國家環境法規的逐步完善，近年來，一些國家聯同國際機構共同指責中國公司在本地區掠奪自然資源、破壞環境的聲音逐漸增多。例如，由于 2004年出口到中國的緬甸木材有95％由非法渠道而來，自2005年開始，緬甸中央政府對中國在其境內開發自然資源采取了限制性措施，已使中國西南邊境地區的木材加工和其他原材料貿易受到了巨大沖擊，造成了一定范圍內的政治和經濟影響。
歐盟和美國積極將氣候變化問題納入WTO談判。在巴厘島會議前夕，這兩個最具實力的WTO規則制定者根據世界銀行2007年6月18日完成的報告，就聯合向WTO貿易與環境委員會(C T E )提交了關于將“氣候友好”的產品和服務作為環境產品和服務的重要提案，甚至忽略了發展中成員具有巨大需求的污水處理、大氣污染控制、固體廢物處理等領域相關的產品和服務。
同期，歐盟于2007年6月完成的研究表明:貿易相關的二氧化碳排放正在穩步增長；歐洲內部生產和流通的產品相比海外進口產品來說，其二氧化碳排放強度要低一些，這種差異主要來自運輸過程排放。可見，從氣候相關的貿易政策入手可以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貿易的運輸環節是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
環節，不同的運輸模式的排放量不同，可以通過改變運輸模式來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很顯然，這將成為歐盟國家減少進口的重要理由。但從另一個角度看，歐盟是在實踐“以環境保護優化經濟增長”，而我國還處在討論是否可作為環境保護指導思想的階段。
因此，通過環境保護優化國際貿易發展已經成為歷史必然，我國的環境保護戰略的制定要充分考慮國際貿易可持續發展，既要以環境保護優化貿易增長，又要將貿易作為環境管理的新手段，減少我國貿易的生態環境逆差，以推動實現環境保護的歷史性轉變和節能減排目標，將其作為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構建和諧社會與和諧世界目標的重要內容。
構筑可持續貿易體系將使我國貿易發展走上環境與貿易雙贏的良性道路，實現貿易“又好又快”的發展目標，減少和避免國際貿易摩擦，消除所謂“中國環境威脅論”的不利影響。
構筑可持續貿易體系的幾點建議
全球化或全球經濟“勢能”引起的環境問題很難由一個國家單獨解決，需要全球化的手段、國際貿易和投資來解決。面對新形勢，我國要根據黨的十七大提出的十二字方針“‘相互幫助、協力推進，共同呵護’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家園”，重視“共同的責任和義務”、“共同責任，積極參與”等原則，提倡“相互幫助、協力推進”，向共同呵護地球家園轉變。
第一，總體上，要從推動經濟發展和保護環境的雙重目標出發，轉變貿易增長模式，調整貿易與資源環境的關系，健全可持續貿易體系。
充分利用我國的貿易順差，進口高能源資源含量的產品和技術，減少相關產品出口，尋找并擴大高能耗產品替代品。從產品、企業和行業的環境績效情況著手，通過優化貿易結構、調控貿易總量和提高貿易效率等途徑，加強環境管理，改變現有貿易狀況和完善現有貿易政策。具體措施是綜合運用產品出口關稅、市場準入與準出、投資等手段，基于與環境和資源不同關聯性，采用不同貿易措施，達到或者促進、或者禁止或限制、或者引導出口的最終目的，實現貿易“綠化”。
第二，國際貿易的發展要求我國的環境保護戰略要從管企業逐漸擴展到管產品，管理手段要從行政手段轉向經濟手段、自愿性手段。
國際貿易產品本身引起的環境問題要采取嚴格的檢驗檢疫手段；由國際貿易生產過程引起的環境問題，建議由政府監管轉向企業監管，采用供應鏈管理模式或生態標志互認等自愿性措施。
減少廢物貿易的環境影響，應采取的綜合措施包括:一是要推動資源節約政策，減少對原料的需求，充分利用國內廢物資源，從而減少對生態環境有危害的廢物進口和相關資源的提取過程；二是環保、貿易、質檢、海關等部門對于可用做原材料的廢物國際貿易要進一步加強監管，對于新增進口廢物要進行嚴格的環境影響評價，要防止高污染和有毒產品和廢物進口；三是對于進口的可用做原材料，但是易造成環境影響的廢物要采用園區管理模式，采用嚴格的環境準入標準，加強廢物處理能力；四是要禁止進口廢物的加工企業再行出口相應的原材料，以切實保證是滿足國內需要，而不是只賺取外匯，留下污染；五是要充分利用WTO規則進一步適時采取措施限制廢物進口，同時要在國際合作中作為重要要價。
第三，在WTO談判停滯不前形勢下，我國要抓住這一機遇大力加強WTO規則的研究并熟練掌握，為我所用，避免在貿易與環境問題上處于被動局面。
其中，關于貿易與環境議題的談判要認真研究應對氣候變化可能采取的貿易措施及其影響，包括對“氣候友好型”產品和服務征收低關稅、針對能源效率的政府補貼、氣候標簽計劃、政府采購政策、基于《京都議定書》的彈性機制，建立溫室氣體信用領域的國際貿易、反傾銷稅、碳稅等。
第四，我國的環保戰略要充分考慮金融危機影響。金融危機發生后，全球環境問題壓力勢必有所減輕，但國內環境管理面臨更大壓力。
首先，要謹防因國際資源與能源價格下降導致的資源、能源密集型產業發展加重環境污染，要注意協調經濟和環境之間的管理，防止環境保護工作下滑，堅持環境保護優化經濟增長；其次，防止貿易對象轉向新興經濟體而導致產品及環保要求不高帶來的出口企業環保積極性降低；三是通過環境手段，推動貿易結構和對象的調整，鼓勵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產品進口，同時推動國內資源和能源密集型企業實現從貿易企業到對外投資發展模式的轉型，加強對外投資企業的環境管理，以環境友好的方式利用國際資源。
第五，從國際貿易角度推動環保戰略需要方法論和制度的創新。在方法論上，國際貿易對環境的影響采用實物量核算的方法，同時采用產品生命周期分析方法和全過程控制方法才是制定和落實未來環境保護戰略的基礎方法。
在制度上，除生產者責任制度外，要強調消費者責任，這有利于降低成本，同時對消費者有利，要將“誰污染誰治理”的原則，進一步發展為“誰消費誰付費” 原則，即采用經濟手段等對需求方行為進行規范。
使用微信“掃一掃”功能添加“谷騰環保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