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壤修復呼喚責任擔當
也許還有人記得北京三環內的田野，大望路附近化工廠的忙碌，但是城市擴張的腳步正在提速，這些已經成為記憶。由于城市建設的快速發展與土地的緊缺，各地大力促進關停、搬遷企業場地的再開發，污染場地修復日益得到重視。
然而，雖有國家政策、資金支持，但是法律空缺、標準不完備、人才隊伍不足，想讓更多“棕地”變“綠”，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政策措施利好，污染場地修復產業升溫
看看去年一年在污染場地修復領域有多少活動，你就能感覺到這個產業正在熱起來。今年4月、5月，第三屆中國環境修復發展戰略論壇、2012重金屬污染土壤治理與生態修復論壇相繼舉辦，參會者不僅有這個領域涵蓋專業的最知名學者，污染場地的業主方即政府代表，工業及修復企業，還請到了全國人大、環保部的高官，各方的關注一目了然。
“關于污染場地修復最早的文件應該是原國家環境保護總局2004年下發的《關于切實做好企業搬遷過程中環境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也就是環辦47號文。2005年環保總局下發的《電子廢棄物污染防治管理辦法》中，也對污染場地提出了要求。”中國環境修復網執行主編高勝達告訴記者。對污染場地修復提出明確要求的，還有正在接受挑戰的各個城市，不少地方都對污染場地修復出臺了地方法規。
將污染場地修復推向“熱點”的，是國家近年出臺的幾個規劃。先是“十二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加強重金屬污染綜合治理，以湘江流域為重點，開展重金屬污染治理與修復試點示范，以及受污染場地、土壤、水體等污染治理與修復試點示范；后有《全國地下水污染防治規劃（2011—2020）》、《重金屬污染防治“十二五”規劃》。幾個規劃內容直接與污染場地修復工作相關，項目、資金都有所傾斜，環保業內也直呼一塊產業大蛋糕已經擺在面前。
“國務院批復了《重金屬污染綜合防治“十二五”規劃》、《湘江流域重金屬污染治理實施方案》。這兩個規劃中對土壤重金屬污染治理提出了更為具體的要求，也提出了項目清單。”國家發展改革委資源利用和環境保護司馬銘峰博士在第三屆環境修復發展戰略論壇上透露，2010年，國家發改委就安排了中央預算內資金支持湘江流域的治理修復工作。
政策利好直接帶動了產業的熱度，據中國環境修復網不完全統計，僅2011年，新注冊成立或轉作土壤修復業務的企業就超過了20家。在北京、上海、江蘇等經濟相對發達且污染場地較為集中的區域，圍繞產業鏈的修復類企業正不斷誕生。
修復不是簡單事，污染場地綜合管理考驗政府
一塊污染場地從“棕”變“綠”，要經歷哪些過程？上海市環境科學研究院固體廢物與土壤環境研究所所長羅啟仕認為，污染場地修復工作內容及程序應該包括污染場地調查、污染評估、健康風險評估、修復方案設計、工程實施、過程管理與監理、第三方驗收監測和工程后評估等，可以說復雜而漫長。
對于污染場地，原有兩種處置模式，一是先出讓再治理，二是治理后再出讓。由于出現過出讓后治理效果難以掌控的問題，目前，大多是政府先將地塊修復，然后再出讓。修復產業鏈長、參與機構眾多、環境風險和管理風險較大，因此，在整個污染場地修復過程中，政府扮演的角色十分重要。
如何保障場地評估的準確性、如何選擇修復方案、如何防止污染土隨意轉移、如何做好施工過程的監理工作、修復到何種程度算是成功，污染場地修復管理工作可謂頭緒繁多。一面連著城市生態，一面連著百姓健康權益，在污染場地修復這個問題上，政府可謂責無旁貸，但是另一方面，由于牽涉問題多，專業性強，污染場地管理也在考驗著政府。
環保部固廢管理中心張俊麗博士認為，污染場地環境監管的實質就是制定好規則，維護好秩序。“制定規則”即確定管理主體、管理對象、管理流程和管理制度。“維護秩序”就是確保所有的參與者按照規則去做，確保修復目標的實現，保障產業朝著良性的方向發展。污染場地環境監管體系的構建，應該包含場地污染預防、場地治理修復監管，以及修復后場地可持續管理三方面的內容。
缺法律依托，制定地方法規；少完備標準，找來發達國家參照使用。國內一些城市在污染場地管理方面探索性的工作，也為后來者提供了借鑒。但是，在探索做好管理的過程中，各個城市都遭遇了一些難題。北京市固體廢物管理中心主任唐丹平表示，由于國家缺乏對評價單位資質的審核，污染場地評估質量難以掌控。另外，由于缺乏技術規范，在修復方案的選擇上，同樣存在很多困難。
在環保部對外合作中心“環保公益性行業科研專項”的幾位研究人員看來，這些問題還都停留在污染場地修復全過程管理這一層面。政府要做的應該覆蓋更廣：應在完善相關政策標準、合理分攤修復責任、明確優先治理清單、建立基于風險管理的修復目標和方法等方面做好工作，這是所有管理工作的出發點。
“治病”要花上千億元，污染責任界定需法律護航
相較于管理的繁復，對環保產業界來說，污染場地修復無疑孕育著巨大商機。在湖南株洲，清水塘地區企業整體綠色搬遷項目不久前開工，估算的費用就高達483億元，投資的重頭就是污染場地修復。
“由于污染場地情況復雜，給地‘看病’、‘治病’需要的費用普遍比較高。”曾長期在國外從事污染場地修復工作的中國環境修復網總工蒲民告訴記者。有媒體估算，2015年我國污染場地修復（包含土壤和地下水）的市場規模可達400億元，而整個“十二五”期間，整個市場規模將在1000億元以上。
誰出這筆錢？錢從哪里來？
誰污染，誰治理。然而，污染場地多是搬遷國有企業留下的，其中一些已經破產，還有的企業因為產權變更，無法認定污染企業的責任主體。同時，由于土地所有權為政府所有，污染場地治理的責任都壓在了政府身上。
“由污染場地修復資金來源引出的，是對污染法律責任的界定。原有的污染場地修復費用由政府承擔沒有異議，但是更應關注的，是今天的生產場地不能再成為明天的污染場地，修復這些污染場地，又再由政府也就是公眾埋單。”高勝達這樣說。
避免出現高勝達擔憂的情況，唯有法律來規范。一些外國大企業進駐中國投資建廠，第一件事就是取土壤和地下水的樣本，為的是“立此存照”，等離開之日有對比，免責任。這是長期受法律嚴管的外國公司的自覺和自我保護行為。
然而，與之對比，目前，我國尚無一部系統的有關土壤保護的法律，如何防治，如何界定污染者，以及修復過程和結果法律責任的認定，一片空白。
曾長期從事環保政策法規研究的中國環境科學學會副理事長楊朝飛表示，污染場地問題的顯現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解決也需要較長時間，因此必須建立起嚴格的環境責任追究制度。國際上較為成熟的經驗是：形成一種對環境污染的終身、產權和連帶責任追究體系，無論污染者如何變身，都能做到有賬可查。同時，連帶責任也把向污染企業提供貸款的銀行、保險公司乃至投資股東列為處理對象，不僅可以減少工業發展帶來的損失，同時也為污染治理籌集了資金。
“我們在操作層面工作，感覺急需法規和標準、規范來把污染場地的問題管起來。”北京建工環境修復有限責任公司技術總監馬駿說，只有立法部門、管理部門、業主以及實施單位都承擔起責任，才能把污染場地修復工作做好，保證土地在一個安全狀態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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