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太講靈活，最后靈活得都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這個人，究竟是不受歡迎呢，還是廣受歡迎?
有些人不喜歡他出現，他一出現，項目的推進可能就要花更多的工夫。
可是，卻又有那么多人等著他去，還專門為他調整時間。
等他去干嘛?
做環保項目的評審。等著他在評審會上說真話，說實話。
人微言輕，尤其涉及公共事務，人們常如是想。那么，他如何擁有了自己的話語權?又如何看待自己的話語權?
本期服務上海三十年，拜訪同濟大學教授何品晶，一位研究廢物處理和轉化利用技術的專業人士。
“光棍節”網絡銷售300億，這制造了多少廢棄物呢?
這周一上午，天氣陰沉，天空中夾雜著綿綿細雨，拉開了陰雨天的序幕。
并不是外出的好日子，但位于四平路上的同濟大學校園內卻很熱鬧。搭乘地鐵來上課的學生急急地走上自動扶梯出站;男生們結伴騎著自行車轉入了校園小道;教學樓內供應熱水的機器前排著隊……
結束了寒假期間校園內冷清的場面，新的一學期又開始了。
十點不到，教學北樓的405教室內，學生都已經到了，50人不到，占滿了教室三分之二的座位。和每個時期的大學課堂一樣，女生搶占了第一排座位。
何品晶站在教室門口，他已經做好了上課準備：展示出了課件的PPT，和學生做了一些簡短的交流。
這門課叫《固體廢物處理與資源化技術》，是何品晶給這批大三學生上的一堂專業課。他穿著一件天藍色的羊毛衫，外面套一件黑色全棉外套，一只手插在褲袋中，一只手做著手勢。表情是很嚴肅的，不茍言笑，說到一些幽默的話語，音調會有所變化。惹得學生哄堂大笑的時候，他卻不怎么笑，像冷面滑稽。
第一天上課，內容是概論，對何品晶來說，這是一門課最難講的地方。大概是這個緣故，一開始他的聲音低沉，內容也略顯平淡。不過講著講著，他體內的某個開關好像被撥動了似的，越來越生動，還時不時地有幽默的話語冒出來。
這就像上過這一門課的學生在評教網站上的留言：“他(何品晶)總是一開始有氣無力，到最后就收不住了，講課太有激情了。”
何品晶是同濟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的教授，他揶揄自己是個“廢物教授”，因為他的工作就是和“廢物”打交道：研究如何更好地處理固體廢物，讓它們盡可能重新變成資源，減少浪費和污染，為人所用。“工業生產會產生大量的固體廢物，農業生產中那些廢棄在農田中的秸稈，養殖業動物的排泄物，水里有很多底泥、淤泥，也要歸我們處理。你們知道我最近在關注什么嗎?”何品晶話鋒一轉，“電子商務帶來的廢物問題。人們談論電商帶來的便利，談論電商經濟對實體經濟的沖擊等等問題的時候，有沒有人關注這個行業爆炸性的增長對廢棄物的影響?電子商務帶來的包裝物的量和種類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種類上來說，比如有一種黑色包裝袋，也有一些防止瓶子打破的充氣塑料類，或是纏在沐浴露瓶上的保鮮膜類。這些五花八門大量出現的包裝，對廢棄物管理意味著什么，沒人知道。現在對這些，我們沒有任何規范，沒有任何標準，也沒有任何要求，甚至沒有人去關心。我們只是在津津樂道地說著光棍節的銷售量是多少多少億。”
“固體廢物有一個特征多少有點讓人沮喪，那就是不可完全避免，但還好，我們可以做一些事，可以減量減毒或是使它更充分的循環利用。但是，對固體廢物進行處理的過程也不能完全地使污染物消失，因為在處理的過程中會有新的污染物產生—當然了，如果沒有廢物，要我們這種"廢物教授"干什么呢?”
“廢物教授”什么時候要“發飆”?
十一點四十分，下課鈴響了，何品晶結束了講課。這兩堂課，中間沒有休息。這是他上課的習慣，順著一股勁往下講。
上完課，何品晶喝光了礦泉水瓶中的水，收拾好電腦，急匆匆地走了。他要趕去虹橋機場搭乘飛機去北京，參加一個關于環境保護標準修訂的會議。
現在何品晶的時間被兩大部分的工作占據，一是教學，二是科研和社會活動。其中，他很在意的一類“社會活動”是環保工程項目的評審。
何品晶在“環保評審”這個圈子，是很出名的—因為他的嚴格。
去年年底，他又一次在評審現場“發飆”了。
那是某個垃圾焚燒發電廠項目，由國內一家較大的設計院做出了設計方案。仔細看了設計稿之后，何品晶重重地把本子放下：“我今天講話可能會有點尖刻，但我實在是忍無可忍了。”
何品晶的“忍無可忍”之處在于兩點。十多年下來，中國的環保技術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而且在具體工程上，也有很多經驗教訓，但是對方所做的方案，既沒有體現出技術進步，也沒有吸取過去的經驗教訓。
“我們必須不斷學習，不斷總結經驗，然后體現在新的方案上，可你們拿出來的總是一個套路的東西。我隨便舉一個例子。不久前，有個垃圾焚燒廠發生了事故，可我在你們這個設計方案中完全看不到針對性的改進措施。在你們的方案中，我看不到時間的變化，和幾年前評審過的項目差不多，這是不對的，也是不負責任的。做一個工程，后一個要比前一個好，就像踢足球一樣，"哪個球是你踢得最好的?""下一個。"這是一種追求。”
何品晶發脾氣的另一點原因是，他在這個方案上看不到任何地域的區別。“這個工程在青海做，在蘭州做，以及在上海做，肯定是不一樣的，可是我在你們的工藝中，看不出有什么針對性的措施。我的感覺是，不管在什么地方，你們都可以扔出這樣一個方案來，只是把地名改一改而已。”
然后，何品晶接著說：“我知道，大家太忙了，項目太多了。我也很忙，大家都很忙，但不能因為忙而降低對做事情的要求。”
星期日周刊記者(以下簡稱星期日)：何老師，最后那場評審的結果怎么樣?方案通過了，還是退回去了?
何品晶：這個工程方案被要求做針對性的補充修改。
星期日：你覺得，你這個評審是干嗎的?
何品晶：專業人士所做的事情，就是從事科研工作，科研成果得到應用，或者參與環境治理的評審，直接和間接地為公眾服務。在評審中，我們要負責的是，看得出問題，提出解決方案，同時要勇于說出這些問題。我覺得，有時候出現一些錯誤的方案，我們甚至可以原諒一些領導，因為他們不懂這些，但是不能夠原諒那些不專業的專業人士。專業人士應該表現出應有的職業精神和專業素養，否則就是在迎合世俗和官威。
星期日：迎合世俗和官威會讓你失去什么?
何品晶：如果是迎合或絕對的服從，那就沒有自我，人的生命處于一種卑微的狀態，那樣我們的學術圈就完蛋了。
星期日：會遇到打招呼這樣的事情嗎?
何品晶：有時會有這樣的情況，大家都很希望這個項目能夠通過。但是一般沒人敢給我“豁翎子”，他們不太愿意在我面前說，因為他們知道我不會同意的，我不吃這一套。
說真話的人，如何獲得說真話的空間?
環保評審，是一個復雜的場域，充斥著權力和科學、尋租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博弈。
而今天的何品晶在這個圈子里的角色，頗為有趣。
一方面，他是一個不太受歡迎的人。聽說同濟的何教授來了，一些與會者不免惴惴不安：項目要過關，沒那么順當了。
可另一方面，何品晶又是一個很受歡迎的人。很多環保工程項目的評審工作都會邀請他去。有些評審會還為了他調整開會時間。如果實在抽不開身，對方也會請他撰寫一份書面意見。
何品晶，是如何擁有這份話語權的?
2000年前，臟臭的河道是上海一個棘手的問題，河道治理成了一個重要的城市建設議題。有一年，何品晶參與一個河道治理項目，當時他還是一名年輕老師。聽完項目報告后，他一肚子問題，當場提了出來，甚至和一名頗有年資的同行起了爭執。
最終，何品晶提出的疑義沒有被重視，項目還是進行了。可是數年之后，項目以失敗告終，而原因正是他所提出的問題。重新啟動項目的時候，何品晶再度被請去擔任評審組成員。
星期日：當人們重新來找你的時候，你是什么感覺?
何品晶：那時候有人問我，你提出的觀點被證明了，很高興吧?但實際上我非常不開心。因為非常痛心。有時候還會導致公眾或管理部門對某類環保技術不信任，其實不是技術有問題，而是工程沒做好。
星期日：是的，我聽了也很痛心。不僅僅納稅人的錢沒有得到認真的對待，被污染的河流也沒有得到認真的對待。這件事情的發生，對你的影響是什么?
何品晶：這樣的事情很多。當時我指出問題，人們會說我過于認真了，但事后我擔心的問題往往發生了。所以慢慢地，我的專業能力開始被認可。
星期日：所以，你的話語權是建立在專業能力上的?
何品晶：應該是這樣的。講課的時候，我要把一個故事講清楚，不是說它現在是這樣，而是說它從哪里來，發生了什么，慢慢演變成了現在的樣子。尤其是專業課，內容應該是動態的東西，還要告訴學生它會往哪里去，將來的發展是怎么樣的。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學生有了這樣的理解后，再去想事情，就不是被動地接受，會想這個問題是怎么提出的，為什么現在是這樣，未來會發生什么。僅僅掌握一些處理專業問題的方法是不夠的，這是應試教育的模式，關鍵要去了解其背后的邏輯。”
去了解背后的邏輯，是何品晶的一個習慣。
1997年左右，楊浦區水利部門通過同濟大學找到何品晶，請他參與區內河道治理的工作。當時，楊浦區的一些河流和全市河流所面臨的問題一樣，由于接受了大量的工業廢水和生活污水，河流漸漸地失去它本來的顏色，變得骯臟，臭不可聞。
關于河道治理中的底泥處理，專業領域里一直有兩派意見，一種是認為該挖掉，因為這樣才能改善水質;另一種是認為不該挖，因為底泥已經在水底了，一旦去挖，反而擾動了它們，加速了污染物的釋放。還有，在哪里挖，挖多深，挖出來的底泥怎么處理，都是問題。
何品晶不忙著做出“挖”或“不挖”的決定，他對楊浦區水利部門的相關負責人說了自己的想法：“首先我要了解污泥的性質，了解它主要的污染因子是什么。具體了解了這是什么東西，才能分析需不需要挖，挖有什么好處，有什么問題，這樣性質的底泥，需要用什么樣的專業方法來處理?”
星期日：在你的描述中，我聽到了你的方法論，你先要了解你所要打交道的對象，然后你再去尋找處理它的辦法。
何品晶：做任何事情都要先搞清楚對象，我們不能簡單地憑感覺說，這個東西是有污染的，那我就要拿掉。專業人士會知道這并不是那么簡單的，這些污染物能全部拿掉嗎?拿的過程中還會發現很多問題。
星期日：你當時怎么去了解那些河道底泥的性質?
何品晶：我記得我們的工作，是從那一年的夏天開始的，那年夏天非常炎熱。我帶著我的研究生和助手，十個人不到，騎著自行車去那些要治理的河道邊。河水的味道臭烘烘的，下去后有一種霧氣蒸騰、令人窒息的感覺。在我們去的時候，水位被控制到一個相對低的位置，然后我就穿上高筒雨靴從河岸邊上爬下河，取樣封存，帶回去進行分析。
星期日：你的回憶在我腦海中形成了一幅非常形象的畫面—霧氣蒸騰、窒息的河邊，一些專業人士在努力地尋找想要醫治它的辦法，后來效果怎么樣?
何品晶：我的方法論是要摸清對象的特征，然后再找對策。取樣分析之后，我們提出專業的建議。首先要把排泄口堵掉，削減人類活動增加的污染物量;其次對底泥進行處理，減量減毒;還進行污水外排處置工程，將與局部自然物質循環不相容的污染物，在更大的自然區域內進行循環。在做了很多工作后，那些河當然變得不再那么臭烘烘了。但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過去，人們希望河道治理能夠馬上出效果，變成一條清澈、有活力的河流。但這十幾年來學術界已經逐漸形成了這樣的共識，這事急不得，不是一天兩天就能治好的，同時必須有很多招數，要逐步恢復，不是打一針就能好的。
星期日：我們的河道生病生得太久了，要治好得花很多時間。
何品晶：城市河流是一個生態系統，這個系統已經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要重新恢復是需要時間的。而且在治理污染的過程中還是會對河流有傷害，就像開刀一樣，它對身體會有傷害。好的河道治理或許要有中醫的感覺，要辯證地看問題。以前的城市水系是有生命力的，但漸漸的，它就變成了一條排泄水溝。我覺得我們人類太強大了，好像想讓一樣東西變成什么樣就能變成什么樣。在我們希望河流變成接受廢水的排污溝時，結果，它真的變成這樣了，它就不再是河了。然后某一天，人類突然發現，我們想要河，于是開始忙著治理污染。可說實話，在治理污染的時候，又做了很多傷害它的事情。
星期日：當我們想要治理的時候就發現，人沒那么強大。
何品晶：我們對環境的傷害，有些是永遠無法彌補的。當年我們做了那樣的事情，就難以讓河流回到過去的樣子，我們要明白這一點，同時要接受這一點。我們現在努力能做到的是，恢復成一條有點清，有點魚，有點生態功能的河流。
星期日：聽起來真讓人悲傷。這是我的感受。那么作為一個專業人士的你呢?
何品晶：我前面說了，固體廢物的污染是不可完全避免，這個特性多少讓人沮喪，但我們可以繼續做一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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