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觸目驚心 土壤修復市場處于起飛前夕
我國土壤修復產業產值尚不及環保產業總產值的1%，面臨巨大的發展空間，土壤修復市場處于起飛前夕。
我國土壤污染情況不容樂觀。2014年公布的土壤污染調查公報顯示，實際調查面積630萬平方公里，全國土壤總的超標率為16.1%。
當前我國土壤修復項目和資金大多依賴于政府，土壤修復產業缺乏完善的盈利模式，進而難以將其成本費用化，僅有少數商業化項目將土壤污染修復成本負擔交由土地開發商承擔。政策法規方面，《土壤環境保護“十二五”規劃》尚在制定中，僅有《污染場地土壤修復技術導則(征求意見稿)》等少數標準型文件，且多處于意見征求和報批階段。政策法規層面上的指導和監督缺失使得我國土壤污染修復行業尚處于無序狀態。
我國土壤修復產業產值尚不及環保產業總產值的1%，面臨巨大的發展空間，土壤修復市場處于起飛前夕。
土壤污染現狀不容樂觀
土壤污染按照污染成分可以劃分為無機物污染和有機物污染。無機物污染包括酸、堿、重金屬以及砷、硒等非金屬化合物造成的污染；有機物污染包括農藥、酚類、氰化物、石油、合成洗滌劑等造成的污染。
按照受污染土地的類型可以將土壤污染劃分為工業場地污染、油氣田污染、礦區污染、耕地污染。有時也將土壤污染造成的地下水污染納入土壤污染范疇。
工業和農業粗獷式發展是造成土壤污染的主要原因。從工業污染角度看，土壤無機污染物中的重金屬污染主要來自于冶煉廠、排放廠、農藥廠等工業工廠的廢物排放；非金屬砷和硒污染主要來自農藥和電子工業等；有機污染物主要來自于石油化工行業及農藥。從農業土壤污染角度看，化肥的過度使用是造成土壤污染的主要原因。
由于相應環境監管與保護措施的缺失，各地普遍出現土壤污染問題，其中，尤以率先發展工業實現經濟起飛的東部和中部較為發達地區為甚。目前我國嚴重土壤污染區320個，約548萬公頃。數據顯示，受重金屬污染的耕地面積有近2000萬公頃，約占耕地總面積的五分之一；受礦區污染的土地面積達到200萬公頃，石油污染的土地面積約有500萬公頃，固體廢棄物堆放污染土地約有5萬公頃。上述四類土壤污染估算面積相加，我國至少有近3000萬公頃的污染土地。在東部經濟較發達省份中，以廣東為例，清潔土壤僅有11%，輕度污染土壤占耕地總數量的77%，重度污染土壤占比高達12%。
目前全國受污染耕地1.5億畝，占18億畝耕地的8.3%，大部分為重金屬污染。根據2013年12月公布的第二次全國土地調查結果，我國中重度污染耕地大體在5000萬畝左右，這部分耕地已經不能種植糧食。受此類污染的重點區域多是過去經濟發展比較快、工業比較發達的東中部地區，長三角、珠三角、東北老工業基地。其中，珠三角地區部分城市有近40%的農田菜地土壤重金屬污染超標，其中10%屬于嚴重超標。根據環保部 2006年公布的數據，我國每年重金屬污染的糧食高達1200萬噸，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超過200億元。
在工業化進程推進，城市用地調整過程中，工業遷出城市形成了城市中較大規模的已受污染的遺留、遺棄場地。我國對這一污染的關注開始較晚，直到2004年原國家環保總局才要求對工業搬遷遺留的城市污染場地進行監測和修復。目前這部分土壤污染形成了城市地區對土壤修復的主要需求。
在我國城市場地污染中以重金屬污染最為嚴重。2004年，上海市對寶山區各鎮選取了36個代表性樣點進行了土壤重金屬污染狀況的調查，結果顯示在上海寶山區的各類土壤中，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重金屬污染問題。類似的調查在北京 、重慶等城市也得到過相似的結果。
礦區污染主要來自金屬礦、煤礦開采中的污染，某些情況下，礦區附近的地下水污染也納入礦區土壤污染范圍之內。據中國環保網不完全統計，截至2008年底，我國113108座礦山中，因為采礦活動而占用、破壞的土地面積高達332.5萬公頃，固體廢棄物累計存積量為353.3億噸。
2006年原國家環保總局宣布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正式啟動。此次調查申請財政預算10.4億元專項經費。該調查于2014年公布了結果，不容樂觀。本次實際調查面積630萬平方公里，約占我國924萬平方公里陸地國土面積的67.6%，采用了統一的方法和標準。全國土壤總的超標率為16.1%，其中輕微、輕度、中度和重度污染點位比例分別為11.2%、2.3%、1.5%和1.1%。污染類型以無機型為主，有機型次之，復合型污染比重較小，無機污染物超標點位數占全部超標點位的82.8%。從污染分布情況看，南方土壤污染重于北方；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東北老工業基地等部分區域土壤污染問題較為突出，西南、中南地區土壤重金屬超標范圍較大；鎘、汞、砷、鉛4種無機污染物含量分布呈現從西北到東南、從東北到西南方向逐漸升高的態勢。根據環保部披露，我國預計將在2014年再一次進行土壤污染的調查。
土壤污染特別是場地土壤污染及其治理涉及復雜的社會關系。多利益主體的存在使得責任主體難以確認，造成污染責任的相互推諉，污染問題遲遲難以解決。
行業發展尚在起步階段
根據美國土壤修復產業發展的經驗，土壤修復產業生命周期分為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準備階段(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平均土壤修復資金占GDP比重僅為0.056%；第二個階段是起步階段(1993年至2001年)，修復資金占GDP比重為0.123%；第三個階段是躍進階段(2001年至2004年)，修復資金占GDP比重高達0.70%；第四個階段是調整階段(2005年之后)，比重下降至0.49%左右。
我國土壤修復行業目前處在產業成長的起步階段，人員、技術和裝備仍處在初期階段，污染土壤修復技術的研發或應用還處在試驗階段。我國土壤修復產業產值尚不及環保產業總產值的1%，而這一指標在發達國家中達到30%以上。我國土壤修復行業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土壤修復工程包括污染調查、技術選擇、修復設計、修復施工、驗收監理以及修復后評估六個步驟。
在污染調查環節中，運用土壤比色卡、分析采樣器、土壤污染調查專用軟件等儀器設備及軟件對項目土壤環境進行采樣和分析，土壤修復行業上游是相關儀器設備及軟件的制造商。在土壤修復技術選擇及修復設計與施工環節中，目前國內已經開展土壤修復業務的上市公司有永清環境、鐵漢生態；正在布局土壤修復業務的上市公司有桑德環境、維爾利和東江環保。施工環節后是土壤修復監測與評估環節，目前國內主營環境監測儀器相關的企業包括聚光科技、華測檢測、天瑞儀器(重金屬監測)等。
土壤修復行業的發展依賴于相關修復技術的研發和創新。不同修復項目的土壤質地、污染情況以及所在地的經濟社會發展條件不同，對于土壤修復提出了各異的需求。我國城市場地土壤污染問題十分嚴峻。在城市工業污染場地的修復過程中，城市這一特殊社會和地理環境對土壤修復提出了修復周期短、二次污染小、穩定性高、對土壤結構變動小等要求。
據歐洲環境署統計，歐洲43%的污染場地采用原位修復技術，42%的污染場地采用異位修復技術。然而在實際施工中，歐洲的場地土壤污染以原位生物處理技術應用最多，比重高達22%。此外，將已污染的土壤當作廢棄物處理而非可再生資源處理的工程項目比重較大，約為37%左右。據美國的數據統計，其2002年至2005年的污染場地土壤修復中，使用原位修復技術的占所有污染源修復項目的60%，且這一比重呈現快速上升的趨勢，主要因為原位修復技術不需要挖運土壤，相對修復成本較低。
而在原位修復項目中，30%以上采用土壤蒸汽抽提技術，化學抽提也逐漸獲得更多的使用，相比之下，焚燒技術因為造成二次污染而減少使用。
我國土壤修復技術相對較少，部分企業正在同高校等科研機構聯合進行土壤修復技術的研發創新以及產業化運用，但受到研發成本以及修復成本的制約，研發規模尚小。而且，在我國很多土壤修復項目中，仍然采用最基礎的土壤挖掘轉移方法，這一方法對土壤污染并沒有實質的去除作用。修復技術有待豐富和提高。
目前我國對土壤污染現狀仍沒有清晰而準確的認識，有關管理體系急需迅速建立和完善。
《土壤環境保護“十二五”規劃》尚在制定中，法規層面上僅有《污染場地土壤修復技術導則(征求意見稿)》等少數標準型文件，且多處于意見征求和報批階段。政策法規層面上的指導和監督的缺失使得我國土壤污染修復行業尚處于無序狀態。
除了相關政策發布相對滯后以外，我國土壤修復政策體系尚不健全。目前我國以耕地土壤污染和城市工業場地土壤污染問題最為嚴重，但還沒有產生具有針對性的土壤修復政策和相關標準，且已發布的《關于保障工業企業場地再開發利用環境安全的通知》僅僅提出了原則性的要求，而對于耕地污染土壤修復目前還沒有明確的政策指導。
在全國層面上的土壤修復政策體系近年才開始建設，且尚不完善，但在一些省份地區土壤修復有關的政策規劃及具體實施計劃已經提上日程。比如《貴州省土壤環境保護和綜合治理方案》以及《貴州省“十三五”土壤環境保護規劃》正在啟動。
在各地方開展的土壤環境保護和綜合治理的規劃中，《湘江流域重金屬污染治理實施方案》尤為突出，其中對湘江流域的重金屬污染治理提出了有針對性的解決方案，并在項目設定以及資金籌備方面制定了詳盡的計劃。
項目資金多來源于政府
土壤修復資金需求很大。根據歐洲環境署的估計，歐洲每年約有21.1億歐元用于污染場地的修復及管理工作。美國僅2007年其超級基金項目就為場地污染花費了3.8億美元。
我國目前土壤修復項目的出資方主要是國家財政、地方政府和企業，其中國家財政出資約占30%，而企業出資較少，地方財政是主要的資金來源。因此，地方政府的財政狀況對土地修復行業的發展具有很大的影響。由于資金困難，行業還沒能全面展開。
在美國，污染土壤修復治理的資金主要由污染的責任方承擔，即發生污染的設施或場地的所有者來承擔；在無法確定責任人的情況下，修復資金由危險物質信托基金(也稱“超級基金”)來承擔。而超級基金的資金一方面來自于針對石油和化工產品的專門稅收，另一方面來自聯邦政府。在超級基金建立之初，僅有16億美元，其中13.8億美元來自于對生產石油和無機化學制品行業的稅收，2.2億美元來自于聯邦財政。到1996年，國會立法將“超級基金”資金量擴大至85億美元，其中25億美元來自于對年收入200萬美元以上的企業征收的附加稅，27.5億美元來自于聯邦普通稅，3億美元來自基金的利息，3億美元來自費用承擔者追回的款項。
在“超級基金”的管理模式下，解決了土壤污染修復治理的資金來源問題。由于污染場地及設施所有者需要負擔土壤修復的連帶責任，這造成人們回避可能帶有污染問題的土地開發的情況。為了應對這種現象，美國提出了“棕地開發”的土壤污染管理模式，在這種模式下，國家將受到污染而沒能得到有效開發的土地出售給企業，并提供各種補貼和政策優惠，鼓勵企業進行土壤修復和土地開發。這種方法增加了企業參與土壤污染修復的程度。在1997年《棕地全國聯合行動議程》發布后，當年美國聯邦政府就在100余個“棕地”投入了超過4億美元的資金。
土壤修復行業被市場看好，眾多企業進軍該領域。據中國環保設備展覽網數據，截至2013年9月底，全國土壤修復企業達到300多家。但受到行業政策、資金方面的限制，土壤修復項目并沒有迅速增加，土壤修復市場呈現僧多粥少的局面，企業面臨巨大的競爭壓力。
從各地啟動的土壤修復試點項目來看，中標者集中于10家左右的優勢公司。其中，北京建工環境修復股份有限公司中標的項目居首位，其次為高能時代。2013年我國土壤修復項目中有16個項目已經披露，北京建工環境修復承接了其中4個項目，項目平均中標金額為7990.86萬元，其中姚港化工區退役場地污染土壤修復工程項目，資金規模達19600萬元，成為2013年資金規模最大的項目。上市企業永清環保同樣承接4個項目，平均中標金額為3102.95萬元。另外，北京高能時代承接的“鄖縣含鉻污染土壤修復示范工程”，金額為13369.5萬元，資金規模僅次于北京建工的姚港退役場地修復項目。
土壤修復項目資金多來源于政府。統計報告顯示，2013年各地啟動土壤修復試點項目總計42個，其中業主為政府的項目數量為19個，業主為企業的項目數量多達23個，但是資金來源多為國家專項資金。這些項目中涉及資金總量億元以上的僅2個，大多數項目為中小型規模。同時，已披露的16個項目總計涉及資金量約為6億元，這些示范項目資金來源幾乎全為政府專項補貼資金。
目前行業中企業數量的增長超過修復項目的增長速度，但預期隨著政策對土壤修復重視度提高，以及相對完善的土壤修復治理管理體系構建，未來將會產生更多的土壤修復項目，市場需求將擴張。根據環保部、發改委和國家統計局即將完成的全國第四次環保產業調查結果來看，在我國環境服務業中，涉及土壤治理的生態修復企業僅僅占3.7%，還有巨大的提升空間。江蘇省環保產業技術研究院日前發布報告預測，從2014年至2020年，國內土壤修復市場規模可達6856億元。
目前，多數試點項目為城市搬遷廠區的場地污染治理。以城市發展為目的的土壤污染修復具有較大發展潛力，因為其修復資金可以利用市場資源而不完全依賴政府。但這部分項目涉及面窄，土壤修復更具市場潛力的其他領域并未有效拓展，比如耕地土壤修復市場。
在行業內嶄露頭角的多數為集成技術與工程經驗的綜合型公司。在行業起步階段，這些位于產業鏈終端的公司更容易獲利。但成熟的土壤修復產業涉及檢測、評估、技術設備研發及工程設計施工等環節，隨著市場規模化啟動，產業鏈上下游各個環節都將迎來市場需求。
從短期來看，政府、地方性背景等仍將是企業獲取項目的主要因素，從長期看，技術的成熟度、適應性及產業化才是企業競爭力的核心。我國土壤修復技術和國際先進水平相比仍有很大差別，也體現為市場主流土壤修復技術構成的不同，隨著土壤修復市場深化，新技術成本逐步下降，土壤修復更加關注其生態和社會效應的情況下，新的前沿的土壤修復技術將更受歡迎。
探索土壤修復盈利模式
我國當前土壤修復項目和資金大多數依賴于政府，產業缺乏完善的盈利模式，進而難以將其成本費用化。目前僅有少數的商業化項目將土壤污染修復的成本負擔交由土地開發商承擔，其他土壤修復項目資金基本依賴于財政撥款和銀行貸款。土壤污染管理體系的缺失是我國當前該行業發展的阻礙，具體體現在土壤污染本身具有一定的隱秘性、長期性，其責任不易確認，從而土壤修復成本當前主要由財政承擔。
當前我國土壤修復多數采用轉移置換方式，涉及的技術水平很低，成本低廉。但隱含的問題是，置換下來的土壤并沒有真正經過修復，污染只是被轉移而非清除。在土壤污染治理政策鼓勵刺激下，土壤修復行業收益豐厚。除了毛利率高外，土壤修復法律法規以及相關管理體系的不健全也形成這一行業短期內迅速擴張的原因，特別是企業在土壤修復效果和技術指標上受到較少的約束。
目前國內污染場地修復一般由國土儲備局控制管理，即土壤修復項目的分配大權主要掌握在政府手中。往往是在環保部確認污染地塊之后，由國土儲備局組織調查修復后進行拍賣。從政府如何將土壤污染項目分配給修復企業實施修復工程的角度看，常見的商業模式有兩種：招投標模式和“修復+開發”模式。兩種模式各有利弊。
從企業獲得土壤修復項目的角度看，企業可以選擇兩種商業模式——BOT模式和EPC模式。其中我國目前比較多見的是EPC模式。從我國土壤修復行業的發展前景來看，BOT模式具有更加靈活的資金融通方法，同時對土壤修復企業的激勵作用更為明顯，是未來我國積極探索的盈利模式。
盡管行業發展尚處于初級階段，但不少環保行業企業已經率先開始在我國土壤修復市場中進行戰略布局，一些起步較早的企業憑借先發優勢和較長時期積累的項目經驗與技術支持獲得了龍頭地位。一些國外先進環境保護企業也紛紛通過在中國開設合資企業的形式拓展中國市場。
國內土壤修復企業可以劃分為四類。第一類是集設計與施工于一身的全能型企業，比如永清環保、北京建工環境修復有限公司、杭州大地環保工程有限公司、北京高能時代環境修復有限公司等；第二類是土壤修復專業技術類企業，比如深圳鐵漢生態；第三類是科研院所，包括中科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中科院南京土壤所等；第四類是外資企業，包括日本同和、英國 ERM、澳實分析等。
雖然外資企業在技術和經驗方面更有優勢，但目前多數土壤修復項目由政府部門和環境保護部門主導，在土壤修復責任企業的選擇中，仍首先考慮國內土壤修復企業，國外企業在我國市場的參與度有限。但外國企業仍然看好中國土壤修復市場未來發展前景，并積極進行業務布局，采取與中國企業建立合資公司的方式逐步進入中國市場。以日本同和環保為例，日本同和于2010年與蘇州高新集團合資成立蘇州同和環保工程有限公司并開始在中國開展土壤修復業務。
使用微信“掃一掃”功能添加“谷騰環保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