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煤如何從量到質？
從進入“十二五”開始，我國對煤炭消費強度及總量逐步實施煤炭消費“雙總量”控制，從國家戰略層面，計劃以此為契機引領并促進能源結構調整，提高清潔能源比例，實現煤炭行業從量的增長到質的轉變，并進一步優化煤炭行業布局。
而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要求國家推廣清潔能源的生產和使用，從法律層面提出煤炭行業清潔化、高效化要求。
但是筆者對我國煤炭控制和管理工作實踐進行分析、研究，發現單一的總量控制政策并不能實現既定目標。我國煤炭控制和管理是一個綜合性、系統性工程，需要“五位一體”綜合考慮，即源頭控制、技術控制、總量控制、經濟政策與消費結構調整等5方面的綜合施策。
●我國原煤洗選的比例較國外低很多，建議進一步強化煤炭消費終端城市群體的主動性，加強政府對于煤炭洗選設施的建設與管理
●建議在重點控制區，實施更嚴格的環境準入條件，以火電排放控制為基礎，推動所有行業的大氣污染控制技術升級
●煤炭消費總量控制很難實現的主要原因是經濟發展的需求，只有優化產業結構才能使總量控制有效化，煤炭消費總量控制應該分地區考慮
●煤炭控制上游的生態補償、下游的環保電價以及由于煤炭燃燒排放的大氣污染物環境價值標準構成了相關經濟政策的整體
●由于煤電行業耗煤量比例過低，煤炭消費行業過于分散，要解決燃煤污染僅靠治理煤電和工業用煤是遠遠不夠的，建議全社會共同減排
源頭控制是基礎，洗煤是關鍵
煤炭中的硫分、揮發分和灰分是空氣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煙塵的主要來源。因此，加強煤炭源頭管理，控制煤炭質量是減少大氣污染的重要環節。源頭控制是煤炭控制和管理五位一體框架的基礎。
煤炭燃燒源頭控制主要是控制煤質，根據不同區域的環境管理要求，從上游嚴格控制高含硫量的煤礦開采，下游嚴格控制中高含硫量和灰分的煤炭使用。
洗煤是源頭控制的關鍵。對于煤炭消費相對集中的地區，一定要重視和加強洗煤環節，要配套建設煤炭洗選設施。雖然我國《大氣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規中已經對建設配套的煤炭洗選設施提出要求，但是更多的是對于煤礦的洗煤，對于消費終端卻沒有具體的要求，目前真正實施的城市也不多。我國原煤洗選的比例與國外70%～95%的水平相比，差距非常大。
所以，建議要進一步強化煤炭消費終端城市群體的主動性，加強政府對于煤炭洗選設施的建設與管理，通過洗煤，對電廠等煤炭消費群體實現從源頭控制。
技術控制是保障，重點是能效提高和污染控制
對煤炭燃燒實施技術控制的主要目的，一方面是提高煤炭利用效率，降低能耗，一方面是減少排放。技術控制是煤炭控制和管理五位一體框架的保障，能效提高和污染控制是技術控制的關鍵。
提高煤炭利用效率，降低能耗體現的是技術進步。例如電力行業的以1000MW超超臨界、二次再熱、IGCC等發電技術為代表的先進發電技術(或清潔煤發電技術)類;以供熱改造、背壓改造、通流改造等改造技術為代表的能效提高類;以天然氣-蒸汽聯合循環發電為代表的清潔能源發電類;以核電、風電等發電形式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發電類。這些都是能夠通過技術的發展實現降低煤耗，或者通過技術發展改變了發電結構進而實現降低煤炭利用。
大氣污染物減少排放，就是通過煙氣除塵、脫硫、脫硝、CCS/CCU(碳捕集封存技術/碳捕集利用)等環保設施，實現大氣污染物以及溫室氣體排放的降低。另外，清潔煤燃燒技術也是提高煤炭利用效率的重要方法之一，其中煤炭氣化技術是比較有戰略眼光的一種技術。但是包括美國之內，對于這種技術也只是處于研究示范階段。
建議在重點控制區，實施更嚴格的環境準入條件，執行重點行業污染物特別排放限值，采取更有力的污染治理措施。以火電大氣污染物排放控制為基礎，推動全社會、全行業的大氣污染控制技術升級，重視前瞻性燃煤發電超低排放技術的研究和示范。
總量控制是核心，應該分地區考慮
煤炭總量控制的量化指標包括煤炭消費強度控制、煤炭占能源消費比例的相對總量控制和煤炭消費絕對總量控制。這一政策的提出已經3年多。總量控制是煤炭控制和管理框架的核心，也是最可能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手段，煤炭消費總量控制前提下的行業分布、區域分布是總量控制的關鍵。
實踐證明，煤炭消費總量控制很難真正實現，主要源于經濟發展對于煤炭的需求，只有優化產業結構，才能使總量控制有效化。
所以，煤炭消費總量控制應該分地區考慮，新建燃煤項目需要分地區實施總量替代，重點控制區域可以按照1：2替代，一般控制區域可以按照1：1替代，在此基礎上逐步實現不增或降低的計劃目標。
從地區而言，能源消費及煤炭消費總量控制不但不會影響經濟，相反會提升經濟質量，這就需要新能源的替代。
所以，建議優化經濟結構，控制煤炭消費總量;在實施煤炭消費總量控制的同時，尋求并開發天然氣以外的新型規模化新能源非常重要，例如頁巖氣、可燃冰等。
經濟政策是支撐，環保電價效果大
與煤炭控制與管理并行的是相關經濟政策的完善。煤炭控制上游的生態補償、下游的環保電價以及由于煤炭燃燒排放的大氣污染物環境價值標準構成了相關經濟政策的整體，其中下游的環保電價是經濟政策的關鍵。
環境管理實踐證明，經濟政策還是發揮了很大作用。“十一五”，火電行業二氧化硫下降29%，到2013年底，電力行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煙塵又分別下降了16.7%、12.6%、34.9%。
能夠有如此巨大的減排效果，與當前的1.5分的脫硫環保電價、1分的脫硝環保電價、0.2分的除塵環保電價政策是分不開的。
雖然我國部分省已建立了煤炭資源稅費、生態補償機制等，但是由于生態破壞、大氣環境破壞的環境價值被嚴重低估，所以補償等措施仍無法彌補被破壞的環境成本。
即使有了補償機制，但絕不能以煤炭生態補償機制等作為“護身符”，實施不科學或違法行為，例如：對生態環境功能區劃內的任何保護區，嚴禁開采。
筆者建議要盡快完善煤炭控制經濟政策，時機成熟時，將其列入法律范疇，并嚴格遵守、執行。
消費結構調整是思路，燃煤向發電行業集中
煤炭消費結構調整不同于前面四個方面，不屬于具體的控制措施，是屬于煤炭管理措施。燃煤向發電行業集中是煤炭消費結構調整的關鍵。
在我國燃煤結構中，煤電行業耗煤量比例過低， 2013年，我國煤炭消費51%用于燃煤發電，低于世界78%的平均水平，遠低于德國的83.9%和美國的93.6%。
我國不但發電用煤比例低，4種主要耗煤行業(電力、建材、化工和冶金)用煤比例也低，這4種行業煤炭消費量占煤炭總消費量的69.6%，低于德國、美國、日本和韓國98.0%、98.2%、86.8%和99.5%。可見，我國的煤炭消費行業過于分散。
就當前煤炭消費現狀來說，非工業用煤比例并不低。數據顯示，燃燒相同數量的煤炭，我國低矮源的生活消費燃煤產生的二氧化硫對環境影響程度約為電廠燃煤排放二氧化硫對環境貢獻的18倍。
建議加大發電用煤的比例，重點控制其余主要動力煤消費行業，所需二次能源由電廠集中供給。
由于煤炭消費行業過于分散，非工業用煤比例并不低，所以，要解決燃煤污染僅靠治理煤電和工業用煤是遠遠不夠的，建議全社會共同減排;在實現煤炭消費總量控制的前提下，實現煤炭消費結構的合理布局，轉變煤炭消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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