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GDP命運多舛：統計局官員不滿環保部越權
地方政府對包括綠色GDP、GEP在內的新的GDP替代者的態度呈兩級化：抗拒或非常歡迎
這些GDP替代者們有著不同的境遇。比如，綠色GDP雖然提出的時間最長卻命運多舛；生態GDP核算體系方案基本落實，今年年底有望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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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開始樂于嘗試告別“唯GDP論”。
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包括綠色GDP、生態GDP、GEP等各種“類GDP指標”開始頻繁地見諸報端，并出現在一些地方政府的考核評價體系之中，成為官員政績考核的新標尺。
就在兩周以前，有媒體報道了廣東開始試驗“法治GDP”的消息，稱廣東通過制定《指標體系》和《考評辦法》，將依法行政納入政府績效考核體系。相關報道稱，這種“既出臺指標體系，又出臺考評辦法”的做法在全國尚屬首例。
不過，對于大多數地方政府而言，他們仍未做好告別“唯GDP論”的準備。比如，“用什么樣的‘類GDP指標’代替GDP”就是一個令人糾結的問題。
GDP十八大后更“失寵”
GDP作為政績考核的重要指標由來已久——盡管從書面的干部考核規則看，GDP從來不是中國干部考核的唯一指標，但從其進入考核內容起，無疑是最重要的指標。
1985年，在實行改革開放的第7個年頭，中國開始核算GDP，迄今已有近30年歷史。這30年，是中國經濟騰飛的30年，也是GDP分量越來越重的30年。
不過，“唯GDP論”在讓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也讓中國環境付出了前所未有的沉重代價。近年來頻發的霧霾、水污染等生態問題已經成為國人最為關注的熱點。
在此情況下，新一屆中央政府提出不應簡單以GDP論英雄，并多次強調完善政績考核體系。“淡化GDP，重視民生”成為政績考核的新導向。
2013年6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強調，要改進考核方法手段，既看發展又看基礎，既看顯績又看潛績，把民生改善、社會進步、生態效益等指標和實績作為重要考核內容，再也不能簡單以GDP增長率來論英雄。
半年之后，中共中央組織部向全國發出重要通知——《關于改進地方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政績考核工作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正式宣布改革中國地方政府和官員的政績考核辦法。
中組部負責人在關于《通知》的答記者問中表示，未來的干部政績考核，將從5個方面體現“不以GDP論英雄”：考核不能“唯GDP”；不能搞GDP排名；限制開發區域不再考核GDP；加強對政府債務狀況的考核；考核結果使用不能簡單以GDP論英雄。
不少專家對此給出高度評價。有媒體援引學者的話稱，中國官員的“唯GDP”現狀必須終結，未來應是經濟考核與生態考核等并重。中國需要盡快扭轉環境繼續整體惡化的趨勢，盡早迎來環境從惡化向好轉的拐點。
今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明確提出建立生態文明考核評價機制，對限制開發區域和生態脆弱的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取消地區生產總值考核。
對此，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表示，這意味著全國將有一半左右的縣和縣級市取消GDP考核。
至少出現4種新型考核體系
在中央屢次強調“不以GDP論英雄”的背景下，多個省份對市、縣(區)的考核進行了調整。
就在今年8月，有媒體報道稱自2013年以來，包括福建、山西、寧夏、河北、浙江、陜西等多個省份對市、縣(區)的考核進行了調整，降低或取消了GDP考核。其中，僅在今年七八月份，福建、山西兩省就有共計70個縣(市)取消了GDP考核。
取消了GDP考核，一個隨之而來的問題就是：用什么考核標準替代GDP？
事實上，在近十年間，中國官方已認識到GDP政績考核之路不可能走太久，必須作出改革。在一些與環境生態相關的政府部門下設研究機構中，新的“類GDP指標”早已在研究之中。
綠色GDP就是其中之一。
所謂綠色GDP，是指從現行GDP中扣除了自然資源耗減價值和環境污染損失價值后剩余的GDP。早在2004年，國家環保總局(現環保部)和國家統計局就聯合啟動了《中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項目。而此后的10年間，我國曾4次公布綠色GDP數據。
研究結果表明，2004年全國因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為5118億元，占當年GDP的3.05%。虛擬治理成本為2874億元，占當年GDP的1.80%。
于2012年提出的GEP則是另一種新指標，和“做減法”的綠色GDP不同，GEP做的是“加法”。
GEP全稱為生態系統生成總值，旨在建立一套與GDP相對應、能夠衡量生態良好的統計與核算體系。通過計算森林、荒漠、濕地等生態系統及農田、牧場、水產養殖場等人工生態系統的生產總值，來衡量和展示生態系統狀況。
一項在內蒙古自治區開展的試點研究表明，如果用傳統的GDP核算，一個在沙漠投入100多億元進行沙漠修復綠化和沙漠經濟發展的企業其產出只有3.2億元，而如果用GEP核算，其生態服務價值高達305.9億元。
同樣于2012年提出的生態GDP也是在做“加法”。
和綠色GDP相比，生態GDP核算在傳統GDP的基礎上減去環境退化價值和資源消耗價值后，再加上生態效益。按照相關研究團隊的數據，中國森林[0.00%]涵養、水源涵養、生物多樣性保育等生態效益一年的產值大于10萬億元人民幣。
除了上述幾種從生態和經濟角度進行評價的“類GDP指標”，一些地方政府也開始將依法行政工作納入政府績效考核體系當中，并制定了被稱為“法治GDP”的指標體系。媒體報道，近年來，珠三角多地政績考核紛紛納入法治指標，“法治GDP”的新政績觀漸成氣候。
2013年年初，廣東省政府出臺了關于依法行政的指標體系和考評辦法，為約束行政權力提供了具體操作方案，這一創新之舉被稱為“廣東法治模式”。
法治GDP的倡導者和推動者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馬懷德表示：“在現行政績考核體系的經濟、社會、人文和環境指標等基礎上，再增加一個法治指標，簡稱‘法治GDP’，那么，各級政府和官員就不會唯經濟指標馬首是瞻，推行法治就會成為各級官員的理性選擇。”
地方政府的兩種態度
這些GDP替代者們有著不同的境遇。比如，綠色GDP雖然提出的時間最長卻命運多舛；生態GDP核算體系方案基本落實，今年年底有望實施。
早在2004年，主推綠色GDP的國家環保總局(現環保部)和國家統計局就開始就綠色GDP核算工作進行10個省市的試點，但此后不久就陷入沉寂。
“綠色GDP的突然沉寂，是因為綠色GDP的研究和公布受阻，這既與技術上的爭議因素有關，也與部門之間主導權之爭相連。”一位長期關注綠色GDP進展的專家稱。
有媒體報道稱，在部門協調問題上，綠色GDP的核算涉及到統計、農業、林業、水利、環保等相關部門的通力合作，到底是環保部還是統計局主導，也存在不同意見。國家統計局官員曾公開表示過對環保部“高調”、“越權”的不滿。
此外，環保部的官員還曾在一次訪談中表示，綠色GDP的研究受到了來自某些地方政府的阻力。
綠色GDP課題組成員呂忠梅對媒體回憶說，課題組希望對全國進行綠色GDP核算，開始有一些省份不愿意參加；過程中，又有不少省份要求退出；核算結果出來后，僅剩的幾個省份都明確要求不要對外發布。
不過，也有不少地方政府對包括綠色GDP、GEP在內的新的GDP替代者持歡迎態度。
以廣東為例，不僅對由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提出并倡導的GEP表示歡迎，更在全國率先實行了被稱為“廣東法治模式”的“法治GDP”考核。
一個被媒體報道的故事是，在2013年的廣東省長與專家座談會上，IUCN駐華代表朱春力推GEP并獲得支持，廣東省長朱小丹當場表態，廣東邀請朱春全組織相關專家研究落實GEP在廣東試點。
事實上，在國家層面的綠色GDP核算復歸沉寂之后，湖南在2012年提出率先在全國試行綠色GDP指標考核體系。而在2012年年底召開的湖北省2013年經濟工作會上，湖北也提出將綠色GDP作為未來經濟發展的兩大目標之一。
目前，海南、安徽、新建等多個省、自治區也已開始著手建設綠色GDP評價體系，建立綠色GDP考核辦法。
而在生態GDP方面，則受到黑龍江、吉林等東北地區省份的熱捧。據了解，由中國林科院森林生態環境與保護研究所首席專家王兵研究員提出的生態GDP是在國家林業局的支持下進行的，并獲得了吉林、遼寧、黑龍江等林業主管部門的支持。
就在今年9月，王兵對媒體表示，生態GDP核算體系方案基本落實，國家統計局、國家林業局正在對方案進行最后的評估、修改，今年年底這一核算體系有望實施。
部分“新型GDP”被指前景不樂觀
不過，在一些專家看來，綠色GDP之所以遭到一些地方政府的抵觸，一個原因就在于這種只做“減法”的核算只會給地方官員帶來“負政績”。
“一個明顯的缺陷是，綠色GDP本身反映的是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環境資源損失，體現的是負能量，而沒有反映出生態環境自身的正能量，即其產生的正面的生態效益。”王兵曾對媒體表示。在王兵看來，生態GDP因為把生態效益做了“加法”，因此彌補了綠色GDP的缺陷，也更利于地方接受。
“如果將來各地進行生態GDP排名的話，那些經濟不夠發達但生態環境較好的地區，其排名可能會靠前，由此可以更好地督促這些地方更好地保護生態環境，避免走發達地區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壞后恢復的老路。”王兵說。
“生態GDP中的生態效益也并非新鮮事物，在我們第一次做綠色GDP時，就有人提到了這個概念。綠色GDP之所以只考慮算減法，而不算加法，因為我們的一個基本判斷是，當下經濟發展對生態環境的影響為負。”進行綠色GDP核算研究的環境保護部環境規劃院副院長兼總工程師王金南說。
目前，王金南所帶領的研究團隊已經核算到2012年，目前使用的指標是綠色GDP核算的2.0版本。“也就是說，原來算減法，現在假設一個地方的環境質量改善，生態系統改善，改善的效益再作為加法加回去。”
不過在王金南看來，生態GDP核算更多關注的是林業生態。同時，包括生態GDP核算、綠色GDP核算在內的所有核算體系，目前都是一套評估體系，還不能用來考核和應用。
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院長馬中表示，環境的價值是GDP本身的增加值，綠色GDP核算的統計和計算口徑與現行GDP核算不同。GDP是一種真實的價值，但綠色GDP無法在市場中體現。
“傳統GDP是按年統計的，體現的是一年內的國民經濟增加值，但環境的增加值不會在短時間內體現出來，這個時間一定要足夠長。當年的污染物排放對環境的損害，不一定在當年就體現出來，環境的改善也一樣，當年的經濟行為不體現為當年的價值變化。”馬中說。
他認為，這和生態GDP核算面對的問題是類似的。
“一項生態改善和一個物種的喪失，如何評價它的影響？如果要評價，一定要在足夠長的時間內來衡量，比如衡量100年內一個物種的喪失對經濟、環境等產生了哪些影響，這是可以的。但如果不在一個時間尺度內來衡量，二者是對應不起來的。”馬中解釋說。
在去年的一篇報道中，有地方官員表示對生態GDP并不看好，認為綠色GDP在很大程度上被官方“放棄”了，作為修正版的生態GDP概念，前景也不樂觀。
“最致命的原因在于，資源和生態環境的統計大多是根據物理量來完成的，而將其換算成統一的價值量，就涉及到計算的方法、換算的標準等復雜的技術問題，而這些問題學界并未有統一的規范，因此其結果存疑。這也是綠色GDP后來被淡化幾近失聲的原因所在。”該官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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