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稱中國一些與環境污染相關疾病死亡率持續上升
冶煉廠周邊的血鉛超標兒童，因為水污染只能靠買水度日的村民，霧霾里戴著厚厚口罩行色匆匆的人們……這一個個鏡頭不斷提示我們，環境污染正在危害人們的健康，防范這一風險變得越來越重要。
環境與健康有怎樣的關聯？誰在管理這方面的事情？管的情況如何？記者就此做了調查采訪。
污染已成影響公眾健康的危險因素
這種影響存在滯后效應，未來可能還有更多問題暴露出來
環境與健康的關系日益變得密切。近百年來，全世界已發生多起環境污染引發的嚴重健康危害事件，倫敦煙霧事件、洛杉磯光化學污染事件、日本水俁病事件等，都在歷史上留下了濃重的黑色印跡。近年來，國內環境污染導致健康損害問題頻繁發生。據統計，“十一五”期間發生的232起較大環境事件中，56起為環境污染導致健康損害事件；37起環境事件發展為群體性事件，涉及環境與健康問題的有19起。
環境污染已經成為影響我國公眾健康的危險因素之一。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人均期望壽命由新中國成立前的35歲升至2010年的74.83歲，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環境污染相關疾病的死亡率或患病率持續上升。根據三次全國死因調查，過去30年我國人群惡性腫瘤標化死亡率由75.6/10萬上升至91.24/10萬，與生態環境、生活方式有關的肺癌、肝癌、結直腸癌的死亡構成呈明顯上升趨勢，城市居民肺癌死亡率高于農村，胃癌和肝癌死亡率低于農村居民。
雖然上述疾病死亡率上升的主要原因，目前并無明確結論，但科學研究認為，環境污染加劇或其相對重要性上升所帶來的健康風險不容忽視。
環境保護部于2011—2012年開展的中國人群環境暴露行為模式研究顯示，有1億多居民住宅周邊1公里范圍內有石化、煉焦、火力發電等重點排污企業；有1.4億居民住宅周邊50米范圍內有交通干道；有5億多居民在室內直接使用固體燃料做飯或固體燃料取暖。據水利部公布的數據，至2013年年底，僅農村就有1.1億居民存在飲用水不安全問題。環保部科技標準司司長熊躍輝表示，這些數據說明，局部地區的環境健康風險問題已經不容忽視。
“目前能夠觀察到的環境污染健康損害事件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損害是非常隱蔽的。”環保部環境政策與經濟研究中心社會發展部副主任王建生表示，因為環境污染對健康的影響有滯后效應，我們現在的環境問題其實就是20年來環境污染累積的結果，所以，未來可能還有更多環境與健康損害情況暴露出來。環境污染健康風險將長期存在。
環境與健康管理能力相當薄弱
責任主體不明、機構人員短缺、污染致病底數不清、工作被邊緣化
環保部科技標準司環境健康管理處的牌子上還有個括號，寫著氣候變化應對處，這表示這個處要分管業務性質完全不同的兩項工作。事實上，這個處目前只有1名正式工作人員負責環境與健康管理工作。
“半個處、一個人，實際上反映了這項工作在整個環境保護工作中的地位，相對于我們需要解決的環境健康問題來說，目前我國的環保系統還談不上具有環境健康管理能力。”王建生直言不諱。
環保部科技標準司負責環境健康管理工作的宛悅告訴記者，雖然有幾位短期借調的同志幫忙，但是由于工作缺乏連續性，具體工作做起來就會出現很多困難。更讓人頭疼的是，機構設置上，目前只在國家層面設立了專門機構，地方既無專門機構也無專門人員，影響相關工作在地方的推進。
按照三定方案，環保部并沒有環境健康管理的職能。所謂名不正言不順，沒有職能，地方也就難設編制。應對環境與健康風險涉及部門較多，三定方案中又沒有明確哪個部委對環境健康管理負責，統籌協調責任主體不清，導致實際工作中存在多頭管理、資源共享難、監測網絡整合難等問題。
著名環境法學家、湖北經濟學院院長呂忠梅認為，環境與健康管理能力的薄弱，首先是因為現行的管理體制難以運行。國家層面的環境與健康管理體制沒有明確的法律依據，《環境與健康行動計劃》確定了由環保部和衛生計生委雙牽頭、多個部門參與的管理體制。但在實際工作中陷入了有牽頭無統籌、有分工無責任、有信息無共享的困境，導致環境與健康管理在大多數部門被邊緣化，環保部孤掌難鳴。在地方層面，只有云南、湖南等少數省份通過了環境與健康行動計劃；省級以下的相關工作基本處于空白狀態。
摸清情況是管理、治理的基礎。熊躍輝表示，目前，由于基礎調查不足、基礎數據缺乏，環境污染導致人群健康損害的地區分布、健康損害程度和趨勢演變等情況底數不清，不但給識別主要環境危險因子帶來困難，而且也難以開展環境健康風險評價，難以及時調整相關政策并提出針對性治理措施。
熊躍輝表示，管理缺抓手體現在很多方面，首先，現有環境法律法規有關環境與健康工作的內容剛剛明確，配套制度和標準體系正待出臺。其次，現行許多環境管理制度及管理目標缺乏與健康問題的銜接。
環境保護要以公眾健康為核心
加強環境影響健康的風險管理，是解決問題最有效最經濟的手段
污染影響健康的風險如何防范？專家們普遍認同的路徑，是從總量管理到質量管理，再到環境風險管理。
環保部華南環境科學研究所副所長于云江表示，環境與健康風險評價與管理，是當前可持續發展研究和環境保護的重要內容，已日益引起重視，這標志著環境保護正由原來的“先污染后治理”模式轉變為污染前的預警和風險管理，這是一次重要的戰略轉折。
王建生說：“正是因為環境污染對健康影響的時間滯后效應，只有防患于未然、開展風險管理才是解決環境污染健康損害問題的最經濟、最有效的手段。”然而，決策者容易接受事實而不重視風險，比如某個環境事故造成了人員死亡或者傷害，管理部門會立即投入相應的資金、力量去治理，但是如果告訴他們一個項目會有什么樣的健康風險，需要防范治理，就很難說服他們。
針對環境與健康管理缺乏抓手的問題，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環境健康首席研究員張金良認為，以考核機制作為抓手最有效，目前的考核指揮棒是總量減排，這對污染物控制有一定效果，但如果只對污染物“總量控制”，而不對污染物可能造成的長期、潛在的不利影響進行管理，還不能滿足保障公眾健康的要求。但從目前的情況看，建立以風險管理為目標的考核體系時機尚不成熟。
“與其坐等相應的政策制度出臺，不如首先梳理現有的法規制度，強化環境健康風險管理，比如環境監測要增加針對人體健康危害的監測指標，環評中強制開展健康風險評估等等。”王建生說。
“建立新的制度也要體現環境健康風險意識，把相關問題解決在萌芽狀態。”于云江說，要向發達國家學習，強化污染損害賠償制度、環境事故終身追責制度，以此向排污企業施壓，使其不僅達標排放，更要防范健康風險。
對環境與健康管理來說，當務之急是什么？王建生表示，首先是圍繞新環保法第三十九條的要求，盡快建立和完善環境健康管理的配套制度，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依法治國，依法行政”的要求，環境與健康管理也需要有法可依。其次是盡快建立環境與健康綜合監測體系，將環境污染健康損害高風險地區列入監測，一旦有苗頭及時控制，切實保障公眾健康。三是加強環保系統環境與健康管理能力，推動環境保護向“以保障公眾健康為核心”轉變。只有這樣，解決環境污染健康損害問題才有出路。
鏈接
將于明年實施的新的《環境保護法》第三十九條規定：“國家建立、健全環境與健康監測、調查和風險評估制度；鼓勵和組織開展環境質量對公眾健康影響的研究，采取措施預防和控制與環境污染有關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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