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傷害健康 “家底”還沒摸清科研受到重重視

更新時間：2014-11-25 22:28 來源：作者: 閱讀：339

環境問題與人類健康緊密相連。在一個個環境事件背后，我們最常看到的就是受害者的健康損害。隨著人們環境意識的提高，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環境與健康的關聯，日益關注環境問題。然而，研究滯后、“家底”不清，已經成為環境健康管理的現實瓶頸

　　科研受到空前重視

　　環境與健康調查推動環境治理

　　霧霾中的毒害成分都有哪些？鎘在土壤中濃度蓄積到多少會對作物產生影響以致影響人類健康？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在生物體內有什么樣的變化？提及環境與健康，人們往往會想到類似的問題。

　　“回答這些問題不簡單。環境對健康產生影響，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環境損害的特征是低濃度長時間的暴露，可以說是非常緩慢的過程，這個過程中，哪些污染因子產生怎樣的效應，的確不是點滴研究可以說清楚的。”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環境與健康首席研究員張金良告訴記者。

　　科研的目的是造福于人，環境與健康研究領域更是如此。

　　我國環境健康研究起步較晚，原先主要是衛生部門在做些相關工作，直到2007年，環保領域才有了環境健康研究。

　　“我們對環境與健康的研究正在不斷興起。從我國這個領域論文發表情況，就可以推斷出這幾年環境與健康研究的蓬勃發展。”環境保護部華南環境科學研究所副所長于云江告訴記者，近年來，隨著環境事件的增多，國家對環境與健康研究給予了更多關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申報指南中專門設有環境與健康研究方向，每年資助的項目不少，許多研究機構和科研人員也將其研究領域聚焦于此，這對基礎研究的發展很有幫助。

　　“十一五”以來，環保部累計安排資金1.8億元，用于環境健康基礎工作。其中共開展環境與健康基礎調查12項，環境與健康管理政策標準研究13項。這一系列基礎調查和研究工作的開展，如重點地區環境與健康調查、大氣污染對城市居民死亡影響研究、中國人群環境暴露行為模式研究等等，在了解環境污染對人群健康的不良影響方面獲得了一些研究成果。

　　“環境與健康調查是科研和管理的基礎，通過大量數據分析，我們希望得到污染程度如何、已經產生了何種健康效應、暴露人群范圍如何等問題的答案。”“全國重點地區環境與健康專項調查”項目正在開展，擔任總體技術組組長的于云江這樣說。按照這一調查的實施方案和工作目標，在對我國16個省份重點地區的環境與健康調查完成后，應該能夠對所調查區域的環境與健康狀況有一個基本的評估。

　　環保部科技標準司司長熊躍輝表示，在一系列的調查活動后，一些存在問題的地方成為農村環境綜合整治優先考慮地區；將化工、造紙、紡織等環境致癌污染物排放源納入《重點流域水污染防治規劃》，也得益于科研結果。

　　新《環保法》鼓勵相關科研

　　目前系統化基礎研究不足，研究成果對管理決策的支持不夠

　　雖然環境與健康的科研工作在最近幾年有所突破，但與現實的要求還相去甚遠。環境法專家、湖北經濟學院院長呂忠梅表示，科研能力薄弱以及現有研究成果轉化不夠是推進環境與健康工作面臨的重大障礙。長期的系統化基礎研究不足，研究成果對管理決策的支持不夠，不能為有效應對環境健康事件、開展環境與健康風險管理提供技術支撐。

　　“差距不僅表現在研究內容，也表現對科研的管理沒有頭緒，缺乏頂層設計。”環保部環境政策與經濟研究中心社會發展部副主任王建生表示，頂層設計首先要確定環境健康領域最急需研究的課題，我國環境與健康的研究本來就不多，真正能夠應用的更是少之又少。

　　環境基準研究的滯后就很說明問題。基準是以人的健康為出發點，不考慮經濟技術可達等因素得到的污染物最大限值。環境基準是制定環境標準的重要依據，會對環境政策的制定產生重要影響。而在我國，很多基準的研究還遠遠跟不上。

　　著手制訂土壤環境標準時，熊躍輝發現許多土壤基準還是空白。“比方說一種重金屬，多長時間內攝入多少會對健康造成損害，這對我們來說都還未知。這顯然與環境風險防范的要求有距離。”

　　新《環保法》頒布，帶來了改變現狀的新希望。幾經波折，新環保法第39條提出“鼓勵和組織開展環境質量對公眾健康影響的研究”，開啟了環境與健康科研工作的新里程。

　　“其實不僅是這條，對污染物監測力量的加大也將對科研產生積極影響。”張金良表示。

　　寫進法律意味著國家對這項工作的重視，但從法律依托到實際工作，還有著相當大的距離。“不是寫進法律就高枕無憂了，現實的科研工作還面臨不少困難。”環保部科技標準司環境健康管理處副調研員宛悅說。

　　“很多問題解決起來不可能一蹴而就。”王建生表示，以科研隊伍為例，美國的國家環境署有多個環境與健康科研專門機構，而我國目前環保系統內部得到***承認的專門研究機構只有環保部華南環境科學研究所的環境與健康研究中心。“學科不全、人才緊缺，有時候我們想建模分析，才發現根本沒有數學方面的專業人士。”于云江苦笑著說。

　　科研人員呼吁打破壁壘

　　科研體制存在障礙，數據公開和共享亟待加強

　　王建生舉了這樣一個例子：日本站在“有利于國際競爭與國家利益實現”的戰略高度，于2011年啟動了將持續23年的兒童健康與環境的關系研究，從懷孕前到孕期及出生，再到十幾年的成長，揭示早期暴露對人體發育的影響。王建生認為，這項研究非常有意義，我國應該認真考慮是否啟動這樣一項研究，因為這可以為建立環境基準提供“金標準”。

　　長時間、低劑量暴露是環境介質影響人體健康的特征，因此，幾乎所有涉及環境與健康的研究工作都是超長周期的，三年五年都拿不出成果。“依照我們的科研體制，一個課題最長不過三五年，就需要向資助方提交成果報告，這樣的體制的確與基礎研究工作有著很大的沖突。”王建生說，科研的長期性需要資金的長期支持，環境與健康領域的研究跨越五年計劃十分正常，如何在資金安排上予以保障，是目前科研體制上存在的障礙。

　　大量的調查采樣是環境與健康研究的基礎，可以說各種數據是科研的命根子。作為一線的科研工作人員，張金良對相關數據不公開感到苦惱。

　　“很多時候，我們的科研工作并不少，缺乏的是對數據的重新整理比對，形成新的研究成果，這里面，數據難以共享是個瓶頸。”張金良表示，環境與健康研究涉及面廣，必須將環境領域與健康領域的數據相比對，對數據做深加工，才能取得研究成果。

　　衛生部門有很多哨點，死因監測是常規項目，如果用這些哨點數據與當地環境監測信息加以比對，認真分析，就有可能找到環境與健康方面的關聯信息。可現實是，一方面死因監測信息不公開，另一方面環境監測信息雖然實時發布，但要想獲得一個時間段的監測統計數據，卻是件非常困難的事。

　　“許多科研人員做了很多前期調查，積累了大量數據，而這些數據并不一定能夠全部用于論文，珍貴的數據大多被束之高閣，這是極大的浪費。”宛悅表示，為了推動數據共享，環境保護部以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環境與健康數據中心”為依托，建設了環境與健康信息綜合管理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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