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排放標準促垃圾焚燒企業大洗牌 做好才等于做強？
堅持規范和高標準運營，堅持持之以恒的理念，才能消除恐慌，取信于民。這是民眾與政府、與垃圾焚燒企業之間和諧共存的最終之道，也是消除民眾對整個行業的信任危機的最優之道。
垃圾焚燒企業在整個行業洗牌過程中，“做大不等于強”，“做好才等于做強”。企業不只要追求規模，更要追求質量，追求極致，做到最好才符合公眾的根本需要。
垃圾焚燒處理行業具有強烈的公共屬性，公眾所需要的是運營企業對環保承諾百分百的兌現。但是，不斷拉低垃圾處理費，以低價中標的方式為后期不規范的運營埋下伏筆，令整個行業“劣幣驅逐良幣”的問題日漸顯現，最終會加深公眾對垃圾焚燒行業的誤解，使“鄰避運動”演變得更加激烈。
垃圾焚燒后的煙氣如果能在850℃以上的高溫環境中停留超過兩秒鐘，高毒性的二惡英就會完全分解。
據中國城市環境衛生協會統計，我國每年產生近10億噸垃圾，其中生活垃圾產生量約4億噸，建設垃圾5億噸左右，此外，還有餐廚垃圾1000萬噸左右。
另一組數據顯示，目前，我國城市生活垃圾堆存量已超過80億噸，占地80多萬畝，且垃圾產生量仍以5%~8%的速度增長，占地量以平均每年4.8%的速度持續增長。“垃圾圍城”對公眾身體健康的危害已經凸現，給中國城市敲響警鐘。如何有效處置這些垃圾，成了擺在管理部門的一道難題，也催生了一大批垃圾焚燒企業。
?焚燒處置何以脫穎而出?
傳統垃圾處理方法都存在不同問題，如填埋占地面積大，造成土地資源浪費，堆肥易產生惡臭和異味，難以繼續大規模應用
目前，傳統垃圾處理技術主要是焚燒法、填埋法和堆肥法，這些處理方法都存在不同的問題，垃圾焚燒企業與公眾之間的“信任危機”多年來一直未曾化解。
填埋法既造成土地資源的巨大浪費，也會導致大氣和水源的二次嚴重污染;堆肥法則占地面積較大，且易產生惡臭和異味。
以北京市為例，當前常住人口已經超過2000萬，每天要制造近2萬噸的生活垃圾。30年前，北京每天的生活垃圾基本都被運到郊區的農田里做肥料。在當時看來，并無不妥。而上世紀80年代之后，生活垃圾中出現了金屬、塑料、玻璃等難以降解的物質，這樣的垃圾已無法用于農田堆肥。
另外，北京市郊也星羅棋布地分布著占地面積巨大的垃圾填埋場，雖然它們曾功不可沒，幫北京市“吞食”了大量的生活垃圾，但生活垃圾填埋處理產生了很多環境問題。
如垃圾散發的特有惡臭氣體污染，填埋過程中垃圾降解發酵產生的填埋氣體污染，垃圾堆放和填埋過程中，以及由于物理、化學和生物等作用、雨水的淋濾、沖刷以及地下水的浸泡產生的污染物濃度較高的滲濾液污染，填埋場惡臭引起蠅蟲集中造成的污染等，這些都讓當地居民苦不堪言。
同時，日趨嚴峻的土地供應政策，也無法滿足大型垃圾填埋場的建設，在公眾高度重視自身健康和安全的今天，填埋方式顯然已經難以繼續大規模的使用。
“垃圾用來填埋本就是一種無奈之舉，是不可持續發展的行為。”北京火德恒特新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長王興道對記者表示。
王興道還認為，生物處理方式嚴重依賴垃圾分類，在當前國情下，幾乎沒有成功的可能。在垃圾量猛增，填埋難以為繼的情況下，焚燒處置就成了唯一可行的選擇。
焚燒法的優點是處理量大，減容性好(一般可縮小體積90%)，無害化徹底，殘渣性能穩定，能最大限度地減少二次污染，并能回收熱能用以取暖或發電。
然而，這項國際上公認的成熟技術，在國內的發展卻并非順風順水。
?公眾為何疑慮重重?
公眾對現代焚燒技術能否有效分解二惡英存有疑慮;當前各家企業技術和實力參差不齊，行業內存在多種運營水平的情況
眾所周知，垃圾中含氯的塑料制品在焚燒時會產生二惡英。二惡英是多氯代二苯并對二惡英和多氯代二苯并呋喃的總稱，總計有210種化合物，其中17種有較高毒性，具備生物體積累性、放大性以及持續性的特點，嚴重時會危害人身健康。
國內公眾正是被二惡英牽動了敏感的神經，然而這在深圳市能源環保有限公司總經理李倬舸看來，“這種擔心是被‘放大化’了”。
李倬舸對記者表示，盡管當前的現代化垃圾焚燒技術能夠將二惡英有效分解，但民眾仍舊對此持有疑慮，因而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技術問題。
據記者了解，當前，從世界范圍來看，日本和歐盟是垃圾焚燒技術最成熟和標準最嚴格的區域，當地民眾對于焚燒廠的建設卻非常理性，因為他們經歷了從簡易焚燒到現代化焚燒的一個漫長過程，也經歷了焚燒廠從手工作坊式管理到規范化管理的變遷，更度過了從高數值二惡英排放到極低數值的過程。
而國內在經過幾十年的迅猛發展后，無論從設備、工藝角度看，國內現代化垃圾焚燒技術已經接近和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
研究表明，垃圾焚燒后的煙氣如果能在850℃以上的高溫環境中停留超過l兩秒鐘，高毒性的二惡英就會完全分解。焚燒發電廠在正常運轉的情況下，這樣的工況條件是可以達到的，但是，如果垃圾的含水量過高，或者生產控制稍有偏差，則會因為燃燒溫度不足而產生大量二惡英成分。這也正是垃圾焚燒發電廠周邊民眾所擔憂的結果。
“國內垃圾焚燒市場準入標準正在逐漸完善與提高，當前各家企業技術和實力參差不齊，導致行業存在多種運營水平的情況。”李倬舸對記者坦言，垃圾焚燒行業是高技術含量行業，只有行業內企業都認清楚垃圾焚燒發電廠是涉及百姓民生的基礎設施，是解決污染的設施這一核心屬性，堅持規范的運營，堅持高標準的運營，堅持持之以恒的理念，才能消除恐慌，取信于民。這是民眾與政府、與垃圾焚燒企業之間和諧共存的最終之道，也是消除民眾對整個行業的信任危機的最優之道。
李倬舸對記者分析，從目前國內和國際上的技術來看，一些垃圾焚燒企業和公眾之間矛盾的發生，其實從技術上和管理上都是可以解決的。如果企業規范操作，進行透明公開的管理，矛盾和沖突是可以避免的。
?行業健康發展靠什么?
資本的關注與集中使整個行業逐漸浮躁，部分資本短期逐利的屬性導致多種社會問題不斷產生，相關部門應切實加強監管，企業更要注重追求質量
2014年，隨著新環保法的出臺以及新《生活垃圾焚燒污染控制標準》的出臺，國家逐步提高市場準入門檻及排放標準，勒緊了監管的“緊箍咒”。其中公眾最關注的二惡英類控制限值比之前標準收嚴10倍，與歐盟標準一致。
對此，深圳市律師協會環境與資源法律專業委員會委員許金周認為，此舉對于推動整個行業的健康發展是一個利好消息，或將推動行業的洗牌，一些行業內技術落后，或者環保意識差的企業，也將被淘汰出局。
中投顧問環保行業研究員侯宇軒也指出，新標準進一步提高了污染控制要求，其中，公眾最關注的二惡英類控制限值與歐盟標準一致，比現行標準收嚴了10倍，新標準的重金屬等其他限值大多比現行標準嚴30%。
業內分析指出，環保門檻的提升可能會引發垃圾發電行業整合洗牌，一些中小企業會加速退出市場，擁有資金和技術優勢的大公司有望在“大浪淘沙”中做大做強。
而李倬舸卻認為，垃圾焚燒企業在整個行業洗牌過程中，“做大不等于強”，“做好才等于做強”。企業不只要追求規模，更要追求質量，追求極致，做到最好才符合公眾的根本需要。
受益于我國對環境保護工作的重視程度越來越高，垃圾發電在過去幾年成長非常快。
根據“十二五”規劃目標，到2015年，焚燒處理設施能力達到無害化處理總能力的35%以上，其中東部地區達到48%以上。
根據相關機構測算，“十二五”期間，將新增垃圾焚燒日處理能力22.3萬噸，若按單場日處理規模1000噸計算，也需要新增設施數量223座。
另據環境保護部環境規劃院預測，“十二五”期間，我國環保產業投資規模將達到3.1萬億元，其中固廢行業達到8000億元，較“十一五”期間同比翻兩番，生活垃圾處理則是固廢行業中最重要一環。
種種跡象表明，國內垃圾環保處理項目吸引了國有、民營、外資各路資本。
然而，李倬舸對此卻表現出了擔憂：近年來，在城市生活垃圾快速增加、城市用地日益緊張的現實面前，焚燒成了越來越多的大中城市處理垃圾的主要途徑之一，各大城市都在規劃、籌建垃圾焚燒廠，愈來愈多的資本開始進入這個行業。然而，資本的關注與集中使整個行業逐漸浮躁，部分資本短期逐利的屬性導致多種社會問題不斷產生，對行業的健康發展無疑是一個大的傷害。
李倬舸還告訴記者，垃圾焚燒處理行業具有強烈的公共屬性，公眾所需要的是運營企業對環保承諾百分百的兌現。但是，不斷拉低垃圾處理費，以低價中標的方式為后期不規范的運營埋下伏筆，令整個行業的“劣幣驅逐良幣”的效應日漸顯現，最終會加深公眾對垃圾焚燒行業的誤解，使“鄰避運動”演變得更加激烈。因此，行業主管部門和綜合監管部門需要高度重視，切實按照新環保法及其他法律法規進行管理，這樣才能共同推動國內垃圾焚燒事業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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