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類怎能政府唱獨角戲？
在今年的全國首批生活垃圾分類示范城市（區）名單中，重慶入選全國26個示范城市之一。按照要求，到2020年，重慶主城建成區居民小區和單位生活垃圾分類收集覆蓋率應達到90%。
不過，記者近日從重慶市市政委得知，自2009年9月九龍坡區率先在全市試點垃圾分類以來，截至目前，主城區只有不到兩萬戶、不足8萬人參與垃圾分類。
垃圾處置現狀如何？
前端冷清后端繁榮，垃圾處置陷入“跛腳”尷尬
“重慶的垃圾處置正陷入后端繁榮、前端冷清的‘跛腳’尷尬。”重慶市市政委相關負責人介紹，重慶市處于三峽庫區核心區，得益于中央的大力支持，環保產業成績不俗。在垃圾處置方面，垃圾焚燒技術走在全國前列，餐廚垃圾日均收運量也是全國第一。
不僅如此，由于規劃新建的垃圾中轉站普遍存在選址難、落地難、建設難等問題，重慶市垃圾焚燒項目建設有加速發展的趨勢。
重慶市環衛集團人士介紹，目前主城區每天產生生活垃圾約6600噸，其中約7成被送到北碚同興、巴南豐盛兩個垃圾焚燒發電廠發電，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垃圾圍城”的尷尬。待2019年第三垃圾焚燒發電廠在江津全面投運后，主城所有垃圾都可用來發電。
與后端處理產業的火爆場面形成對比的，是垃圾前端（源頭）處理環節的冷清。記者在采訪中發現，七成受訪者認為分類垃圾桶是擺設，一半市民沒有減少垃圾的意識。
不僅市民不“感冒”，政府主導的垃圾分類試點效果也不佳。比如九龍坡區推行垃圾分類超過5年，試點工作仍停留在單個小區。江北區在廊橋水岸小區試點近半年，居民對垃圾分類的知曉度為80%，但付諸行動的不到20%。
在德國、日本等地，都是將有利用價值的垃圾先分類送到工廠進行再加工，剩下的才送去焚燒。“垃圾不是廢品，在需要他們的地方，他們就是寶貝。”近年來，不少環保人士呼吁，重慶在發展垃圾焚燒產業的同時，也應推廣垃圾分類，達到物盡其用、保護環境的目的。
推廣分類為何困難重重？
公眾知曉率高，參與率卻不足，缺法規、缺意識、缺資金是主要原因
實際上，2014年前，不光是重慶，國內其他城市的垃圾分類實踐效果也不好。比如，南京曾花了大量人力、物力、財力推廣垃圾分類，卻出現過“公眾知曉率90%、參與率10%”的尷尬。
看似簡單的垃圾分類，做起來為何困難重重？業內人士認為，缺法規、缺意識、缺資金是主要原因。
“大家都知道開車要系安全帶、酒后不能駕車，是因為交通法規做出約束。”一位業內人士認為，我國沒有推行垃圾分類的法規，導致不少城市垃圾分類的硬軟件建設全靠政府。垃圾分類的主體不明確，導致做為主管部門的政府“赤膊上陣”，雖然宣傳力度大，效果卻不好。“如果要國家層面出臺垃圾分類的法規，起碼還要等3~5年時間。”
“不分類處理，垃圾分類還有什么意義？”市民羅偉說，他們小區設置了分類垃圾桶。但是，看到收集垃圾的環衛工將可回收與不可回收垃圾混裝倒進運輸車，他立馬失去了垃圾分類動力。
市環衛局人士表示，雖然重慶的垃圾只有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易腐垃圾、其他垃圾四類，但要將成千上萬種拋棄物準確歸類，對誰來說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垃圾分類至少要經過一代人的努力，這在國際上是逃不開的規律。”
看到垃圾分類試點難以取得突破，江北區今年編寫了重慶市首本垃圾分類教科書，希望通過孩子們的努力，帶動家人做好分類工作。
一位參與主城區多個垃圾分類試點的企業負責人透露，垃圾分類是個需要持續推動的工作，政府部門投入很大。但不少城區搞垃圾分類都是區里自掏腰包，“鼓勵市民參與的資金不足，哪有實力將試點范圍推開？”
推行第三方企業化是出路？
政府不唱“獨角戲”，企業參與成為關鍵，既減少垃圾產生量，又節省支出
在臺灣，完善的頂層設計、過硬的法律措施、給力的教育、社區組織的努力，使得臺北市每個居民的日均垃圾產生量從1.34公斤減少到0.39公斤。
上世紀90年代，臺灣民間發起垃圾分類回收運動，學校和社區也積極開展環境保護和資源回收教育。臺灣在推廣垃圾分類的過程中，制定了有利潤空間的游戲規則讓企業參與，第三方企業化服務在垃圾分類推廣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看到政府唱“獨角戲”難以取得突破，2014年起，南京、廣州等城市開始探索第三方服務模式，希望通過企業市場化運作，推動市民參與垃圾分類。
以南京市棲霞區堯化街道為例，引入志達環保科技公司后，僅半年時間，就減少垃圾200余噸。而且，引入企業后，街道每千戶家庭1年的垃圾分類支出，僅是過去開支的1/4。
“在垃圾分類法規、市民環保教育和財政資金缺乏的情況下，推行第三方服務，或是重慶市推行垃圾分類工作的唯一出路。”重慶市市政委人士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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