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垃圾處理產業發展迅疾 垃圾焚燒在爭議中前行
垃圾焚燒廠在爭議中前行：一方面因“垃圾圍城”而勢在必行，一方面又因“鄰避運動”被推到風口浪尖。在技術突飛猛進的今天，是采取循序漸進地技術升級，還是創新“顛覆性”技術、形成新的工藝路線，是一個值得探索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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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896年世界上第一座垃圾焚燒廠在德國漢堡誕生之日算起，120年過去了;1988年我國深圳建了第一座垃圾發電廠，也有近30個年頭。垃圾焚燒廠在爭議中前行：一方面因“垃圾圍城”而勢在必行，一方面又因“鄰避運動”被推到風口浪尖。在技術突飛猛進的今天，是采取循序漸進地技術升級，還是創新“顛覆性”技術、形成新的工藝路線，是一個值得探索的話題。
我國垃圾處理產業發展迅疾
垃圾處理方式主要有堆肥、填埋和焚燒等。《城市統計年鑒》顯示，“十一五”期間，焚燒占我國處理總量的比重約15%;“十二五”時期躍升至40%。到2015年底，全國建成生活垃圾焚燒廠219座，日處理能力21.6萬噸，占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的比例超過32%。預計2020年將超過50%，即焚燒將替代填埋成為我國生活垃圾處理的主體。眾說紛紜的垃圾焚燒發電廠，部分利弊如下。
垃圾焚燒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一是用地省。處理等量垃圾，焚燒廠用地只是填埋場的1/20-1/15。二是處理速度快。垃圾在衛生填埋場中的分解時間通常要7到30年;而在焚燒廠兩小時左右就能處理完畢。三是減容效果好。垃圾填埋約減容30%，堆肥約減容60%，焚燒約減容90%。四是污染排放低。德國權威環境研究機構研究發現，焚燒的污染物僅為填埋的1/50左右。五是能源利用效率高。每噸垃圾可發電300多度，5個人的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就可滿足1人的日常用電需求。人口密集、經濟發達、土地稀缺的大中城市，因而會優先選擇焚燒方式處理垃圾。
另一方面，垃圾焚燒也存在技術、制度及管理等方面的問題。一是運輸車輛的噪聲和散發的臭氣，給公眾留下不良印象并產生抵觸心理;二是缺乏公開透明的項目信息，選址不公開、環評不規范，公眾不知情;三是缺乏平等有效的溝通機制和公平合理的利益補償，周邊公眾享受不到焚燒發電的好處;四是公眾因房價攀升提高了“環境有價”預期，維護宜居環境的意識增強;五是污染物排放超標或“選擇性達標”;二噁英污染被人為誤導和放大，引起周邊居民恐慌，并成為“鄰避現象”的誘因。
過去是通向未來的鑰匙
垃圾焚燒發電廠，世界各國均有，日本最多;各國垃圾焚燒中的成功做法和經驗，值得借鑒。
垃圾焚燒發電廠，在爭議聲中規模逐步擴大而趨于合理，技術不斷進步以達到環境排放標準。以“百歲高齡”的阿姆斯特丹垃圾焚燒廠為例，該焚燒廠承擔著該市及27個鄰近市的所有生活垃圾、工業垃圾和商業垃圾處理業務。
1917年，第1代阿姆斯特丹垃圾焚燒廠投入運行，年處理垃圾量約15萬噸，煙氣未經任何處理直接排放，垃圾焚燒產生的蒸汽接入鄰近的發電廠用于發電。
1969年，較現代的第2代垃圾焚燒發電廠Noord替代了老廠，年垃圾處理量擴大到約50萬噸，并對煙氣粉塵進行了捕集回收。
1993年，第3代垃圾焚燒廠(AfvalEnergieBedrijf，AEB)投入運行，年處理垃圾84萬噸，增加了煙氣凈化系統，保證排放達到當時嚴格的污染物排放指標;是當時世界7大焚燒廠之一，更是世界最先進的垃圾焚燒廠。
2004年，AEB投入4億歐元，在第3代垃圾焚燒廠基礎上新增兩條第4代焚燒線，2007年投入運行，新增53萬噸/年的垃圾處理量，發電效率達30%以上;污染物排放值比標準限值低20%。爐渣中有用物的回收利用率達99%，年減排二氧化碳47萬噸，成為當時世界規模最大、最高效的垃圾焚燒廠。隨后，AEB又開發了多項技術，回收各種有用物質，每年回收的銀相當于荷蘭市場上銷售量的10%。
阿姆斯特丹垃圾焚燒廠之所以得到認可，因為其發展將地方當局、監管部門、非政府機構和社會公眾聯系在一起。垃圾分類宣傳力度大，居民自覺進行分類;入爐熱值較高，垃圾發電量850kW˙h/t，年發電量1TW˙h。以透明的方式與公眾溝通，不僅滿足居民3/4的用電需求，還供交通、地鐵、路燈、標志性建筑以及大劇院、市政廳和Botanical公園使用，發電余熱接入區域供熱系統，并保持了百姓滿意的藍天碧水。
東京垃圾處理則是在“垃圾戰爭”中發展起來。1971年，伴隨經濟高速發展，東京都垃圾呈爆炸性增長，部分垃圾未經焚燒就直接填埋，導致環境嚴重惡化。前東京都知事美濃部提出，在城市中心建焚燒廠處理各區垃圾;各區居民雖在垃圾焚燒上達成共識，但不愿意將焚燒廠建在自己居住區，多次發生“垃圾戰爭”。從1956年東京都制定《焚燒工廠建設十年計劃》到1978年焚燒廠開工建設，這場“戰爭”持續了22年之久。
收費和分工負責是垃圾焚燒廠與居民和諧共處的前提。從20世紀90年代起，日本實行收費制度，以抑制垃圾過快增長，也獲得一定的處理經費。2000年，東京將23區的垃圾處理交給各區政府，并成立了“東京23區清掃一部事務組”(“清掃一組”)：負責可燃垃圾焚燒、大型垃圾破碎等環節，垃圾填埋則由東京都負責。在23個區的大多數區均有一處垃圾焚燒廠，有的區甚至有兩座。以目黑區垃圾焚燒廠為例，附近是高檔住宅區，高達150米的大煙筒成為地標建筑。田道小學緊挨著工廠，家長不擔心孩子健康會受到影響。
垃圾焚燒相關政策逐步完善。自1848年英國出臺《公共衛生法》以來，與垃圾處理處置有關的資源化利用、無害化處理等法規不斷完善。日本近年來要求對垃圾焚燒灰渣進行高溫熔融，《二噁英對策特別措施法》《循環型社會形成推進基本法》以及廢棄物回收利用的法律陸續出臺。日本的垃圾焚燒廠通過電子屏幕，實時公布污染物排放數據，還經常向市民開放，以便市民了解情況，以化解市民擔憂。
綜上，法律規制、利益分配、技術支撐、實施機構等，保障了城市垃圾焚燒廠的可持續發展。“鄰避運動”是發展階段的產物，有效的化解之道，需要垃圾焚燒廠科學規劃、精心設計、規范運行、嚴格監管，由政府、企業和公眾合力打造一個“信息公開、環境優美、以人為本、真正達標”的“垃圾焚燒廠”。只有這樣，才能消除公眾疑慮。
我國的垃圾焚燒廠如何與居民和諧相處
從“垃圾圍城”的現實出發，我國的生活垃圾不燒不行，而缺乏精細管理和達標排放的焚燒也一定不行!在理論上，垃圾焚燒產生二噁英等污染物排放完全可控，但在現實中部分垃圾焚燒廠并未執行標準，還帶來地方政府財政負擔加大、補貼杠桿失靈，并誘發“鄰避運動”的群體性事件。實現垃圾焚燒廠與居民的和諧相處，需要從以下方面入手。
一是環境排放必須達標。面對“鄰避效應”痛點，國內垃圾焚燒行業從2014年開始提出藍色焚燒理念，其中包括：更嚴格的煙氣排放指標、更顯著的能源利用效率、更科學的資源綜合利用、更透明的企業運行情況，以及更加完善的公共服務設施;尤其要求煙氣排放標準更嚴格，與歐盟2000相比，二英、SOx、NOx和煙塵的排放濃度目標更低。當然，再好的焚燒也是“燒”，是“五十步笑百步”式的技術升級。在本人的調研中了解到，北京霧霾集團開發的生活垃圾裂解工藝，從原理上避免了二噁英的產生，且無危險廢棄物飛灰產生和排放。示范廠經過一年多運行，主要工藝和設備穩定可靠，鑒定專家一致認為“達到國際領先水平”。據悉，啟迪桑德也有了類似的示范廠。新一代的垃圾焚燒技術，能否替代現有技術工藝，人們拭目以待。
二是明確責任分工，調整利益關系。在我國存在著“源頭分類”和“末端治理”的利益博弈。“源頭分類”受到既得利益者的抵制：畢竟“多分出一噸，就少燒一噸，少獲一噸的補貼”。綠色發展理念落地，也面臨地方政府和承擔企業的“利己”選擇;在垃圾發電項目論證會上，出現利益集團“挺燒”和公眾“反燒”幾種聲音交織碰撞在所難免。
三是不斷完善制度，并保證制度得到真正實施。按《固廢法》規定，廢物貯存、利用和處置等防治設施必須與主體工程同時通過“三同時”驗收;但在實踐中，項目事前、事中監管中沒有將危險廢物貯存場所作為排放源進行監測。信息統計、貯存、申報、運輸等是否達到相關法規或政策要求，缺少類似于水、氣、聲排放標準的評價依據，在固體廢物的風險管控中，自由裁量權過大，容易出現法律的嚴肅性與實際監管的粗放性并存局面。
四是焚燒廠周邊公眾更受益：垃圾焚燒廠應建設衛生服務部門、教育宣傳中心、干洗中心、健身廣場等社區服務中心和活動場所，使周邊群眾分享服務。通過電價補貼、垃圾處理費補貼，免費提供熱源優先服務等方式，使周邊居民得到補償。建設主題公園，提升綠化覆蓋率，降低污染物排放，使垃圾焚燒廠成為公眾休閑和了解垃圾焚燒知識的場所。
此外，轉變認識，準確定位，加強監管，規范市場，也是垃圾焚燒廠與居民和諧相處的必要條件。只有政府、企業和公眾的共同努力，我國的垃圾問題才能得到根本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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