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去污才能摸清污染源
日前，國務院印發《關于開展第二次全國污染源普查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決定于2017年開展第二次全國污染源普查。《通知》要求，任何地方、部門、單位和個人都不得遲報、虛報、瞞報和拒報普查數據，不得偽造、篡改普查資料。各級普查機構及其工作人員，對普查對象的技術和商業秘密，必須履行保密義務。
污染源普查，十年磨一劍。在生態文明與環境保護形勢更趨嚴峻的背景下，其采點采樣、構架宏觀的意義，顯得更為重要。就像經濟普查、人口普查和農業普查等全國性普查一樣，普查結果對于宏觀決策與微觀問診是最好的抓手、最權威的信源。正如2007年的首次普查，在“592萬個污染源”的數字背后，會診出了“農業源對水污染的影響大”、“機動車排放污染物對城市大氣污染影響大”等諸多問題。
數據普查最怕造假。雖然普查不等于問責，但地方部門出于各種利益考量，遲報、虛報、瞞報、拒報的沖動還是客觀存在的。普查工作越細致，重大污染的蓋子就越容易被揭開。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兩點：
一是污染與發展是現實矛盾。中國城鎮化仍在飛奔的路上，工業化的轉型亦需漫長的過程，此時，資源能源的消耗、環境承載力的風險，在局部地區可能還會表現得比較激烈。比如廢水問題，直接關乎敏感的地表與地下水安全；比如廢氣問題，直接關聯敏感的霧霾治理大局……挖出真相，交出實情，顯然并不太容易。
二是在環境數據上，公眾對少數部門少數人的作假之慮，并非杞人之憂。眼下正熱議的一樁官司，挺耐人尋味：陜西省西安市環保局長安分局主要官員出于自身政績考量，偷配鑰匙并記住密碼，用棉紗堵塞采樣器，致使數據異常，從而引起中國環境監測總站注意。為了空氣數據“漂亮”，用棉紗給檢測儀器“戴了口罩”。據說，長安區監測站涉嫌數據造假，是在“飛檢”中查出來的。反過來說，如果“飛檢”的頻率小一點、僥幸的概率大一點，估計真就天知地知了。這是個悖論：地方部門對環境末位的官員有處罰要求，可是壓力卻直接壓在“數據生產官員”身上，這豈非逼著人家去造假？接下來的污染源摸排，恐怕也會遭遇類似困境：不當真，數據失真；太當真，責任難當。這個時候，國務院以《通知》來提醒，顯然也是一劑預防針。
誰在排污、哪里有污、詳情如何……弄清這些問題是環境公共治理的邏輯前提。不過，為了嚴防數據污染，除了要忠言逆耳地提醒，更要剛性嚴肅地明晰違法違紀責任。不得不說的是，新版環境保護法也好，《環境監測數據弄虛作假行為判定及處理辦法》等具體規定也罷，對公職人員環境數據造假的處理，主要還是集中在行政方面。眼下而言，如何在刑罰層面厘清對等責任，不僅是污染源普查、而且是常規環境監測面臨的難題。
全國污染源普查，本質亦屬于國情摸底，它不僅事關美麗中國的大計，而且關乎健康環保的民生。唯有數據去污，才能摸清污染源的家底。終結造假鬧劇、嚴肅普查責任，法律該使出兜底的“洪荒之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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