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洱海”守護人孔海南：與水污染作戰 每個人都是士兵
在距離上海2000余公里之遙的云南洱海，當地導游、出租車司機都對一位上海專家的事跡“如數家珍”。他就是上海交通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國家水體污染控制與治理科技重大專項洱海項目負責人孔海南。
不久前，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再次強調，要加大生態環境保護治理力度，按下環境治理的“加速鍵”。對此，從事水環境治理近40年的孔海南充滿信心：“水治理有它的基本規律，但社會的進步和我們的努力能讓生態恢復的速度快一點、再快一點。”
促使我回國的，是一篇報道
上世紀80年代，我國環境保護事業起步不久。當時，人們把天然湖泊視作農藥與化學工廠污水排放的氧化塘，寄希望于大自然來處理工業廢水。
從讀大學起，孔海南就對這樣的污水處理方法存疑。他自學日語和專業課程，考取公派交流學者赴日本尋找答案。
留日十三載，孔海南拿到了水環境專業工學博士學位，參與了日本第二大湖———霞浦湖的水生態環境綜合治理與示范研究項目，成為了日本國立環境研究所的一名外籍研究員。但是，穩定的工作和豐厚的待遇沒能留住孔海南的心。揣著參與國外治理積累的經驗和滿腔的熱情，他于2000年回到了祖國。
上觀新聞：您最初在武漢的同濟醫科大學讀環境醫學，后來是如何與水環境治理“結緣”的?
孔海南：“文革”10年間，我都在一家軍工廠做機修工人，對水環境治理是完全不了解的；謴透呖嫉南鱽碇，我正遲疑著要報什么專業，這時認識了同濟醫科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恩師蔡宏道先生。蔡先生是我國環境科學界的元老，當時受國家環保總局委托，創辦了國內第一個環境醫學系，從他那里我才第一次知道有環境醫學這門學科。
那時的想法很簡單，覺得國家新創辦這樣的學科，一定是國家建設急需的，所以就報考了蔡先生的專業。大學五年學習中這位老先生的科學進取精神與治學態度成為了我終身為人及學業的榜樣。
作為五年制的醫學生，我其實直到最后一年半做畢業論文時，才正式和水“打交道”。當時，全班所有同學的論文都是做一個課題，就是研究一個被工業廢水污染的大型湖泊，要搞清楚從工業污染源開始，到土壤、農作物，再到家禽家畜污染遷移，最后到人體發病的完整過程。十幾個月的時間里，我們都在現場取水樣、做研究，印象非常深刻，從此認識到這里面大有文章。
上觀新聞：當時國內環境保護和治理事業起步不久，人們的理解和認知處在什么狀態?
孔海南：說實話，我們當年是落后的。一個國家級的課題竟然覺得污水排進湖泊“自然凈化”是個好辦法，還在研究如何更好地利用自然狀態解決污水，這在今天看來是不可想象的。現在哪怕是小學生都知道，這樣做是不對的。但在那時，研究人員缺乏先進的水處理知識，作為污染源的萬人大廠認為這么做沒有問題，普通老百姓更是對此一無所知。說起來，還是讓人痛心的。
在這個背景下，我萌生了出國進修的想法，想看看國外到底是用什么方法治污的。可是那時候公派交流沒有醫學專業，只有環境工程和我所學的關系最密切，于是我就白天工作，晚上突擊自學日語和工科專業課，最后考取了國家公派出國預備人員資格，被派往日本國立土木研究所和環境研究所，學習污泥處理和水環境生態工程。
上觀新聞：到日本之后，您參與了很多水環境治理的項目，其中包括日本第二大湖———霞浦湖的水生態環境綜合治理與示范研究項目。這些經歷給您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根據您的觀察，日本的社會環境對于這些環保治理項目持什么態度?
孔海南：環境治理與保護問題是全球性的問題，日本經濟騰飛的過程中也不可避免造成了環境的污染。城市里的很多河流，比如京都的鴨川河，也曾有20多年時間變成了黑臭河。但在日本十幾年，我觀察到，一旦意識到環境出了問題，他們治理的決心是相當大的。
有5年時間，我有幸跟著日本著名水污染治理專家須藤龍一參與了霞浦湖的治理項目，他們治理湖泊的方法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按照他們的說法，就是“地域集結型共同研究事業”，意思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大學和科研機構還有企業形成一個整體，共同成立財團，專門治理一個項目。那樣做的優勢在于計劃規模非常大，各方發揮所長，一起商量，相互監督，辦事很有效率。那時一邊看，我心里就一邊想：能把這個方法引進國內就好了。
上觀新聞：您回到國內是在2000年，那時您已經在日本待了13年。為什么選擇這個時機回國?
孔海南：真正促使我回國的，是1998年2月28日的一篇報道。
在日本時，中國大使館每天都會給我寄報紙，那天看到頭版頭條寫著“太湖水有望變清”，我挺高興地看了下去？勺x著讀著，就發現不太對勁。文章中說，2000年實現太湖水變清，這把我嚇了一跳。從湖泊生態學原理上講，一個湖泊一旦富營養化污染了，至少需要20年到30年時間才能恢復。要用2年不到的時間讓太湖水變清，這樣的決策明顯是缺乏科學常識的。
那段時期，我從國內關于水環境治理的報道中發現了不少學術概念混亂、治理方向有偏差的問題，眼看著大筆資金投進去都要“打水漂”，我就急了。國內急需好的技術和方法，政府也需要科研專家為決策出謀劃策，在外面“給人打工”無濟于事。于是我感到，是時候回國了。
他們懷疑：
“現實沒有那么嚴重吧?”
了解孔海南在日求學經歷的人都知道，他對認定的事情非常執著。
從研究所到學校有一千一百公里的距離，日本學生上學都用“飛”的，而孔海南坐蝸牛般的慢車。8次換乘，往返23個半小時，兩年，每周如此。因為怕睡著誤了換乘，路上他從不合眼，靠讀書和翻譯給自己提神。兩年后，兩本厚厚的專業字典被他翻譯成了中文，而他自己卻因為長期勞累體重從140斤掉到了112斤。
多年后，當孔海南接過國家水專項洱海項目的“指揮棒”時，他依然這般執著。為了讓洱海重新水清岸綠，他用10年積累、5年實踐、3年攻堅，關鍵的一年中，每年超過300天的時間扎在那里。
上觀新聞：熟悉您的人都說您性格溫和，說話不急不緩，但您同時又是大家公認的“拼命三郎”。這么拼是為什么?
孔海南：這可能跟我的性格有關。在我這里，不會覺得什么事是完全不可能的，總是愿意去嘗試，做著做著也就堅持下來了。
很多重大項目背后的推動與立項過程其實都是很難的。比如說我剛回國的頭幾年，和其他專家一起給當時的中央領導匯報我國湖泊的富營養化問題。當時，其他人作的報告內容都陸續在電視上播出，而我講的“我國湖泊富營養化防治工作非朝夕能完成，需付出十多年努力”的觀點受到了質疑，他們說，“現實沒有那么嚴重吧?”
這份內容被電視臺壓了2年。但后來這段話一字不落地放進了當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令我非常感動。我們科研人員能做的，就是堅持自己的研究。
上觀新聞：所以在洱海的項目中，在經費因為流程問題耽擱了的情況下，您寧可自己“破產”也要保證研究不會中斷?
孔海南：是的。2006年，國家水專項和登月計劃、大飛機制造計劃等一起被列入了國務院“十一五”計劃16個重大專項中。我們上海交大團隊負責的洱海項目作為其中的組成部分，責任重大。
由于國家下撥的科研經費數目巨大，撥款程序又比較復雜，等我們拿到手已經是一年多以后了。但團隊在洱海建設研究基地和人員往返上海大理的費用就要200萬，無奈之下，我只好先投上自己的個人存款和工資，再靠大家的“東拼西湊”才讓項目順利照計劃進行。
上觀新聞：洱海項目在國家水專項項目中最先在現場建立了研究基地，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孔海南：我一直說，我們在那里做項目為的是要解決當地的實際問題，不是發表幾篇論文就了事了。人要是不在現場，怎么了解實際情況?不在現場盯著裝置和技術的應用，又怎么能準確判斷、作出后續的反饋?基地建起來了，設備都到位了，團隊才能踏踏實實地做研究。
上觀新聞：您不但在洱海邊待了很久，還要“見縫插針”地考察其他國家的做法、借鑒他們的經驗。這給洱海的治理帶來了什么樣的啟發?
孔海南：雖然說水治理往往是“一湖一治”、“一河一策”，但很多治理方法都有相通之處。
比如說，之前我去了瑞士蘇黎世湖的林特運河，那里被稱作是“世界湖泊綜合治理樣板”，地理狀態結構和洱海非常相像。他們的做法是讓每個行政單位(比如鎮、村)在河道外單獨挖一條截污渠道，在入河口建立計量站，對排進來的污水的質和量進行檢測，再收取相應的治污費。盡管利用經濟手段緩解了污染，但最后清澈的河水與污染的渠道水同時流進了湖泊。
雖然說這是世界先進做法，但我們認為不能“照單全收”。所以，洱海項目中羅時江的示范工程，我們也挖了截污渠道，但加入了創新的做法，讓收集的污水流到濕地進行串聯式兩級生態凈化，水質及景觀達標后，實現了示范入湖河道的“清水入湖”的目標。
和人口增長速度過快“作斗爭”
不久前，孔海南在交大致遠學院對話青年學子，分享自己多年來求學、科研的經歷。有位學生說，自己第一次聽到孔海南的名字，是在高三畢業后去云南旅游的大巴上。當時，導游聲情并茂地介紹了孔教授多年來對洱海治理的貢獻，看著窗外藍色的洱海，他便在心中記下了這位洱海“守護神”的名字。
作為一個曾經長年累月“泡”在洱海邊的人，孔海南總是牽掛著那汪湖水和那片土地上的人。身為大理學院客座教授的他，時不時會去那里給當地的學生講課，希望當地的年輕人能夠早日成長為守護洱海的“大樹”。
上觀新聞：洱海項目持續到今天，您還是一直在帶領團隊開發、應用新技術，水環境治理復雜在什么地方，受到哪些方面的制約?
孔海南：環境一直在變，治理的方式就要跟著變化。那么多年待下來，我們發現洱海的治理早已不僅僅是一個科學技術的問題，更是經濟問題、社會問題。
不管在哪個國家，一片水域的人口承載能力都是有限的，它受到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污染情況的直接影響。人口一旦超過了其環境的承載力，水不污染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在洱海治水，實際上是在和當地地域經濟發展速度過快、人口增長速度過快的情況“作斗爭”。但是，治理洱海又不能只顧及“水清、岸潔、柳綠”，“民富”也同樣重要。
對農戶來說，種植大蒜、散養奶牛，經濟收益高，但造成的污染也隨之加劇。種大蒜要比過去種油菜污染大10倍，每散養一頭奶牛更是相當于增加25個人的污染。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就是，如何幫助當地找出一條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相同步的道路，即綠色經濟發展的道路。
上觀新聞：所以說，除了科研攻關，您帶領的團隊還在當地做了其他的努力?
孔海南：在那里，我們不僅要做科學家，還要做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如果你去那里的上海交通大學云南(大理)研究院看一看就會發現，我們不僅研究高原湖泊污染控制，還研究民族醫藥、高原農業、新能源汽車和白族文化等等，內容相當豐富。
經過研究，我們提出了將牛糞轉化為有經濟效益的配方肥的方案，讓原本是污染源的牛糞變成農民種大蒜、煙草、蔬菜用的肥料，立馬取得了不錯的效果。
上觀新聞：洱海是著名的旅游勝地，大批游客的到來又會給治理帶來怎樣的影響?
孔海南：2012年時洱海的水質已經得到了明顯的改善，沒想到春晚的一首歌把大理給唱紅了，一時間，大理又迎來了更大的旅游浪潮。原先的治理成果經不起這樣的折騰，問題就來了。
我每隔幾年都會拍一些大理的照片，觀察到那里的變化非常明顯。在游客聚集的雙廊鎮，客棧不斷向湖濱帶推進，嚴重影響了洱海的凈化功能，不規范的排污管道甚至直接就懸在湖面上。
上觀新聞：今年，大理州政府全面啟動“七大行動”，包括關停洱海邊數千家餐飲客棧，您對此怎么看?接下來，洱海治理的主要方向是什么?
孔海南：“七大行動”是緊急搶救措施，不得已的臨時措施。目前，我們交大的團隊正在當地參與修建6座大型環湖污水處理廠，預計今年年底工程完工，餐飲客棧的封條也將貼到那個時候。
其實，經過十多年的發展，如今的洱海，技術已經不是主要問題，關鍵在于整體的治理。過去，由于地方財政有限，通過環湖截污的方式做到洱海治污全覆蓋十分困難，而我們現在幫助大理引入了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的模式，讓政府在洱海的保護和治理上不再是“有想法，沒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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