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排污權交易 晉渝津環保干部有話說！
按照國辦意見，11個試點地區要在2017年基本建立排污權有償使用和交易制度，然而，記者日前深入調研了解到，各試點目前成效不一，如重慶形成了初始排污權有償獲取的一級市場，山西省企業間交易的二級市場較為活躍，天津多年來幾無交易。
《經濟參考報》記者對基本涵蓋試點各種情況的晉渝津三地排污權交易機構負責人及環保干部進行了采訪，他們建議，我國應盡快加強立法，從總量控制、簡政放權、排污許可證制度建設三方面出臺統一的排污權交易頂層設計。
科學嚴控排污總量是排污權交易的前提
《經濟參考報》記者：排污權應該怎樣核定才科學?
張保會(山西省排污權交易中心主任)：排污權交易最大的前提是總量控制，然而這個數據的核定卻缺乏權威標準，山西污染源普查有一個總的數據，每年的排放統計也有一個數據，而企業排污許可證上的排污量相加又是一個數據，這些數據之間差別很大。
劉瑜(重慶長壽區環保局污防與總量科科員)：我們計算過，各種統計方法計算出的排污總量最大能相差約50%，國家應該出臺統一的計算標準。
《經濟參考報》記者：排污總量的科學控制對排污權交易有怎樣的作用?
張保會：山西二級市場得以活躍的關鍵就在于將總量牢牢控制。山西以2012年1月10日為界，此前的老企業老項目獲得的排污權為總量，新改擴建項目幾乎只能從這些老企業手中購買指標，刺激了交易。
楊益(重慶長壽區環保局污防與總量科科長)：重慶以排污許可證載明的排污量之和為當地排污量的最大上限，但實踐中令人頭疼的問題是各區也不知道他們區排污上限到底有多大，現在的情況是，企業想買指標一定能從政府手中買到，這是重慶目前二級市場尚未建成的一個重要原因。
天津市環保局宣教處負責人：隨著總量控制處的裁撤與分管副局長的調走，天津的排污權交易“就沒再推”。
簡政放權激勵企業自主減排是重點
《經濟參考報》記者：很多試點交易量都很小，如何才能真正發揮排污權交易對企業減排的促進作用?排污權交易與排污費的關系應該如何理順?
張保會：很多人關注試點的交易量大小，我認為排污權交易不是以量取勝，必須認清這項制度的出臺是為了用市場手段激勵企業自主減排，因而應該減少行政色彩。山西之所以對老企業排污權初始配額暫不收費，就是因為我們研究認為政府向企業收錢與排污費一樣都是行政手段，應該為企業減負。
尤明剛(重慶長壽區環保局副局長)：重慶開始對排污權初始配額收費時，很多企業表示這項費用與排污費重復了，未來排污費還要過渡成為環境稅，我認為應該探討將環境稅與排污權初始配額的有償使用進行合并理順，這些都需要國家層面出臺統一的法律法規進行規范。
《經濟參考報》記者：怎么避免地方政府為經濟發展對排污權跨區域交易進行的限制?
張保會：排污權交易需要一定規模的市場，因而跨區域交易存在是很必要的，為防止地方政府阻礙交易，山西修改了有關規定，讓各個企業可以直接與省排污權交易中心取得聯系，把多余的減排指標，放到交易平臺進行交易而不用通過地方環保局。
排污權與許可證制度綁定是推進交易關鍵
《經濟參考報》記者：在開始推進排污權交易試點工作時，哪個因素決定著交易從無到有的順利過渡?
張保會：排污許可證。山西在全國較早地實行這一制度，因而排污企業較早地有了排污是一種權利的意識，試點排污權有償使用和交易制度以來，我們通過對排污許可證制度的不斷完善，也就同時完善優化了排污權的“確權”和交易。
馬文兵(重慶資源與環境交易所主任)：我們推行排污權交易制度之所以沒有額外增加太多工作量，就是因為重慶本來已經建立排污許可證制度，從最初的總量核定到每年的配額清繳，我們都是依托排污許可證展開的。
《經濟參考報》記者：排污許可證制度馬上要在幾個行業全國推行，它記錄著企業的各種排污信息，未來如何通過它進一步幫助排污權“確權”?
天津排放權交易所工作人員：排污權作為污染物排放指標的使用權要具有明確的權屬證明，必須與排污許可證制度緊密結合，排污許可證的缺失也是過去天津排污權交易沒有持續推進的原因之一，應該借助此次排污許可證全國推行將排污權交易制度推廣開來。
包景嶺(天津市環保局原總工程師)：排污許可證載明了企業排污的各種信息，國家層面應該通過立法，對排污權年限等信息做出更為科學和權威的規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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