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域生態文明建設的深刻鏡鑒
太湖流域是我國很多地區發展模式的縮影，其在流域水環境治理方面的經驗和教訓，對于欠發達地區優化發展道路，推動我國流域生態文明建設，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太湖流域作為我國社會經濟發展速度最快的區域之一，比其他地區更早遇到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的矛盾。十年前的5月29日，太湖藍藻大規模暴發，導致貢湖水源地水質急劇惡化，引發了無錫市供水危機，引起全國關注。這一事件也促使太湖流域地方政府開始直面太湖水污染，并采取措施進行治理。
通過十年的治理，太湖流域再沒有發生過大面積水華，生態環境得到了一定的修復；流域社會經濟轉型發展取得初步成效。可以說，太湖流域是我國很多地區發展模式的縮影，其在流域水環境治理方面的經驗和教訓，對于欠發達地區優化發展道路，推動我國流域生態文明建設，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近年來，我國陸續出臺了《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等一系列水生態文明的頂層設計文件，充分發揮環境保護作為生態文明建設主戰場、主陣地的作用，以改善水環境質量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提出到2020年全國水環境質量得到階段性改善的近期目標，為實現中國夢保駕護航。以太湖為鑒，探索實行跨越式發展，努力打造生態良好的優美宜居環境，有利于增強人民群眾幸福感，增加社會和諧度，拓展發展空間、提升發展質量，也是美麗中國建設的重要內容。
十年治太取得的主要經驗
回顧十年治太的過程，正是積極探索轉型發展之路的過程，是努力推進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的重要實踐。太湖水環境治理之所以能取得成效，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經驗。
一是堅持流域系統治理。
制定并嚴格落實《太湖流域流域水污染防治規劃》和《太湖流域水綜合整治總體方案》，從入湖河流到湖濱帶再到太湖水域，逐個明確目標和安排重點治污工程項目。兩省一市分解編制小流域整治、近岸污染治理、畜禽養殖污染治理等多個專項規劃，保證了太湖治理全面、系統、科學、有序展開。
二是突出重點、標本兼治。
突出抓好應急防控，牢牢守住“確保飲用水安全，確保不發生大面積湖泛”這“兩個確保”底線；著眼長遠，劃定生態保護紅線，實行三級保護區制度，嚴格環境準入，加強污染源頭治理，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加大生態修復力度，促進流域水質持續改善。
三是科技支撐示范引領。
太湖流域是國家科技重大專項——“水體污染控制與治理”的十大重點流域之一。“十一五”和“十二五”分別以“控源減排”和“減負修復”為任務核心，選擇不同類型的典型小流域，開展流域水生態功能區劃。研究流域水污染控制、湖泊富營養化防治和水環境生態修復關鍵技術，開展流域水污染治理技術集成示范，為推動經濟和技術上可行的太湖流域整治提供了極其重要的科技支撐。
四是充分發揮市場作用。
環境具有資源屬性。太湖治理過程中也注重發揮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通過推行提高流域排污收費標準，推行綠色信貸、環境責任保險、排污權有償使用和交易試點、生態補償等制度（僅江蘇省征收環境資源區域補償資金就達5.9億元），多方籌措治太資金。
五是始終堅持依法治太。
制定并嚴格執行《太湖流域管理條例》，提高污染物排放標準，強化執法監管和監督檢查，嚴厲打擊環境違法行為。建立健全國家、省、市、縣四級考核體系，對工作不力的予以定期通報督辦。
六是堅持落實各方責任。
兩省一市黨委和政府以及國家有關部委定期對治太工作進行研究部署，層層簽訂目標責任書，建立健全考核體系。流域各地牢固樹立“一盤棋”思想，主要領導親自抓，分管領導全力抓。有關部門各盡其責，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建言獻策，社會各界積極支持，形成了條塊配合、上下聯動、齊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流域水環境治理需特別關注的相關問題
回顧十年來的太湖治理歷程，可以說是管理、技術、經濟、法律等各種手段應用皆用，所實施的方案和措施堪稱當下流域治理的“百科全書”。雖然當年成功應對了無錫供水危機事件，接下來的十年治太也取得了豐碩成果，但不得不承認，這樣的流域治理模式所付出的社會、經濟、生態、環境等方面的代價太大。以下幾方面問題仍應特別關注：
一是環境保護與發展矛盾依然突出。
不得不承認，太湖走了一條“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盡管當年地方政府成功處置了太湖水危機，并逐漸建立了“治太”的長效機制。但在未來20年、30年乃至更長時間，如何讓太湖流域乃至全國實現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相得益彰，還有待思考。一方面，太湖流域還有不少地方難以擺脫以項目投資帶動經濟發展的路徑依賴，單純追求GDP的傾向還沒有徹底扭轉；另一方面，每個流域的生態功能保障基線、環境質量安全底線、自然資源利用上線三大紅線還沒有逐一落地。
二是“重治理、輕保護”付出的代價過大。
為治理太湖水污染，國家和地方政府在10年內投入的水污染防治資金就超過千億元；新建各種污水處理管網24500公里，相當于繞太湖56圈。無錫市在“十二五”期間就不得不投入350億元用于包括太湖治理在內的環保建設，而且新增財力的20%也被用于生態恢復。況且不計其數的鋼筋（水泥）砸入地下，從生態學角度來說其利弊也有待觀察。另據2016年《中國環境狀況公報》顯示：全國地表水環境質量為劣V類水質的斷面占比由2006年的28%下降到2016年的8.6%。但與此同時，Ⅰ類水質的斷面占比卻由2006年的3%下降到2016年的2.4%。如不注重對優良水質的保護，這個比例還可能下降。一些水質尚好的流域就可能重蹈太湖覆轍，治理資金還會成倍增加。
三是市場手段治污運用不足。
環境治理與保護需要大量投資，國家頒布的《太湖流域水環境綜合整治總體方案》，計劃在2020年前繼續完成投資多達1114.98億元。對一些欠發達地區來說，面對這樣的投資規模，如果單靠政府投資將面臨很多困難，因此必須強化市場手段。從目前看，我國采取生態補償的試點還很有限，市場手段應用明顯不足。
四是流域保護各方責任有待夯實。
保護水環境，其目的就是要使江河流域能夠充分發揮其應有的各項功能。而水污染防治職責涉及多個部門，同時涉及流域上下游的各級地方政府。太湖流域雖然通過部級聯席會的形式定期研究部署流域保護工作，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就整個流域保護和水污染治理而言，由于涉及的領域、部門比較多，如何協調各方需求、形成合力，仍然是一個難題，需要通過制度創新真正夯實各方責任。
應把握的關鍵環節和對策建議
流域生態文明建設，相對于一個或者幾個行政區域加和起來的區域生態文明建設，更加強調上下游、左右岸的聯動，強調“共治”。在當前我國經濟發展正處于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的階段，借鑒太湖流域水環境治理的經驗，有助于加速構建流域生態文明。在這一過程中，筆者認為應著重把握以下關鍵環節，并提出了針對性的對策建議。
在流域保護觀念上，牢固樹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平衡和處理好發展與保護的關系。
要在全社會強化“自然生態產品的供給也是發展”的觀念，更加自覺地、堅定地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不斷完善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空間格局、產業結構、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馬克思認為，順應自然、尊重自然以及改造自然和修復自然，都包含著人類的物化勞動，也必然產生“生態價值”。這種生態價值體現了保障生命存在的意義、保障資源永續利用的意義和保障生存環境的意義。地球上的任何生物物種和生命個體，都需要一定的生活環境才能生存發展。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所產生的生態價值同時也體現了“環境價值”。
綠色發展既把馬克思主義生態觀與當今時代發展特征相結合，又融匯中國傳統文化“天人合一”的東方文明；既是把生態文明建設深刻融入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的全新發展理念，也是實現發展和保護內在統一、相互促進和協調共贏的方法論；既是正確處理人、社會與自然關系的必由之路，也是推進可持續發展的內生動力。我們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還要改造主觀世界，不斷提升我們認識客觀世界的能力和水平。
建議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流域社會經濟發展的決策者們，一定要主動自覺地學深悟透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重要論述的精神實質，內化于心、外化于行，學會在生態保護問題上“算大賬”。同時，要積極動員公眾參與，從我做起，從小事做起，在全社會形成自覺保護生態環境的良好氛圍。
在流域保護技術路徑上，著重加大對水質良好水域的保護力度，處理好保護與治理的關系。
近年來，太平湖、邛海、官廳水庫、洱海等一批水質良好的湖泊流域，通過國家和地方的共同努力，已經探索出發展與保護并重的模式。相對于太湖等重污染流域的治理，良好水域保護更經濟更有效。據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統計，近15年來，國家對太湖、巢湖、滇池等重污染湖泊治理投資情況為，單個湖泊平均規劃投資433億元，才消滅劣V類水質；而中央財政“水污染防治專項”2015年以前支持的77個水質較好湖泊，單個湖泊平均規劃投資僅13億元，且水質好于Ⅲ類。由此可以看出，水體污染后的治理費用強度要遠遠大于污染前保護的費用強度。
因此，建議國家應堅持以預防為主的原則，在保護目前水質尚好水域上持續給予支持，盡快擴大其他具備條件的、更多的流域。
在流域保護措施上，不斷拓寬投資渠道，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近年來，太湖等流域以“誰污染誰付費、誰破壞誰補償”和“誰受益誰補償”為原則，圍繞水質改善、污染減排、關停重污染企業、生態保護等領域自發地開展了不少生態補償工作。還以“政府主導、市場運作、專業服務、宣傳發動”形式開展了綠色保險、綠色信貸以及PPP模式、創立治太基金等緩解資金壓力。國家有關部門會同地方政府聯合開展了流域生態補償試點也起到了良好的社會與環境效果，但因為種種原因尚未在較大范圍中推開。
建議國家在強化政府引導的同時，進一步發揮市場作用，不斷拓寬投資渠道，加大推廣生態補償力度，鼓勵和幫助欠發達流域實現經濟增長的“蛙跳”，而非重蹈先污后治的覆轍。同時維護各地在發展權利上的公平正義。
在流域保護機制體制上，加大協調力度，夯實各方責任。
流域生態環境保護的難點在于，目前我國仍是在快速發展和轉型中解決環境問題，所以實現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相對應的環境目標，不能靠某一地方、某一部門單打獨斗。各地在工作實踐中積極摸索實行的“河長制”，是河湖管理工作的一項制度創新，也是我國水環境治理體系和保障國家水安全的制度創新。“河長制”使流域治理“部門制”變為“首長制”，破解了流域保護機制體制難題。
建議國家一方面強化部級協調會議制度，建立健全國家對跨省區間流域保護工作的協調力度，科學指導地方優化產業結構和城市布局，合理確立主導產業；另一方面加大力度督促落實“河長制”，確保其落地生根，讓地方黨政領導真正做到承擔流域生態文明建設、水污染防治、水生態保護的責任，把實施情況納入對他們的政績考核之中，對他們的晉升獎懲真正產生影響，切實推動流域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黨政同責”與“一崗雙責”。
本文系中共中央黨校廳局級干部進修班（第68期）“生態文明建設”研究專題課題論文。課題組成員石效卷系環境保護部對外合作中心黨委副書記兼紀委書記；萬以學系安徽省旅游局局長、黨組書記；田保國系科技部社會發展科技司副司長；劉樹國系中國環境報社總編輯、副社長。本文由石效卷執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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