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束“口號長跑” 垃圾分類的春天已至？
尷尬的“垃圾分類”
垃圾分類在我國若從民間倡導者最早進行的探索算起，已有20年歷程;若從2000年6月，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桂林、廣州、深圳、廈門被確定為全國首批8個試點城市算起，也有16年了。20年間，中國社會發生了深刻變化，而與環境保護、景觀品質、人民生活質量關系密切的垃圾分類，卻幾乎是原地踏步。
經過20年積累與發酵，垃圾問題的嚴重性，無論從體量上還是程度上都不容再忽視。如今，垃圾圍城、垃圾圍鄉已經從經濟發達地區擴展到欠發達地區，成為全國性的環境頑癥。
對于垃圾的危害，社會關注焦點往往在環境污染上。不錯，垃圾對土壤、水、空氣都是直接污染源，對環境景觀損害更是十分嚴重。除了城市核心區的垃圾通過污染轉移方式換得暫時“清潔”外，垃圾早已使我們失去了郊外田園美景，也讓農村成為回不去的“望鄉”。
其實，垃圾問題更深層的危害在于對資源的浪費。如今，鄭州這樣的二線城市四環以內垃圾日產量已達2萬噸左右。這些垃圾是哪來的?是我們把山挖了、礦采了、油抽了、煤燒了、樹砍了生產出來的，又轉眼之間在我們手中快速完成從資源到產品再到垃圾的全過程。
垃圾問題還牽涉到環境倫理問題：垃圾里的大量資源屬于不可再生資源，它們是祖先留下的，不僅屬于我們，更屬于我們的后代。即便如此，推行垃圾分類仍步履緩慢，難有成效。縱觀開展垃圾分類過程始末，每一階段都有特定的問題，但萬變不離其宗，就是垃圾分類如何分?分了以后怎么辦?
垃圾分類之“分”，決心、信心、政策、機制、辦法，一個都不能少
垃圾分類，歸根結底在于如何“分”，有分才有“類”，才有資源化再利用的前提。早在第一輪分類倡導之初，不少城市的環衛體系迅速做出回應，大街小巷即刻擺上了“可回收”“不可回收”的分類垃圾箱，而至于如何界定“可回收”“不可回收”則悉聽尊便，由民眾自行定奪。其結果便是垃圾分類回收箱里清一色“大雜燴”，垃圾分類至此陷入“口號長跑”，舉步維艱的局面。
垃圾分類之“分”有幾個層面：首先是垃圾制造者如何分類?這差不多是所有關心垃圾分類的人們所關注的焦點。一般認為垃圾分類之所以長期無突破，在于垃圾制造者們的不合作態度。于是，垃圾分類長期原地踏步便被理所當然歸結到國民素質低上了。這種認識幾乎成了垃圾既有模式的管理者們維持現狀、不肯積極進取推進分類進程的殺手锏。
而留心垃圾分類做得比較好的國家和地區，就會知道這種說法的草率。沒有哪個國家的民眾在垃圾分類這一問題上是自動提高素質的，都是形成環境公害以后，在民間力量的推動下，政府有了解決問題的強烈愿望和決心，政策強制與說服教育并重的結果。筆者從來不認為我們的國民素質比他人低，相反，我國國民對公共政策的順應性要高于其他國家。推行垃圾分類缺的不是國民素質，而是解決問題的決心和信心。決心和信心來自對垃圾問題嚴重性的深刻認識;來自對中央精神的正確領會;來自對國家和人民的高度責任感;也來自對自身調動社會資源，整合社會力量，協力解決環境難題能力的正確評估。
垃圾分類之“分”更為核心的是政策層面。推行垃圾分類必須制定強制性的政策法規，堅定不移地落實“污染者付費”這一重要原則，理直氣壯地讓垃圾制造者們為垃圾買單。這是實行垃圾分類的關鍵所在。多產生垃圾多付費，少產生則少付費，分類不付費或象征性收費。緊緊抓住這個“綱”，則“綱舉目張”，其他問題才可能迎刃而解。
強制推行垃圾分類還需要建立可靠的機制作為保障。徹底改變垃圾管理九龍治水的局面，可考慮成立“城鄉垃圾管理委員會”將垃圾管理職能充分集中，使之責權清晰，政策令行禁止，以利于監督問責，獎勤罰懶。
垃圾分類之“分”最終要落實到切實可行的分類辦法上。垃圾管理政策的滯后導致企業環境責任缺失，任性使用材料于產品及包裝，造成生活垃圾不僅量大，成分也極其復雜。在這樣的情況下，讓民眾進行垃圾分類確實有一個適度問題。我們不可能在分類實施之初，就像日本目前的做法那樣界定出幾十類物品作為分類標準。要在認真調查垃圾成分的情況下，制定大宗分類的“粗分法”作為實施辦法。比如“四分法”，廚余濕垃圾、資源性干垃圾、有害垃圾、不可回收垃圾;或“五分法”，在四分法的基礎上，將廢塑料單列。粗分法減少了分類難度，提高了推行垃圾分類的社會順應度，為居民參與分類減少了難度，增添了信心。
垃圾分類模式：“機選”還是“人選”?
如果實行垃圾粗分法，“廚余濕垃圾”與“不可回收垃圾”都一桿到底自成一類;而“資源性干垃圾”“有害垃圾”則需要二次分類。這兩類物品種類極為復雜，材質各異，非二次分類不可實現資源化。這部分物品如何再分類，是垃圾分類實施的關鍵所在。
垃圾分選模式有機器分選與人工分選。在強制垃圾分類政策缺失的情況下，鑒于社區動員難度，一些先行探索垃圾資源化處理的企業一般是繞過源頭分類環節，直接采用機器分選，頂多佐以人工分選。這種分類是在混合垃圾基礎上進行的，廚余濕垃圾也包含在內，因而大部分東西已在源頭交叉污染，大大降低了回收物的資源化率。
本文討論的垃圾分類模式是在分類源頭成功基礎上的二次分類，機器分選(機選)與人工分選(人選)孰優孰劣，我們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做一分析比較：
1.成本性價比方面
“機選”之劣首先表現在設備價格成本上。2014年和2015年，筆者曾兩度參觀了國際環境博覽會，來自發達國家的垃圾分選設備都是展館中的明星。設備之龐大復雜、價格之昂貴令人咋舌。據了解，一套德國全自動垃圾分類設備售價高達450萬歐元，使用過程中還要耗費大量電力和養護維修成本。即使國產同類設備，售價也在數百萬元乃至上千萬元人民幣，非一般城市可以承受。
相比之下，“人選”之優勢不言而喻，我國勞動力充足，價格相對低廉。開展垃圾源頭分類，是開發城市礦山的綠色朝陽產業。可設立垃圾分類督導員，使之成為一個新興就業崗位，既監督源頭一次分類是否規范、到位，又負責資源性干垃圾的二次分類，為垃圾分類成功提供最可靠的人力保障。
2.精細分類方面
隨著經濟發展，人們生活方式發生巨大改變，生活日用品種類高達數萬種，而所有這些東西終將變為垃圾，給機器分類帶來不可逾越的障礙。“機器不長眼”，再先進的機器也無法實現分類的精細和徹底。據有關資料顯示，德國的機器分選有50%以上物品未被分揀出，這就意味著有至少一半物品不能進行資源化回收利用，造成巨量的資源浪費。即使被機器檢出的物品，也難以做到徹底的精細化分類。比如香煙盒，表面的塑料膜和內里的錫箔紙都是不同材質;飲料瓶的瓶蓋瓶身標簽也分屬不同材質。其他形形色色的商品包裝使用復合材料非常普遍，無論怎樣先進的機器都難以一一識別并有效分類。
而人工在垃圾精細化分類方面有著任何機器都無法替代的優勢，成本低、效率高、分類準確。垃圾分類督導員經過培訓上崗后，基本可實現垃圾資源百分百回收。比如，廢紙的種類很多，打印紙、新聞紙、各種包裝紙等多達六十多種，只有人工分選才能實現精細化分類。復印紙回收后可生產再生復印紙，仍可用于打印;同樣，再生新聞紙仍可用于印刷。如果不加區分把不同的紙類混為一談，則只能生產低端的紙箱、包裝盒等。造成大量回收紙高檔低用，降低了回收價值，造成資源浪費。回收物價值降低使分類循環鏈減少了內生動力，不利于行業健康發展。
廢塑料也是回收資源的一大類，種類更多，不加分類將更難進行有效利用。人員培訓后則完全可以做到區別對待、精細化分類后回爐提煉，大大提高廢塑料的資源化利用率，從源頭解決困擾環境的白色污染。
3.“人選”有助于改善社會底層的生存狀態，促進社會和諧
我國民間一直存在著拾荒“大軍”，他們通常自發在垃圾鏈末端進行資源回收。多年來，這支民間力量是中國垃圾管理體系之外的功臣。但是這個群體處于社會最底層，游走于社會邊緣，處于勞動無保障、健康無保障、生活無保障的“三無”狀態。民間的回收行業也一樣，從業者文化程度低、經濟能力低、技術原始落后，無法進行行業升級改造，資源利用率低、二次污染嚴重、回收違規違禁物品時有發生，亟須進行規范管理。
垃圾分類“登堂入室”進入社會主流行業后，可對拾荒“大軍”進行收編，對他們進行正規培訓上崗，作為正式工作在源頭參與垃圾精細化分類，為社會、個人和家庭創造財富。對民間回收行業兼并改造，進行技術升級、崗位培訓，使之成為靜脈回收產業的組成部分，陽光運行。這樣也能對這部分游離于社會管理之外的同胞落實勞動保護和國民待遇，使他們脫貧脫困，活出尊嚴和價值。一個國家的社會發展水平也契合“水桶理論”，拾荒大軍和民間回收行業一直是整個社會發展的短板。在解決垃圾問題的同時補上這塊短板，無疑對提高社會整體發展水平、增加社會和諧度有不可忽視的意義。
鑒于垃圾分類的機選之短，人選之長，德國與日本這些垃圾分類開展最成功的國家，也青睞于人工精細化分選，機器只在個別地方有限使用。相比這些發達國家，我國人口多，就業壓力大，沒有理由在推行垃圾分類中貪大求洋，大手大腳，實行垃圾分類人工分選更符合我國國情。
建立靜脈產業園，為垃圾分類提供產業支撐
靜脈產業園即再生資源產業園。健康的生命肌體有動脈與靜脈兩個體系，動脈負責運送營養物質到各個臟器細胞;靜脈則負責運送處理身體的代謝產物。兩個系統相互依存、互相配合才保證了生命的生生不息。一個城市若要健康發展也同樣需要靜脈產業合理消納代謝廢物，這樣的產業是垃圾分類的內在支撐，產業與分類相互依重，在解決環境問題的同時，為社會提供綠色產業和綠色就業崗位。
從分類到靜脈產業是保障社會肌體健康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同時它又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在經濟下行、傳統制造業萎縮，就業壓力不斷加大的當下，發展靜脈產業是應時應勢之舉。通過政策扶持、機制保障，使之迅速成長為綠色朝陽行業，可以為社會提供眾多綠色就業崗位，在緩解環境壓力的同時有效緩解就業壓力，形成一個創造經濟價值與社會價值的健康行業。
設立產品綠色準入制度
垃圾之所以泛濫成災，企業無視環境責任是主要因素。垃圾中幾乎一半東西是產品的包裝物，材料復雜，設計之初根本沒考慮它們使用后對環境的影響。企業任性濫用資源，對其產品只考慮經濟屬性而不考慮環境屬性，等于掠奪公眾的環境資源自肥，這種情況必須終止。
產品綠色準入制度是一道綠色門檻，旨在保證進入市場的產品對環境沖擊最小，減少源頭分類難度及后端產業處理壓力。對進入流通領域的產品事先進行環境影響評價是非常必要的，僅此一項措施認真履行即可實現垃圾源頭大幅度減量，以此倒逼企業改良產品，重視產品的環境屬性。對于難以界定是否屬于可回收的物品以及低附加值回收物，需源頭追溯到企業，以此倒逼企業落實環境責任。
試點先行，建立垃圾分類績效考核制度
鼓勵社會力量積極參與垃圾分類探索，以最小成本建立各種類型的分類試點。在取得可復制的成功經驗以前，切忌盲目擴大試點。試點成功后逐步推廣，以點帶面。要給予社會探索必要的支持，也要防止有人假意逢迎，套取政策紅利，使公共財富受損。
各行政區、企事業單位、各大院校等機關社區，都是垃圾產生的主體。可由垃圾分類主管部門與其領導班子簽訂垃圾分類責任書，使強制垃圾分類得到最有效的監督執行。垃圾分類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需要從這樣的高度認識垃圾分類，嚴防消極應付、陽奉陰違，讓社會管理的各個層面都認識到“不分類無出路”是推行垃圾分類最可靠的制度保障。
在我國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總體部署下，解決垃圾問題已有了清晰路線圖。2015年9月發布的《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就已明確提出“加快建立垃圾強制分類制度”。2016年12月，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四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普遍推行垃圾分類制度，關系13多億人生活環境改善，關系垃圾能不能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處理。要加快建立分類投放、分類收集、分類運輸、分類處理的垃圾處理系統，形成以法治為基礎、政府推動、全民參與、城鄉統籌、因地制宜的垃圾分類制度，努力提高垃圾分類制度覆蓋范圍。今年3月，發改委和住建部又聯合發布《生活垃圾分類制度實施方案》，要求部分城市先行試點生活垃圾強制分類。
來自頂層設計的訊息無疑是推動垃圾分類的強勁東風，筆者認為，機不可失，開展垃圾分類的春天就要到了。垃圾分類要結束“口號長跑”，真正進入環境社會管理體系，必須深刻領會習近平總書記的指示，橫下一條心，政策強制與宣傳教育兩手抓，兩手都要硬。事事從實際出發，本著求真務實的精神，從垃圾產生的源頭開始，逐一梳理清晰所有環節，發現問題，研究對策，制定政策，認真落實，建立試點，總結經驗，使垃圾分類鏈條環環相扣、相互協調，形成閉環。從而一舉結束垃圾分類20年“口號長跑”的狀態，帶動整個社會進入生態文明建設新階段。
(作者單位：河南綠色中原環境保護協會)
使用微信“掃一掃”功能添加“谷騰環保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