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消費：新限塑令必須解開的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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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偉龍制圖
新冠肺炎疫情以來，許多居民足不出戶線上買菜。但這種方便背后，卻有另一層隱憂——線上交易得用塑料袋包裝，伴隨著線上訂單數量增長，塑料袋也相應增多。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我國塑料袋年使用量超過400萬噸。
2008年，國務院辦公廳下發《關于限制生產銷售使用塑料購物袋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希望通過有償使用塑料袋制度提高公眾環境意識、減少塑料袋使用。今年年初，新版限塑令發布。國家發改委、生態環境部聯合印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按照計劃時間表分步進行塑料污染處置。
那么，新限塑令要想執行到位，還將面臨哪些挑戰？
消費總量大，回收渠道不暢通
我國每天使用塑料袋約30億個，買菜用占1/3
人們對限塑令并不陌生。
《通知》明確規定：“從2008年6月1日起，在全國范圍內禁止生產、銷售、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購物袋；在所有超市、商場、集貿市場等商品零售場所實行塑料購物袋有償使用制度，一律不得免費提供塑料購物袋。”
此后8年，線下零售領域一共節省了約700億個塑料袋，平均每年節約87.5億個，這個數字看起來十分可觀。但在更龐大的基數面前，限塑似乎還有更長的路要走。
中國塑協塑料再生利用專業委員會統計，我國每天使用塑料袋約30億個，其中僅用于買菜的塑料袋就達10億個。
中國連鎖經營協會發布的超市節能報告顯示，以塑料購物袋為例，如此巨額的消費市場使得成本每降低一點帶來的收益總額具有很強的吸引力。
我國塑料回收成本高，上下游產業鏈條打通難，從而使得塑料的回收利用率低。由于垃圾分類和回收利用機制不健全，我國的塑料垃圾在拾揀——打包——銷售——處理這個長長的產業鏈中回收成本不斷攀升。而在日本等垃圾分類推廣較早的國家，塑料垃圾從產生到處置的環節被大大縮短，與此對應的成本也相對較低。
同時，快遞業蓬勃發展，但包裝垃圾回收成本高、利潤低，快遞行業幾乎不會主動回收這些垃圾。目前我國快遞包裝垃圾的總體回收率不足20%，其中紙盒回收率不到一半，塑料袋和填充物等回收率幾乎為零。
替代品生產成本高，推廣難度大
可降解塑料價格是普通塑料的3倍，產能不到100萬噸/年
《意見》指出，要推廣應用替代產品。與之相對應，可降解塑料制品、生物基產品不失為減輕白色污染的一劑良方。但當前存在可降解塑料等替代品的成本高、產量低等問題，替代品的供給側遇到較大挑戰。
首先，替代品價格遠超出不可降解塑料，并且產能上存在很大缺口。據江南大學包裝工程系教授王軍介紹，可降解塑料價格是普通塑料價格的3倍，產能不到100萬噸/年。而中國塑料加工工業協會的數據顯示，2019年全國塑料制品行業匯總統計企業累計完成產量8184.17萬噸。懸殊的價格對比和產能差距是可降解塑料推廣的第一道難關。
其次，塑料制品的生產和使用，不僅涉及材料，還涉及生產工藝、生產設備等因素。王軍介紹，就目前的技術條件而言，可降解材料的性能和穩定性差，以及耐高溫、韌性、加工的適應性等因素都導致其使用的場景和領域十分有限。同時，推廣可降解塑料生產設備需要同步更替，這是可降解塑料推廣利用的第二道難關。
此外，可降解塑料制品種類繁多，處置方式各有不同，而我國目前大量塑料制品對自身的可回收性尚無明確標識，這也導致一些可降解塑料造成污染。
例如，阿里巴巴推出的可降解快遞包裝，是在工業堆肥，而非自然條件下完成降解的，這部分產品需要統一回收降解；而另一部分產品，則需要進入循環經濟的鏈條，統一回收后進入再加工，生成其他產品。塑料的混同可能造成下游產品品質降低，給下游產業造成不利影響。在回收處置和綜合利用方面的多級處置，是可降解材料推廣利用無法繞過的又一道難關。
塑料使用場景多需求大
外賣垃圾的減量化處理，不在終端在源頭
目前數億用戶對外賣的需求，使外賣盒、塑料袋需求巨大，這也導致外賣垃圾回收艱難。一位垃圾回收站的人員表示：“回收塑料餐盒的價格大概是每公斤兩元，利潤太薄，而且用過的餐盒都太臟了，回收意義不大。”外賣垃圾的減量化處理，不在終端，在源頭。
以美團外賣為例，2019年美團用戶約4億，如果每人每月訂餐兩次，平均用3個餐盒，1個塑料袋，每年我國在外賣方面會產生144億個餐盒垃圾和48億個塑料袋，這就對沖掉了限塑令節省下來的每年約87.5億個廢棄塑料袋。
就快遞而言，2017年中國人均快遞約為29件、2018年中國人均快遞約36件、2019年中國人均使用快遞約45件……僅2018年一年，全國快遞業消耗編織袋約53億條、塑料袋約245億個、封套約57億個、包裝箱約143億個、膠帶約430億米。
在新的消費形勢下，塑料垃圾的戰場已經悄悄轉移到互聯網，越來越多的一次性塑料制品給限塑提出了更多新課題。也正因如此，《意見》把電商、快遞、外賣等新領域的管控納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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