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及周邊大氣污染聯防聯控政策效如何？
“‘2+26’政策確實明顯改善了28個政策實施城市的空氣質量。”香港大學統計與精算系教授朱柯告訴記者，“這項政策長期來看，會給北京市和天津市帶來203億元和150億元的年收益，遠遠高于兩市治理大氣污染的投入。”
香港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的研究團隊近日采用新的因果分析方法，以《京津冀及周邊地區2017年大氣污染防治工作方案》（以下簡稱“2+26”政策）為例，進行綜合政策評估研究，得出了以上結論。
“2+26”政策明顯改善28個城市的空氣質量
2013年9月，國務院印發《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明確要求到2017年全國地級以上城市可吸入顆粒物濃度比2012年下降10%以上。為治理三大重點污染區域之一的京津冀及其周邊地區，生態環境部推行“2+26”政策。香港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的研究團隊從生態環境部數據中心收集各城市2015年至2019年的空氣質量指數（AQI）數據，對“2+26”政策進行綜合的評估研究。
朱柯介紹，團隊的研究方法基于一個新的面板數據模型。“統計模型允許AQI數據背后有不可觀測的個體及時間固定效應，且對各項重要的氣象因子進行嚴格控制。”
在此模型框架下，通過對比28個政策實施城市和其他非政策實施城市的AQI數據，團隊研究發現，“2+26”政策確實明顯改善了28個政策實施城市的空氣質量。
“從總體上來看，在政策實施后的兩年內，28個城市所在區域AQI值平均下降9.338，PM2.5值平均下降4.704個單位，PM10值平均下降14.860個單位。”朱柯告訴記者，進一步的研究還發現“2+26”政策的實施效果在時間和地域上存在較大差異。
從時間上來看，“2+26”政策在冬季（每年的10月至次年的3月）的效果最明顯，但是在夏季（每年的4月至9月）的效果不太顯著。這一現象表明，政策中針對解決冬季污染問題的措施（如“煤改電”“煤改氣”工程等）要比其他全年實施的常規更措施有效。
另外，從地域上來看，28個政策實施城市形成一個閉合的地理邊界，而每個城市的政策效果與其到此邊界的距離有關。朱柯舉例說：“距離邊界較遠的河北省石家莊市的AQI值按年大幅下降了14.760，而距離邊界較近的山西省太原市的AQI值則按年只下降了2.879。”
項目參與者之一、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余華義指出，這種政策效果上的地域差異恰恰反映了“2+26”政策的特點，即以重點污染區域為中心，構建大范圍聯合防治網絡帶，有效防控由空氣流通帶來的污染溢出及滲入。
空氣質量改善給社會帶來經濟收益
項目參與者、香港大學博士生張寧寧介紹，團隊還對“2+26”政策做了詳盡的成本收益分析。
一方面，基于地方財政環境保護支出數據分析發現，北京市和天津市對這項政策的年投入成本分別是93億元和20億元。另一方面，由這項政策帶來的空氣質量的改善，會引起人口健康水平改善的下降以及人口平均壽命的提高，從而給整個社會帶來經濟上的收益。具體來講，基于人口健康水平改善數據，分析發現這一政策在北京市和天津市的短期年收益分別為15億元和11億元。
更令人振奮的是，基于人口平均壽命數據，團隊分析發現，這項政策在北京市和天津市的長期年收益分別為203億元和150億元。這要遠遠高于其相對應的年投入成本。“按年投入產出比，北京市為2.34，天津市為8.05。”朱柯說，“也就是說，治理大氣污染每投入一元錢，最高可以獲得8元錢的收益。”
“雖然短期內因空氣質量的改善而挽回的經濟損失無法完全覆蓋政策實施投入的經濟成本，但是從長期來看，空氣質量的改善可以延長人們的壽命，降低人們患病的概率。”朱柯指出，由此帶來的長期經濟效益要遠遠大于政策實施花費的經濟成本。
總體而言，以上研究結果表明，“2+26”政策采取的“聯防聯控”思路對治理空氣污染具有顯著的效果。
今年3月15日，由于蒙古國的嚴重沙化問題，我國北方大部分地區經歷了近10年來最嚴重的沙塵暴。朱柯建議，為解決此類空氣污染問題，以往各國單打獨斗的治理方法可能效果較差；相反，借鑒“聯防聯控”思路，推動多個國家采取聯合防治的政策也許是解決此類問題的一個有效而且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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