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補退坡：垃圾焚燒發電企業的“開源”與“節流”
【谷騰環保網訊】垃圾焚燒發電企業正面臨“國補退坡”，“斷供”時間已明確。2020年9月，《關于促進非水可再生能源發電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有關事項的補充通知提出，垃圾焚燒發電項目運行滿15年或全生命周期合理利用小時數滿82500小時，將不再享受國家補貼，而垃圾焚燒發電特許經營期一般是28年。
“國補退坡”4年，垃圾焚燒發電項目無論運行時間多久，都面臨收益減少的壓力。據以垃圾焚燒發電為主營業務的27家上市企業（含港股）2023年業績顯示，一些公司已出現不同程度的營收下滑，有6家企業凈利潤下降超20%。
垃圾焚燒發電企業如何在“國補退坡”后“開源”與“節流”并重，實現更長遠的可持續發展？2024年6月，澎湃新聞與上海發展戰略研究所“走近零碳”聯合課題組，先后調研浦發·零碳綠谷（原“黎明生態園”，以下簡稱“零碳綠谷”）、天馬無廢低碳環保產業園兩家上海零碳創建園區中的垃圾焚燒發電廠，以及光大環保能源（蘇州）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蘇州能源”），探究垃圾焚燒發電企業如何拓展收益、降本增效。
調研發現，首先，垃圾焚燒發電企業急需盡快布局轉型，通過“供熱”等其他創新模式拓展收益來源。其次，企業通過節能增效，尤其是自動化、智慧化、信息化系統，可有效降低生產運營成本，減少碳排放。最后，政策還需進一步彌補“國補退坡”為企業帶來的收益影響。
“開源”：以“供熱”為主，拓寬收益來源
當務之急是拓展收益渠道，盡早布局轉型。“供熱”成為垃圾焚燒發電企業積極探索的一種增收方式。企業可以通過出售垃圾焚燒發電過程產生的蒸汽，獲得收益。因此，找到合適的蒸汽需求方，對企業來講至為關鍵。
一方面，垃圾焚燒發電企業會在一定地理距離范圍內，“主動走出去”尋找蒸汽需求方，然后通過管道輸送蒸汽；而如果附近缺乏蒸汽需求方，企業還可以通過車輛運輸的方式出售蒸汽，這種方式可擴大合作考慮范圍。企業具體采用哪種方式，主要看蒸汽需求量和運輸成本。
一般來說，采用管道運輸蒸汽，距離越近成本越低。若是距離超過10公里，蒸汽質量損失將明顯增加。因此，在10公里范圍內（越近越好，6公里內最佳），尋找蒸汽需求方，相對經濟且合適。上海黎明資源再利用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黎明資源”）總經理陳衛華稱，企業一般會在6公里內尋求合作方。該企業利用余熱資源，一期已向5公里內的向陽工業園供熱，二期至白龍港污水處理廠正加緊建設。
“還是要培養有供熱需求的客戶。”天馬無廢低碳環保產業園總經理楊韜談到，無論地理距離遠近，只要對方評估后能接受蒸汽運輸及采購成本，就可考慮合作。因此，該企業將蒸汽需求方的考慮范圍擴大到20公里，重點聚焦工業園區中的用熱企業，如化工、洗滌、食品類企業。在楊韜看來，管道運輸、移動儲熱兩種方式均可行，兩者互為補充。
從短期看，如果工業園區內的少數企業有用熱需求，可考慮通過移動儲熱模式供熱。這一模式較少受到距離影響，但一輛汽車僅可運輸6噸蒸汽，因此儲熱量受限。未來，這個問題還需技術迭代予以解決。
從長期看，如果距離較近的工業園區用熱企業需求較大，則可考慮投資鋪設管道輸送蒸汽。主要會涉及區域間的規劃協調問題，一旦落地，就會較為經濟劃算。上海環境兩家垃圾焚燒發電廠，都通過與附近蒸汽需求方合作，實現了供熱轉型。一家通過對外供熱，與桃浦智創城合作分布式能源站項目，另一家通過管網對浦東機場供熱。
另一方面，蒸汽供需雙方還需更好對接與匹配。從蒸汽供給方看，目前，除了垃圾焚燒發電企業主動對接需求方外，了解供熱雙方需求情況的第三方企業也會主動對接。比如，移動儲熱類企業會主動聯系蒸汽供給方，供熱給需求方。從蒸汽需求方看，有兩種情況。一是只有新建在垃圾焚燒發電企業附近的企業，才會主動在有蒸汽需求時就近尋求熱源；二是還有很多有蒸汽需求的企業，并不了解垃圾焚燒發電企業可供熱。
比較理想的方式是：產業園規劃引入企業時，就考慮蒸汽供需問題，建立垃圾焚燒發電廠與用熱企業之間的鏈接。地方政府可將綠電、供熱等直接寫入招商手冊，為企業打造更好的營商環境。比如，康恒環境柳州市生活垃圾焚燒處理項目可提供熱能，助力周邊螺螄粉產業園生產，帶動產業綠色轉型。不過，具體落地中，涉及工業用地、環衛用地之間的協調，政府需從中做好規劃。
除了對外“供熱”這一應用較多的增收模式，垃圾焚燒發電企業也在積極創新，拓展其它收益來源。
比如，作為零碳綠谷的運營方，黎明資源利用垃圾焚燒發電項目的可再生能源優勢，正在就近籌建“綠色數據中心”。課題組6月在黎明資源調研時，正趕上辦公樓拆舊造新，取而代之的是黎明智算中心，于2024年7月開工，計劃2025年10月投入使用，建成后將主要服務浦東區域。黎明垃圾焚燒發電廠的綠電，可直接供給數據中心使用，而蒸汽、熱水等余熱則可為空調供能，從而降低電能使用效率（PUE）和碳排放。據了解，數據中心運營后，可就近消納黎明垃圾焚燒發電廠70%的綠電。
調研發現，如何從碳市場交易中獲益也是垃圾焚燒發電企業思考的問題。為此，也有垃圾焚燒發電企業提前布局數字化碳管理工作。天馬無廢低碳環保產業園于2022年6月上線了固廢碳管家數字化平臺，便于做好園區的碳排放管理，同時通過煙氣在線監測系統，實時顯示二氧化碳排放濃度，科學精準掌握碳排放數據。
“節流”：節能增效，控制生產運營成本
積極開拓收益來源的同時，也需做好成本控制。調研發現，近年來垃圾焚燒發電企業的成本上漲部分主要來自環保、人力，企業通過節能增效，降低生產運營成本。
垃圾焚燒發電企業的成本主要由固定成本、運營成本組成。光大環保能源（蘇州）有限公司副總經理俞曉陽談到，環保耗材幾乎占了運營成本的三分之一，這部分成本會有所上漲。因為，為了滿足國家、地方不斷提升的環保標準，企業必須增加石灰、活性炭這類環保耗材的投入，從而凈化垃圾焚燒發電產生的煙氣。
對垃圾焚燒發電企業來說，降低成本的關鍵是節能增效。通過設備的升級更新或技術改造，可降低生產能耗，提高垃圾焚燒發電效率。自動化、智慧化、信息化系統的應用，則可使生產運營管理更高效，減少人力投入。
多家垃圾焚燒發電企業給人的整體印象是，車間里幾乎看不到太多工作人員，中控室人員反而相對密集。以蘇州能源為例，一個班組11人，每天去生產車間巡檢2次，大部分時間都在中控室。工作人員通過屏幕上的實時指標和數字，隨時監測從垃圾入坑到發電過程中是否存在異常。垃圾堆積如山的坑內，有專門人員隔著玻璃隔離層操作垃圾吊，在自動化系統的輔助下，將經過發酵后符合焚燒標準的垃圾，從坑中吊到垃圾焚燒爐。
蘇州能源投入數百萬元建立自動化、智慧化系統，比如垃圾焚燒爐的自動燃燒系統，汽輪機的一鍵啟停系統，智慧巡檢輔助系統等，不僅減少了人力投入，也降低了人員的工作量和勞動強度。比如在過去，垃圾焚燒設備24小時正常運營，需要安排三班倒，每班需13個人，自動化后11個人就夠了。
垃圾焚燒發電行業增收仍需政策支持
“國補退坡”4年來，中國垃圾焚燒發電市場投資建設幾近飽和，大浪淘沙，未來行業增速或將放緩。由于垃圾焚燒發電行業兼具環保與經濟雙重屬性，不僅需要企業通過自身努力拓展收益來源、控制生產成本，也依然需要政府給予政策支持，彌補“國補退坡”的負面影響。
目前，已有兩種政策思路。一是支持垃圾焚燒發電進行綠電交易，對超過合理利用小時數的部分或超過15年的項目，核發綠證并參與綠證交易；二是地方政府提高城鎮生活垃圾處置費。
首先，從國家到地方已有政策支持綠電、綠證交易。2023年7月，《關于做好可再生能源綠色電力證書全覆蓋工作促進可再生能源電力消費的通知》明確，對包括生物質發電在內的、已建檔立卡的可再生能源發電項目所生產的全部電量核發綠證。上海，重慶積極支持垃圾焚燒發電項目參與市內綠電、綠證交易，提高項目經濟性。
然而，盡管政策大方向明確，卻還未在現實中激起太多水花。
一方面，政策上尚需破題“隔墻售電”。“隔墻售電”是指在配電網內特定區域，允許分布式能源項目將電力直接銷售給周邊能源消費者。但難在政策如何實際落地，難在分布式電力交易雙方和電網企業間如何分配利益。
就近直接銷售綠電可使企業收益增加，有利于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比如，零碳綠谷的垃圾焚燒發電廠與數據中心同屬黎明資源，均位于產權紅線內，因此可實現綠電就近消納。然而，對更多的垃圾焚燒發電廠來說，大多數綠電均出售給國家電網，僅有少部分參與綠電交易，更因“隔墻售電”阻礙而無法實現更多增收。
另一方面，綠證交易產生的收益有待觀望。從市場交易情況看，由于綠證價值不高、市場需求尚不足，即使企業獲得綠證賣給市場“變現”，收益水平也較低；從電-碳市場角度看，目前垃圾焚燒發電項目暫時無法參與碳市場交易，企業無法評估綠證和碳市場交易選擇哪個收益更高。由于政策不確定，企業擔心如果現在進行綠證交易，會影響未來在碳市場的收益。“綠證交易這條路，我們就差臨門一腳了。只要政策明確，我們馬上就可以推。”黎明資源總經理陳衛華說。
其次，垃圾處置費需由地方財政承擔，但何時給、漲不漲、漲多少，這些問題均需明確。
據了解，目前一些地方已經出現了垃圾處置費的拖欠現象，“催款”成為垃圾焚燒發電企業的日常工作之一。至于漲不漲，企業在其中存在一定的費用“談判空間”，與當地政府的產業規劃與招商引資工作有關。究竟漲多少也缺乏統一標準，地方落實國家政策，需要更為細化的配套政策。也有企業反映，垃圾處置費上漲的可能性不大。
地方垃圾處置費被垃圾焚燒發電企業戲稱為“分期付款”，有一套核算公式。一般來說，屬地政府根據企業運營期內的投資成本、運營成本、收益情況來確定費用，然后每年進行補貼。理論上，這筆費用應根據政策變化做出合理調整。
以煙氣排放標準為例，隨著環保標準提高，垃圾焚燒發電企業需加大設備改造、運營維護等投入，才能符合要求。這就意味著運營成本的增加。那么，垃圾處置費能否據此上調？又該上調多少？企業期待屬地政府給出統一、細化的指導價格范圍，確保垃圾處置費的漲幅有可參考標準，才能相對公平。
業內一種悲觀的看法是，“國補退坡”后使得垃圾焚燒發電行業，一夜之間從朝陽產業變夕陽產業。據調研了解，其實不僅垃圾處置費有拖欠問題，上網電費也存在“掛賬”。收益的不確定，令企業感到憂心忡忡。要想抵住“15年運營期”“82500小時”的時間壓力，接下來的兩到三年，企業必須通過對外供熱等商業模式盡快轉型。
與此同時，垃圾焚燒發電企業也需政策支持，才能實現穩定過渡和發展。政策需避免“一刀切”，通過更為細化的政策疏通堵點。一是，要確保綠電、綠證交易，不與現有的可再生能源補貼政策有所沖突，讓企業吃下“定心丸”并從中獲益，才能順利落實新政；二是，制定政策要充分考慮經濟因素影響，垃圾處置費的核算標準，需合理覆蓋企業成本投入。
事實上，政策上正將天平向“市場化”傾斜，鼓勵企業積極創新拓展收益。2023年11月，《關于規范實施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新機制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將垃圾固廢處理和垃圾焚燒發電項目，列為應由民營企業獨資或控股的項目。同時，《意見》明確提出，特許經營者在保障項目質量和產出（服務）效果的前提下，通過加強管理、降低成本、提升效率、積極創新等獲得的額外收益主要歸特許經營者所有。
這一政策被業界認為，預示了垃圾焚燒發電行業市場化的發展方向。但對企業來說，可謂幾家歡喜幾家愁。一方面，它鼓勵企業自力更生，尤其鼓勵民營企業通過創新獲益；但另一方面，垃圾焚燒發電行業作為解決“垃圾圍城”問題的關鍵，還承擔著民生保障責任。如果把更多壓力給到民企，經濟上能否承受？是否會影響到垃圾處置這一民生問題？都有待進一步觀察。
垃圾焚燒發電企業發展的前提是先解決好垃圾處置問題。先有民生保障，才有產業發展，兩者不能本末倒置。因此，既需要企業積極拓展收益來源，也需政府從企業實際利益出發，給予有力、切實、穩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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