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陽市委書記：水污染比貪污幾千萬罪過
你們為了保護生態，掉幾個GDP，我不會罰,但為了幾個GDP，把我的幾缸水污染了，我要重罰！市委書記這頂“帽子”，只有一頂，是稀缺資源，“戴”上這頂“帽子”后讓老百姓喝不上放心的水，這種罪過比貪污幾千萬不知要大多少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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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給你潑點冷水
2007年7月16日，清鎮市委。
市委書記楊明晉向頂頭上司、貴陽市委書記李軍一行人介紹該市的“宏圖”，他們要圍繞轄區內的兩個湖泊打造一個“城連水，水連湖”的美妙新城。
“我們專門請了清華大學的教授，還有著名的專家……”他高高地揮舞著手臂，一句快過一句，在座的人明顯感到他很得意。若照此實施，別的不說，吸引的投資何止百億？這要創造多少GDP？
李軍靜靜注視著對面這個侃侃而談的下屬，心潮起伏。
一個多月前，他被任命為貴陽市委書記。初當大任，他就開始“常常睡不著覺”，他將如何帶領這個地理位置獨特、“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氣候宜人數貴陽”的“森林之城”向前發展呢？是沿襲過去“先發展，后治理”的老路，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獲得短期的發展，還是著眼長遠、另辟蹊徑？
李軍曾在中直機關工作18年，養成了從宏觀看問題的習慣。2003年，41歲的他被“空降”到貴州省任省長助理，之后又擔任了兩年半的省委宣傳部部長。這些在中央和地方工作的實踐給了他不同常人的積累。
“我已經把自己當作一個真正的貴陽人了，”他告訴記者，來到貴陽之后，他深深地喜愛上了這個風景如畫、氣候宜人的城市，在擔任省委宣傳部部長期間，他常常和省委副書記王富玉一同到各地去推介貴州（包括貴陽），“賣風景，賣氣候”，從那時起，他就感到，和國內許多兄弟省市相比，貴州、貴陽具有得天獨厚的生態優勢。
當上市委書記后，李軍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對著地圖琢磨貴陽以及周邊的城市，他堅信，只有在生態優勢上面做文章，才是明智的選擇。
也就在這時，滇池、太湖和巢湖再次大規模爆發藍藻，引起各界躁動；而一個月后，7月15日，長春市的新立城水庫爆發藍藻，全市全面停止供水，長春市民高度恐慌。這使李軍惕然心驚。第二天，他就來到“兩湖一庫”巡查。
紅楓湖、百花湖、阿哈水庫，不僅風景優美、林木蔥郁，還承擔著貴陽市中心城區70%以上的居民用水和清鎮市所有居民用水的供給任務，被李軍稱為“三口水缸”。近年來“兩湖一庫”水質急劇惡化，連國務院都知道了，7月6日，溫家寶總理作出批示，貴州省委書記石宗源隨即作出批示并當面指示李軍：“請深刻理解溫家寶總理的精神，這是關系到數百萬群眾的民生問題，萬萬不可掉以輕心……及早治理，及早安生。”
亂搭亂建，污水橫流，直接排進湖里……“我看到水都是黑色的，農民說牛喝了這水都拉肚子，甚至死掉。”李軍說，場面令他“揪心”，他竟然在紅楓湖也看到了藍藻！隨行的環境監測人員告訴他，“兩湖一庫”的水質已降到了四類、五類，有些地方已經成了劣五類。
“我要給你潑點冷水。”聽完楊明晉的報告，李軍毫不客氣地說，環境專家警告，就算“兩湖一庫”周圍不建新城，照此下去都有變成滇池、太湖的可能，這新城一建那還得了？
楊明晉愕然。
李軍問：你算過賬沒有，究竟是錢大還是命大？你是要錢還是要命？這是后來廣為流傳的“李氏三問”的第一問。
接著他又說出了第二問——你想過沒有，究竟是治理劃算還是污染劃算？
英國的泰晤士河，投入了300億英鎊和100年時間，日本的琵琶湖投入了180億美元和35年的時間；在我國，滇池周邊企業20年時間里創造了幾十億的產值，但是治理已經花了50億元，至今難以解決，預計今后將花費至少490億元和更長的時間；淮河流域小紙廠創造了不到500億元的產值，但要把淮河水治理到較低標準的五類水，至少需要3000億元和100年時間。
“一缸水臟了，還可以換掉，而“兩湖一庫”這三缸水弄臟了，可就不是換掉那么簡單了。”李軍說，他希望大家像保護自家的水缸一樣保護兩湖一庫。
李軍發布了兩個命令：“兩湖一庫”必須整治，清鎮的城市規劃必須調整，已經上馬和即將上馬的項目，該舍棄的必須堅決舍棄。“兩湖一庫”的重點保護區域要劃定紅線，建立不準開發的生態功能區。
他對各區縣的一把手說，如果你們為了保護生態，掉幾個GDP，我不會罰你；但你為了幾個GDP，把我的幾缸水污染了，我要重罰！
究竟是誰的事情
“李氏三問”的第三問：究竟是自己的責任還是他人的責任？
2007年7月16日那天的巡查讓李軍還看到了一個問題：“兩湖一庫”之所以污染到這個地步，與官員們缺乏責任感有關。
在紅楓湖，李軍問紅楓湖管理處處長，在治理紅楓湖污染上有什么作為、能夠辦點什么事？
處長想了半天說，污染是別人造成的，自己做不了什么。李軍就問，你就只是收門票啊？
處長說，是啊，一年收四百多萬門票呢。李軍感嘆：“收門票還用得著一個正縣級單位嗎？你哪怕想辦法清理一下水面和湖邊的垃圾也好啊。”
在否定了清鎮市委的城市發展規劃方案后，李軍接著問官員們，不是你們的事情，究竟是誰的事情？
指責起了作用。環保局立即組織了巡查隊到“兩湖一庫”巡查，發現不符合污水處理的“農家樂”等經營場所，就立即關閉。有一個項目，其他部門都批了，但環保就是不讓它過。李軍很高興，給環保部門的上報材料作出批示：及時巡查好，嚴厲查處好。
他不失時機地告誡官員們，要弄明白鐵面無私履行職責和烏紗帽是什么關系。
一個月后，貴州省人大組織巡視組檢查“兩湖一庫”的治理情況。李軍看了巡查組的報告后“覺得不過癮”，提出：希望你們的報告寫得嚴厲、尖銳一點，提出一條條能夠見實效的硬措施，我現在需要的不是“客氣”，而是能夠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利器”。
李軍向巡查組表達決心：在“兩湖一庫”問題上，一定要排除一切阻力。“今年兩湖局部已現藍藻，到了明年這個時候，如果藍藻大面積爆發，甚至引起全城恐慌，那我將罪責難逃！”他說，貴陽市委書記這頂“帽子”，只有一頂，是稀缺資源、壟斷資源，“戴”上這頂“帽子”后讓老百姓喝不上干凈放心的水，這種罪過比貪污受賄幾千萬不知要大多少倍。
環境保護法庭
2007年11月20日，李軍上任5個多月后，一個新事物——環境保護法庭誕生了。
環境保護為什么那么難？李軍認為，關鍵是人們習慣了使用行政手段，一個應該用法律手段解決的問題，偏使用行政手段來解決。
而依法治污是國外的成功經驗，千湖之國芬蘭有18萬個湖泊，政府通過立法并嚴格依法治理污染，對嚴重污染水源和空氣的企業課以巨額罰款甚至關閉。南非、科威特等國都設有環境法庭，對環境違法者實施嚴厲制裁。
環境保護法庭成立的第一個案子是個公益訴訟案件，比環境保護法庭晚10天成立的“兩湖一庫”管理局(下稱管理局)起訴天峰化工集團。管理局的成立，是出于加強行政手段的考慮，原先“兩湖一庫”各有一個管理處，分屬水利、旅游等不同的部門，李軍將他們合并成一個直屬貴陽市政府管轄的局，抽調清鎮市主管經濟的常務副市長丁雄軍博士擔任局長。管理局的任務就是“像釘子一樣死死地釘在兩湖一庫”，是和法庭配套的行政機構。與管理局同一天成立的，還有兩湖一庫基金會，這是李軍治理“兩湖一庫”的第三個“法寶”。
天峰集團是個老牌的污染大戶，丁雄軍清楚地記得，管理局起訴它的時間，是在他上任后的第七天，“這是一個精心策劃的案件。”他說，天峰集團不屬于清鎮管，也不屬于貴陽管，解決這個問題的路徑，傳統的方式有兩個：一、貴陽市政府向當地政府發函，要求督促解決，而當地政府可理可不理；二、貴陽市政府向貴州省政府提出請求。省政府站在全省的角度，會指派一個分管的副省長處理，面臨一個幾千人要吃飯的困難企業，他一定會首先考慮穩定因素，至于治理，等以后有錢再說，最后也就一定解決不了。“我不能按照這個邏輯來呀！”丁雄軍說，他冒著剛上任就被免職的風險，決定不走行政程序而走司法程序，將它告上法庭；同時把事情搞大，請來中央級媒體，對案件進行報道。
案件按簡易程序審理，很快做出判決。不久，貴州省政府下令關閉天峰化工集團公司。
此后，環境保護法庭從“兩湖一庫保衛戰”打到“森林保衛戰”創造了多個“第一”：第一例環保組織針對國家機關形成的公益訴訟，第一個由檢察機關作原告的民事案件……到今年9月20日止，環境保護法庭共受理案件176件，93%結案。
從GDP到幸福指標
2007年底，貴陽市委作出了要把貴陽建設成生態文明城市的決定。
往貴陽的東西南北看去，重慶、成都、西安、昆明、南寧、長沙，甚至株洲、湘潭等城市，都各自發展得熱火朝天，尤其是身邊的重慶、成都、昆明、南寧等城市，由于有比貴陽更值得國家和外界關注的因素，一直使貴陽在競爭中處于劣勢。“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尤其需要冷靜。”李軍說。
檢點過去，貴陽一直采用的是趕超戰略，致力于趕超發達城市，使貴陽在西部省會城市中排位前移。然而十多年過去，結果卻是有的方面差距越拉越大。
李軍和市長袁周多次商討，覺得現在仍然走老路，和人家比GDP非明智之舉，貴陽應該揚長避短，走比較優勢戰略的路子。
跟別的省會比，貴陽最大的優勢就是生態優勢：空氣清新，氣候涼爽，森林覆蓋率39%以上，紫外線是全國乃至世界最少的地區之一。“這是我們最大的優勢和本錢，也是我們最大的希望，是別的城市用多少GDP都買不回來的。”李軍說，相對于發達城市，貴陽開發力度弱、生態環境保護較好，加之土地、勞動力成本較低，既有比較優勢又有后發優勢，十分有利于建設生態文明城市。
他理解的生態文明，以尊重和維護自然為前提，以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和諧共生為宗旨，以引導人們走上持續、和諧的發展道路為著眼點，是人類對傳統文明形態特別是工業文明深刻反思的結果，是對既有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發展路徑的拓展和匡正。
在提出新戰略的同時，貴陽市委市政府決定不再采取過去的圍繞GDP評價考核機制，而改為引入公眾評價機制，圍繞“幸福滿意度”，試行以工作實績和公眾評價為依據的績效考核制度。“我們不是不要GDP，而是要體現生態文明的GDP，要包含幸福指數在內的全面的GDP。”李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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