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重金屬污染最嚴重的河流治理之困
這一次，我們把目光投向中國重金屬污染最嚴重的區域－－湘江。湖南為有色金屬之鄉，官辦采礦有上百年歷史。污水、河底淤泥、污土相互關聯，治理異常復雜。我們關心這條江的未來，作為諸河域重金屬治理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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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8月，導致瀏陽鎘污染事件的湘和化工廠已被關閉，但廠內依舊能見到隨處排放廢水的痕跡。 南都記者 方謙華 攝 |
湘江北去，橘子洲頭，尚未拆建的樓房里貼著防患“血吸蟲病”的警告，更為嚴重的是它的沉疴之痛，湘江流域集中了湖南省六成人口和七成左右的國內生產總值，亦承載了60%以上的污染，是目前中國重金屬污染最為嚴重的河流。
數十年的污染史與治理史相伴相隨，各路專家開出的藥方也五花八門，但越治理越嚴峻的現狀令人擔憂，究其原因有三：一是資金空缺巨大；二是技術尚未成熟；三則涉及地域太廣，政府與政府之間、部門與部門之間、政府與企業之間利益勾連復雜，并非一盤棋局。
今年夏天，由于境內企業污染嚴重，且不執行上級的淘汰關停指令，耒陽市被湖南省環保廳處以重罰并通報全省。這是湖南省迄今為止對縣級政府作出的最嚴厲環境處罰。亦被認為顯示了此次整肅湘江重金屬污染的堅定決心。
在負重前行了半個世紀之后，7月，國家發改委環資司已經將湘江重金屬污染治理納入全國重金屬污染治理試點。作為局部支流進入國家重點流域治理議題，湘江也算是開了先例。但前車之鑒猶在，此次由國家財政專項撥出的百億治理經費，能否換來一劑良方？或是一如往常流入各類名目的錢袋之中，重疾湘江能否治愈？尚待觀察。
鎘污染陰影下
“不許種田，不給補償，接下來，要怎么生活呢”
瀏陽市鎮頭鎮，離長沙市區不到70公里的小鄉村。去年此時，數千名村民上街游行，抗議當地一家化工廠排放污染物質，造成5名村民死亡，數百名村民鎘超標。這是2009年中國環境污染的標志性事件。
一年之后，陰影并未散去。
污染之源仍在村頭山坡上，山下即是瀏陽河，幾公里后匯入湘江。相比一年前，這家已經停產的化工廠守衛更為森嚴，24小時有專人和狗把守，鮮有人知的是，這里正在進行一場實驗。
2004年，當長沙湘和化工廠的民營企業在鎮頭鎮雙橋村建成投產時，這個村的寧靜就已經被悄然打破。
政府聲稱他們引進的是一家“無污染、零排放”、只是“生產飼料添加劑”的企業。但這個謊言未能堅持多久，2006年，村民們發現郁郁蔥蔥的樹林開始枯死，新買的鋁鍋煮過東西之后被“鍍”上一層擦不去的漆黑色，部分村民相繼出現全身無力、頭暈、胸悶、關節疼痛等癥狀。
環境受到污染的后果愈來愈明顯，村民們不斷升級的質疑和投訴卻未獲得重視，直到2009年端午節，年僅44歲的雙橋村村民羅柏林突然死亡。此后一個多月內，雙橋村的另外4名村民相繼去世。經檢測，他們體內的鎘都嚴重超標。
謊言被徹底地揭穿。直至此時，湘和化工廠在生產過程中排放鎘超標，造成了大范圍鎘污染的真相才被揭示。
企業責令停產，失職官員落馬，環境治理展開，村民補助發放……一切后續工作看起來按部就班地進行，在2009年喧囂的夏季之后，沒有人再關注這個小村的生活。但對于鎮頭鎮的村民來說，鎘污染的噩夢并沒有在那個夏季終止，而是延續至今。
“工廠關閉后的污染比之前還嚴重。”村民們的隱憂首先來自于政府新修的雨水處理收集池。
今年4月，為了防止工廠拆除后的剩余垃圾在雨水沖刷下對周邊地區造成二次污染，政府在工廠所在處修了一座雨水處理收集池，池中雨水達到一定高度就由專門的管道抽取至池子上方的處理器進行凈化處理，處理完再通過另外一根地下管道排放出去。
村民介紹說，收集池最開始是用磚頭砌的，后來被雨水沖垮之后才換用鐵板焊接制成。“池子很小，雨大的時候，池子根本盛不下，雨水就會漏出去。”
對此，瀏陽市環保局局長王星輝的解釋是，“工廠的危險廢物都賣了，污染處理設備即使不運行也沒有多大問題了。”
讓村民不滿的還有整治后荒置的農田。鎮頭鎮的農田整治在今年2月展開，在撒過石灰，用推土機鏟平后，工廠周邊500米-1200米范圍的農田如今全部荒置，稗草叢生，雨水沖刷之后，田地里積滿了泥水，“說好有花木老板來接手種植花木，說好會給我們農田賠償，半年過去了，人影錢影都沒看到。”
對于村民來說，這里充滿疑慮，但在當地環保部門看來，卻是一場試驗的開始。王星輝稱現在針對工廠及周邊地區的一切措施都只是“正式治理前的保護措施”，他告訴記者，接下來的治理屬于省環保廳湘江重金屬污染治理的重點項目，方案已經交給專門的環保公司在做，作為基層環保部門，他們“只做基層服務，按照上面的要求做簡單的數據收集。”
對于這個撲朔迷離的“預算投資幾千萬”的治理項目，村民們并不了解，他們清楚的只是，田地不能耕種以后，他們失去了基本的生活來源，只能靠打工和親友接濟為生。
雙橋村田地里新修的水泥水渠挾裹著雨后沉積的泥水歪歪扭扭地伸向距工廠原址1200米的遠方。村民老羅順著水渠延伸的方向遠眺，一面嘟囔著“豆腐渣工程”，一面感嘆，“不許種田，不給補償，接下來，要怎么生活呢？”
這并不只是一個村的迷惘。湘江流域長期生活在重金屬污染陰霾之下的“雙橋村”、“鎮頭鎮”。湘江重金屬污染治理之路已經走過了很多年，成績斐然，也困境依然。“雙橋村們”的迷惘凝聚成一個巨大的問號，壓迫和拷問著每一個湘江重金屬污染治理環節的官員。
沉重的科研江湖
研究終于走上正軌，但底泥治理之路依舊困難重重
即使20年過去了，羅勝聯教授依舊忘不了他第一次到株洲冶煉廠考察時看到的情形：
“醬油色的重金屬廢水混合著白色的石灰水從排污口滾滾流出，一天要排一萬多噸。我看到的第一反應就是再也不想喝湘江水了。”
70年代初，國內解決重金屬污染的方式一直是在酸性的重金屬廢水中加入石灰，使重金屬離子在堿性環境下形成沉淀。這樣的處理簡單粗糙，雖然減小了重金屬離子濃度，但是排放的廢水總量并未減少。
“最大的問題就是處理后會產生大量的重金屬氧化物、氫氧化物等廢渣。”羅勝聯把他當時在株冶看到的200萬噸的廢渣堆形容為“一座山”，“很嚇人”，“如果這堆廢渣里的重金屬在雨水沖刷下全部流入湘江，造成的污染是不可估量的。”
在資金和技術捉襟見肘、環保理念極為匱乏的時代，這種方法成為了有色冶煉行業重金屬減排使用得最普遍的一種方法。直到80年代末，我國對于工業污染治理的力度才開始加大。作為中國有色行業的“老大哥”，株洲冶煉廠這時也開始著急尋找新的減排出路，他們找到了湖南有色金屬研究院，希望能尋找和實施更有效的重金屬減排措施，實現廢水的循環利用。這也成了剛剛轉到湖南有色金屬研究院工作的羅勝聯接到的“第一單”項目。
“湘江的下游就是長沙，我們全是受害者。如果不治理好湘江，我們自己也永無寧日。”羅勝聯帶著他的團隊把實驗室搬到了株冶，在工廠駐扎了半年時間，忍著工廠里刺鼻的二氧化硫氣味，日夜研究試驗，“吃睡都在現場，幾乎動都沒動一下。”
1993年，株冶實現了重金屬廢水重復利用綜合技術的工業化運用，1996年，這項技術得以在湘江流域的有色金屬冶煉行業大規模使用。
“這項技術可以實現重金屬廢水70%到80%的回收，這是個什么概念？就是一年節省700萬噸新鮮水，少排700萬噸廢水。拿鋅來說，排放標準是 5m g/L，一年少排700萬噸水，就是少排350公斤鋅。”2005年，羅教授的團隊憑借這項科研獲得了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
“如今的生物方法甚至可以使重金屬廢水的回收率達到95%以上。”羅教授相信在技術上實現湘江重金屬“零排放”的那天已經不遠了，但對于現實，他卻不太樂觀得起來。
“首先，湘江流域雜七雜八的排污口太多了。由于地方勢力和地方經濟的保護，各種違法運營的小冶煉廠對湘江造成了嚴重污染。另外，長期以來巨大的污染積累也是湘江重金屬污染為什么沒有得到根本解決的原因。”
和減少新污染比起來，在湘江流域重金屬污染這本沉重的賬本上，我們更難償還的是久已欠下的歷史罰單。
僅以湘江霞灣港段為例，由于長期受有色金屬冶煉廠和化工廠的污染影響，在新霞灣排污口下游形成了一個明顯的高濃度鎘和高濃度鉛污染帶。底泥含鎘量最高值達 359.8g/kg，是《土壤環境質量標準》一級標準限定值的1800倍；底泥含鉛量最高值達1827.6g/kg，是《土壤環境質量標準》一級標準限定值的52倍。
而湘江流域受到重金屬污染的土地更是面積巨大。早在我國第2次土壤普查 (1978-1986年)時，湖南省礦毒污染型稻田面積就達到6700公頃。隨著采礦業的發展和洪水攜帶傳播，礦毒污染面積不斷擴大，1998年全省礦毒田面積增加到11300公頃。湖南全省受重金屬污染的土地面積達28000公頃，占全省總面積的13%。
面對著觸目驚心的污染數據，從事湘江底泥治理和生態修復研究工作的湖南大學環境院楊朝輝教授心里很忐忑。“現狀很嚴重，霞灣港一帶受重金屬污染的底泥平均是2m深，最深的有4m左右。但是對于重金屬底泥污染的治理，卻是近幾年才開始關注，國外國內都沒有經驗借鑒，我們的研究可以說是首創性的。”
楊朝輝的忐忑還有更直接的來由。2006年，株洲霞灣港在清淤過程中由于水利施工不當，導致含鎘嚴重超標的底泥和污水排入湘江，使得湘江株洲霞灣港至長沙江段水質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這次污染事故使得大家對于底泥治理的心弦繃得更緊了，“也正因為這起事故，國家對于湘江的重金屬治理更為重視。”
2008年10月26日，“湘江水環境重金屬污染整治關鍵技術研究與綜合示范課題”正式通過國家評審，列入了國家“十一五”重大專項之水專項課題，成為了除“三河”、“三湖”、“一江”、“一庫”國家水污染重點控制區域外，少數被列入水專項的課題之一。這也意味著湘江流域重金屬污染整治問題正式獲得了國家支持。
楊朝輝正在做的霞灣港的底泥治理項目也被納入了這一課題，獲得了國家的500萬元的資金投入，這是他從2004年做湘江底泥研究到現在第一次有了專項的國家經費支持。
研究終于走上正軌，但是底泥治理之路依舊困難重重。
“因為沒有任何前期研究經驗，我們甚至沒有底泥治理的專項標準可以參照，實驗成果也沒有專門的權威部門來認可。究竟底泥里的重金屬含量達到多少才符合要求？究竟我們的研究可行不可行？沒人告訴我們。”
“要得到認可就要實踐操作，但是2006年的污染事故發生之后，讓大家對于底泥治理都相當謹慎，不敢輕易去動。”捧著已經出爐的初期研究成果，楊朝輝和他的團隊有些尷尬。比起研究的窘境，更讓他們頭疼的還有底泥治理過程中的技術操作問題。
目前針對底泥治理有原地修復和異地修復兩種對策，對于污染嚴重的霞灣港地段來說，異地修復由于能夠直接移除底泥中的重金屬隱患，因而更加受到推崇。
但是，一旦移除底泥，底泥的去向就成了問題。按照楊朝輝的項目規劃，霞灣港一帶需要清理出來治理的底泥大概是5萬立方米，也就是大約5萬噸。體積這么龐大的底泥如果不找到一個安全系數較高的地方來填埋，今后將是造成二次污染的重大隱患。
“而且底泥治理和生態修復的費用非常高，即使技術達到了，要馬上投入運用，也不太現實。”楊朝輝如今每個星期都要去霞灣港一趟，調研采樣，分析水質，他們在努力地尋找更合適更經濟的治理方案，趕在2011年年底，拿出最后的研究成果投入工業化運用。
而能否在這之前找到湘江底泥治理和生態修復的最佳答案，他也不知道。
這一次，我們把目光投向中國重金屬污染最嚴重的區域－－湘江。湖南為有色金屬之鄉，官辦采礦有上百年歷史。污水、河底淤泥、污土相互關聯，治理異常復雜。我們關心這條江的未來，作為諸河域重金屬治理的代表。
據株洲市環保局官員介紹，清水塘重金屬治理項目一共涉及四大方面：工藝污染防治，歷史遺留問題的處理，受污染土地的移民搬遷，企業的產業結構調整。“所有項目涉及到的資金全部到位將有400多億。”清水塘重金屬污水處理工程效果圖。該工程將于2011年年底正式啟用。屆時工業廢水直接排放湘江的現象將被杜絕。
清水塘“樣本”
“所有項目涉及到的資金全部到位將有400多億”
等到株洲清水塘的工業區污廢水綜合處理廠建成后，楊朝輝對于霞灣港底泥治理的信心就應該更足一些了。
已于今年6月動工的“株洲清水塘循環經濟工業園工業污水處理廠”將于2011年年底正式啟用。“霞灣港里黃湯滾滾的污水流入湘江的情形即將結束。”負責污水處理廠工程，株洲市循環經濟投資發展有限責任公司的總經理言曉軍向記者介紹，污水處理廠建好之后，清水塘工業區的所有企業污水排放將全部納入污水處理系統，提質以后再統一排放湘江，工業廢水直接排放湘江的現象將被杜絕。
“多了這道關卡，就不用擔心排放進湘江的廢水里再含有重金屬的工業污染物了，污染源得到了有效控制，再做底泥處理效果就更好，治理時對水流進行導流圍堰也更簡單省事。”
楊朝輝對污水處理廠充滿期待的同時，也道出了自己的擔憂：“污水處理廠建成之后的運行費用誰來承擔？僅靠財政補貼的話，這將是一筆不小的開支，而要靠企業的話，他們并不一定愿意出這份費用。另外，從技術角度來講，污水全部匯總后成分更復雜，比起企業單獨地有針對性地處理，集中處理污水更難尋找到合適有效的方法。”
言曉軍暫時還沒有時間考慮處理廠運營以后將要面臨的這些難題，他的當務之急是保證按時按質地完成污水處理廠及各種配套工程的建設。
他告訴記者，污水處理廠還包括一個初級雨水處理系統，即對降雨前五分鐘酸性最高的雨水進行收集處理，防止其與工廠范圍內流動的廢水廢渣混合造成新的污染。
“我們的排放目標是要達到城市一級B標，不能因為下一場雨就功虧一簣。”
城市一級B標意味著什么？“它比工業廢水的排放標準要更高級，拿鉛離子的含量來說，工業廢水的排放標準是0 .1m g/L，城市一級B標是0.01m g/L，這個標準已經和直接飲用水的標準差不多了。”
污水處理廠的二期工程還將籌建一個3萬噸的中水合用系統。在這個系統的幫助下，通過處理廠處理完的水經過沉淀過濾以后可以替代工業用水直接使用，比起單獨的企業廢水回收機制，這樣大規模的工業用水循環更能保障水資源得到充分的回收利用。
株洲市對于清水塘地區展開的環境治理遠不止于建立一座工業污水處理廠這么簡單。
株洲市環保局的官員向記者介紹，株洲市申報到省環保廳的清水塘重金屬治理項目一共涉及四大方面：工藝污染防治，歷史遺留問題的處理，受重金屬污染的土地的移民搬遷，企業的產業結構調整。“所有項目涉及到的資金全部到位將有400多億。”
株洲之所以要下如此大的力氣來做重金屬整治，其實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清水塘作為湖南這個“有色金屬之鄉”的老工業區，擁有著株冶和株化兩個歷史悠久的國家級大企業，憑借100億以上的年產值，一直是株洲經濟發展的驕傲。“歷史積累的貢獻大部分上交國家了，沉積的污染留給我們了。”株洲市環保局的官員們苦笑著說，“我們下游就是湘潭和長沙，因為位置比較敏感，所以工作也必須做在前面。”
歷史沉積的污染痼疾和特殊敏感的地理位置使得株洲的重金屬污染問題顯得尤為突出。2006年，霞灣港清淤不當造成的鎘污染事件再次將株洲市的重金屬污染問題推向了風口浪尖。若再不大力進行治理，株洲市承擔的輿論壓力將愈加沉重。
株洲市循環經濟投資發展有限責任公司也就在這樣的背景下應運而生。
“清水塘區域的環境治理和整體的產業開發建設密不可分。環保局是一個行政部門，處理項目的投資和運營有難度。某種程度上來說，成立一個公司來負責區域建設，能夠促進區域內產業更快地可靠地發展。”曾經是株洲市政府官員的言曉軍深諳清水塘區域環境治理的個中要害。
2008年底，株洲市循環經濟投資發展有限責任公司注冊成立，言曉軍走馬上任，擔任了這家國有企業的總經理一職。
如今清水塘區域的所有環境治理規劃都是由公司一手籌劃管理。除了最引人注目的污水處理廠和霞灣港底泥治理之外，公司還將對受污染土地進行變性治理。國土資源部的調研顯示，清水塘工業區受到重金屬嚴重污染的土地有7.4平方公里，整個株洲市受重金屬污染的核心土地有34.4平方公里，這些土地將取消糧食作物的耕種，根據污染程度變更為工業用地和經濟作物種植區。
同時實施的還有土壤受到嚴重污染地區的移民工程，這一方案已經在7月底完成，如今開始分批搬遷，在清水塘區域內外視污染程度來安置移民。據言曉軍解釋，牽扯到清水塘區域的移民總數有2萬多人，第一期工程需要搬遷6000人左右。
在整個清水塘的治理規劃中，企業產業結構調整屬于重中之重，株洲市早在2006 年就對有重金屬污染隱患的新建企業實施限批政策，對已有企業也采取了淘汰、工藝改造、環境治理等一系列措施。在株洲市循環經濟投資發展有限責任公司成立后，著力對于株冶、株化這兩個“老大哥”企業做出了詳盡的產業結構調整規劃：對株冶將進行體制改造，包括對于工藝、設施的改造；而對于株化，則將采取整體搬遷的做法，“從根本上解決對環境的污染。”
在詳盡有序的整治規劃引導下，清水塘重金屬污染的壓力如今已經成功轉化為了發展的動力。
在株洲市規劃局公布的清水塘地區遠期發展規劃中，這里將在完成環境治理后向著環保產業園的方向發展，傳統的冶煉、化工、建材企業在逐步的產業結構調整中淡出清水塘經濟發展的舞臺，取而代之的將是新能源汽車、軌道交通、航空工業、環保制造業、物流等多項物耗能耗低、產出高的新型產業。
在打造新型工業區的同時，這里也將成為生態化園區。污水處理的管網系統建成之后，清水塘的下游將會建成一個清水湖，整個工業區將建設十余個綠地小公園……
暢想起以后清水塘的面貌，言曉軍言語里流露出信心，“環境治理加上產業配套，大概花5-8年的時間，就可以實現整個規劃，株洲城市也定會越來越漂亮。”
如果那一天真的到來，清水塘的這套將末端治理與產業結構調整相結合的環境整治方案可能成為整個湘江流域的重金屬污染治理的“樣本”。借助經濟結構實現完全轉型，來從根本上消除重金屬污染隱患，可能也將是湘江治理的終極出路。
“耒陽式”尷尬
照出重金屬污染整治多年來桎梏在身、行步艱難的處境
今年6月18日，耒陽市遭遇了湖南省對縣市級人民政府作出的最嚴厲的一次環境處罰———即日起，暫停耒陽市除環境污染治理項目以外的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文件審批，暫停安排該市環保專項資金，并由湖南省主管副省長約談耒陽市人民政府主要負責人。
在省環保廳2010年6月20日發布的《耒陽對群眾信訪和重金屬污染隱患處置不力被通報》中，對于處罰做出了相關解釋：
“湖南省環保廳分別于去年9月和今年5月致函衡陽市人民政府，建議對耒陽市遙田鎮隱患企業采取整治措施。按照此建議，2009年10月以來，衡陽市人民政府、衡陽市環保局、衡陽市監察局等先后8次發文，要求耒陽市對所屬遙田鎮多家非法企業實施淘汰關閉，但均未得到有效執行。”
直至“省環保廳與華南督查中心于5月27日對該市實施聯合執法檢查后，耒陽市人民政府才下發文件，并于28日-30日對遙田鎮境內非法企業實施取締關閉。”
“這個處罰對當地招商引資、經濟建設的影響相當大。”湖南省環保廳宣傳處處長黃良斌告訴記者，省廳也是“下了狠心”要扭轉重金屬污染整治不到位的現象。
省環保廳的通報矛頭直指耒陽市環保局，局長劉社古覺得“很冤”。“環保局長難當，”他感慨，“基層環保局長最難當。”
“基層環保局其實權力很小，企業基本上由上級部門管轄，他們每個月都親自去視察，每次都說搞得好。他們都說沒問題，我們能說什么？最后出了事，板子還是打在我們身上。”劉社古說。
遙田鎮鐵合金冶煉“產業”的形成要追溯到上世紀80年代末，在遙田水電站建成后，幾千畝地被租賃作為庫區和廠房，政府利用水電站發電的優勢在附近興建了一批冶煉廠，解決大批失地農民的就業問題。隨著環保設施和生產工藝的落后，遙田鎮的環境問題也逐漸暴露出來。
從 2003年上任耒陽市環保局局長之后，整治遙田鎮的重金屬污染就成了劉社古的一塊心頭大石，耒陽市環保局從前年就開始制定遙田鎮的污染整治規劃，確定了 “上大壓小”的整治理念，籌劃保留兩個大型的鐵合金廠，淘汰其他的小冶煉企業。可是規劃喊了三年也沒有取得實質性的進展。“(衡陽)市里沒有形成大的氣氛，我就不敢動。”
劉社古告訴記者，通報上指出的“屬國家明令禁止的小冶煉企業”的和順福利銅廠，耒陽市環保局早已做出規劃在今年年初就撤銷淘汰，但是指令遭到了企業老板的拒絕，“他們是在衡陽市環保局指示安裝脫硫設施后獲準運營的，他們質問我，市里同意，你們不同意？”
“無建設項目環保審批手續和危險廢物經營資質”的初陽冶煉廠也是劉社古籌劃淘汰的企業之一，是“(衡陽)市(環保)局來查得最多的一個廠”，耒陽市環保局卻是在省廳通報之后才知道這個廠既沒有危險廢物經營資質，也沒有環評審批手續， “審批權限是由衡陽市環保局管啊，他們經常來，都說沒事，我們以為他們都批了。”
“采用國家明令淘汰的落后設備，在未進行環境影響評價、未獲項目審批的情況下違法建設生產”的建新等5家企業從選址建設到先期的違規生產，都是由衡陽市環保局分管耒陽的局長和副局長在負責，直到最后的排污建設環節，耒陽市環保局才 “被知道”相關情況。“他辦好廠、選好廠址就走了，現在我們幫他擦屁股。”
對于通報中提到的衡陽市的8次發文，耒陽市環保局紀委書記也直喊冤，“我們拿到的只有5份，而真正與這次遙田鎮整治相關的文件只有一份，是因為省廳5月份要來核查，衡陽市環保局才臨時補發的。一些省廳的領導看到那8個文件名單，都說衡陽市局是推脫責任，有些文件完全是牽強附會的。”
通報成了一面鏡子，猝不及防地立在了耒陽市環保局與它的直接上司——衡陽市環保局之間，照出了他們的種種“誤會”。
劉社古心里很明白，這不是誤會這么簡單。“市里很多人的既得利益被涉及。”而企業審批權、整治執行權都被上級環保部門牢牢握在手中，基層環保部門有心使不上力，只能做“跟著上面走”的跟班而已。“結果一出事，都是縣級基層環保局接受處罰。”
劉社古并不是一個不作為的局長。從上任以來，他頂著上級環保部門和政府的壓力，已經關閉了耒陽市40余家污染治理不合格的企業，否決了30多家有污染隱患的新廠審批，自他擔任環保局局長以來，耒陽市沒有出過一起污染事故。
2005年，耒陽市環保局被評為“全國環保系統先進單位”，“全省就我們一家”，受到過人身威脅，遭遇過媒體敲詐，劉社古都沒妥協過，“當這個局長，我只求問心無愧。”
但這一次的耒陽處罰事件加深了他的無力感，“作為局長，直到5月27日省環保廳來市檢查，我才知道整治通知。通報下來之后，上層的環保部門不執行，為什么要我們負責任？”
這并不只是劉社古一人的心結，湘江流域重金屬污染整治多年來桎梏在身，行步艱難，與基層環保部門沒有強制執行權的尷尬處境，與層層環保部門的溝通不暢有著深刻的關聯。
這次省里打給耒陽市的“板子”雖然讓劉社古有些委屈，卻也幫他打去了心頭一塊大石頭。“借這個機會終于可以徹底把小廠子關停了。”劉社古說下定決心要在今年年底把遙田鎮的非法企業徹底清除，“工作不到位的話，對不起環保部門。”
眼看著就快到退位年紀了，劉社古已經打算好，等到“解脫”之后，就“回老家的漁場養魚”。
在受到“最嚴厲”的一頓“板子”之后，耒陽市的重金屬污染是否真的能夠得到有效遏制？在劉社古退位之前，耒陽市環保局與上層環保部門的“誤會”能否徹底化解？這些問題背后，是在環保部門的層級管理體制下，對整個湘江污染治理的思考。
劉社古很想知道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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