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資水務十年檢討
在一輪輪收購賽中， 國內上海、天津、揚州等數十個大中型城市水務被以威立雅和中法水務為代表的外資水務企業收到“囊中”。令公眾不安的是，伴隨合同而來的是節節上漲的自來水綜合水價.
“蘭州市威立雅水務集團公司出廠水及自流溝水樣中苯含量嚴重超標。”2014年4月11日上午11時左右，新華網先行發出消息。
4小時后，即當日15點58分，“@蘭州發布”發了一條微博---“自來水苯指標超標未來24小時居民不宜飲用自來水”。
苯含量超標這一異常情況，是在4月10日17時被發現的。
水問題進入大眾視線的時間還可以推到更早。2014年3月6日至7日，蘭州當地就有不少居民反映，蘭州多個地段自來水出現異味。蘭州威立雅水質監測部門化驗，稱自來水出廠水質符合質量標準，異味原因尚不清楚，“并對無中生有、造謠的相關人員進行了查處”。
位于風暴中心的蘭州威立雅公司，其副總經理閆曉濤對新華社記者說：“這次苯超標與今年3月份蘭州出現自來水異味事件沒有聯系，當時對所有的指標進行檢測都是沒有問題的。”
“威立雅進入蘭州后，從水價上漲到水管破裂，再到水質污染，呵呵，你還信嗎？”在《瞭望東方周刊》采訪過程中，一位居民反詰道。
這家來自法國，已在中國水務市場經營十余年的世界水務巨頭，在剛剛閉幕的“2014(第十二屆)水業戰略論壇”上，其中國代表劉拓對包括《瞭望東方周刊》在內的媒體介紹說：“未來幾年，威立雅的目標是要在中國的業務翻一倍。”
然而，從在青島直接將污水處理廠回用水排入飲用水管道，到廣東惠州東江威立雅二英排放超標3倍，再到海口威立雅水務被曝超標排污，近年來，威立雅事故不斷。這次的蘭州自來水苯含量嚴重超標，只是其中的一次而已。
以2004年國務院《關于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放寬投資領域，鼓勵社會資本參與經營性公用事業(行情 專區)、基礎設施項目建設為節點，外資水務在中國迎來特別的十年，以威立雅、中法水務為代表的外資水務企業，在中國一度擴張迅猛，拿下數十個城市的供水市場。
十年過去，他們帶來了什么？
洋水務進擊
天一生水，水生萬物。在中國文化體系里，水是個不可或缺的元素。
而與水有關的水務行業，由于水資源強大的自然壟斷性，其市場化程度與歷史厚度并沒成正比。
1882年，上海建成中國第一家自來水廠---楊樹浦水廠。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中國有自來水廠72個，日供水能力240萬噸，供水管道長度6600km。進入20世紀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時代，水務業一日千里。
《中國城市建設統計年鑒2009》顯示，至2009年，中國城市全年供水總量基本保持在500億立方米上下，供水管網長度增長至51萬公里。加上縣城和建制鎮，全國城鎮用水人口達6.02億，全年供水總量達697億立方米， 供水管網長度則達到104萬公里。
20世紀80年代以前，中國一直把城市供水排水視為公益性事業，自來水廠都是國營企業，污水處理廠為國有事業單位，由政府進行集中統一管理。
80年代中期，外資開始進入中國城市建設。1984年，中國開始組織BOT試點---上海設立“九四專項”，直接到國外籌資，到1986年，共籌集外資32億美元，且40%用于包括水務項目在內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
“以1986年日元貸款支持長春市中日友好水廠建設為標志，外資成為中國供水企業籌集資金的一條重要渠道。到1992年底，中國城市供水行業先后利用世界銀行(行情 專區)、亞洲開發銀行等國際金融組織，以及日本、法國等國政府提供的中長期優惠貸款，建設的城市供水項目有140多項，利用外資達17億美元。”復旦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系教授戴星翼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1992年，外資水務企業撞開中國水務大門，開啟“直接投資元年”。這一年，世界水務巨頭法國蘇伊士集團投資廣東中山市坦洲水廠。這是中國第一家全部由外商投資建設并經營管理的水廠。
中法水務、法國通用水務、英國泰晤士水務等，也開始在中國參與城市給水廠的經營和管理。此后，相繼有中山大豐水廠、沈陽第八水廠等城市給水廠與外商合作經營，每天涉及的供水能力達284萬立方米，利用外資11億多元人民幣。
威立雅也開始頻繁出現。如1997年，威立雅水務和天津自來水集團簽署20年合作經營合同，合作期滿后水廠無償移交給當地水務公司；1999年，成都市政府與威立雅水務簽署成都自來水廠BOT項目的特許協議。
BOT是90年代后期國內水務改革主要運作模式。BOT(build—operate—transfer)即建設—經營—轉讓，是指政府授予企業特許專營權，許可其融資建設、經營特定的公用基礎設施，收費并賺取利潤，期滿后，設施移交給政府。
這種模式在水務項目簽約中，地方政府往往以保證固定回報的形式，讓外商投資城市水廠項目(基本不包括城市管網).
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一些地方政府很快受困于外商高昂的固定投資回報率。國家統計局1999年的調查報告顯示，外商在中國投資的所有產業中，最有利可圖的產業是自來水廠，其利潤和成本的比率達24.8%。壓力最終由消費者與自來水公司承擔。
盡管如此，水務行業仍在市場化道路上繼續飛馳。
2001年12月11日，國家計委發布了《關于印發促進和引導民間投資的若干意見的通知》：“除國家有特殊規定的以外，凡是鼓勵和允許外商投資進入的領域，均鼓勵和允許民間投資進入；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以獨資、合作、聯營、參股、特許經營等方式，參與經營性的基礎設施和公益事業項目建設”。
行業人士普遍認為，這是水務行業市場化的起點。
2002年建設部出臺《關于加快市政公用行業市場化進程的意見》，明確公用事業市場化改革的總體方向和面向民間資本、外國資本進行直接融資、項目融資的合法性，敦促各地加快公用企業的改革步伐。不過，同時作出了“今后任何單位不得違反國家規定保證外方投資固定回報”的規定，共擔經營風險。
BOT也得到推廣。2002年9月，國家計委、建設部、國家環保總局出臺《關于推進城市污水、垃圾處理產業化發展的意見》，“鼓勵社會投資主體采用BOT等特許經營方式投資或與政府授權的企業合資建設城市污水、垃圾處理設施”。
這一時期，中國城市供水行業通過公開招標的方式，選擇投資者和經營者，逐步建立起特許經營制度，產權交易逐步規范。
外資水務企業聞風而動。
2002年5月，威立雅水務在上海浦東供水運營和管理50年期合同的國際招標中勝出，以超過15.2億元50%的溢價，收購上海浦東自來水公司50%的產權。
這是中國第一個授予外方完整服務內容的公有服務授權經營合同，涵括供水的生產、配送、管網及客戶的管理。
同年，威立雅與陜西省寶雞市、廣東省珠海市簽署自來水及污水處理合同。
2003年，法國威立雅與首創通用水務投資4億美元，受讓深圳水務集團45%的國有股權，完成中國水務業最大的并購交易。另外，還拿下了北京盧溝橋、山東青島等地的水務合同。
此前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明確禁止外資進入城市供水管網。2004年7月，國務院出臺《關于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表示，放寬社會資本的投資領域，允許社會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禁入的基礎設施、公用事業及其他行業和領域，鼓勵和引導社會資本的獨資、合資、合作、聯營、項目融資等方式參與經營性的公用事業、基礎設施項目建設。
由此，威立雅和中法水務等外資水務企業，拋開中國本土水務企業，展開“水股”爭奪賽。
“2002年后的5年內，外商相繼在深圳、遵義、昆明、蘭州、海口、揚州、天津等地進行大規模的溢價收購行動，2007年達到。也有以協議方式平價轉讓的，如岳陽、寶雞、渭南等地。”國融大通董事總經理李智慧對《瞭望東方周刊》說。
期間，威立雅拿下了貴州遵義、內蒙古呼和浩特、陜西渭南、河北邯鄲、云南昆明等十數個城市的水務合同。中法水務也不甘示弱，處處與威立雅競爭。
2007年1月，威立雅以17.1億元的投資承諾收購蘭州供水集團凈資產45%股份，遠遠超出同時競標的中法水務和首創股份(行情 股吧 買賣點)的報價；6月，威立雅以9.5億元報價再次擊敗中法水務和首創水務，獲得海口水務集團50%股權，這一報價為競標第二高報價4.4億元的兩倍多；2個月后的8月18日，中法水務“揚眉吐氣”，以8.95億元的高額報價將揚州自來水引資項目拿下，擊敗威立雅；威立雅“怒發沖冠”，4天之后，以21.8億元拿下天津自來水廠49%的股權，排名第二的中法水務報價為11.9億元。
中國污水處理市場，外資同樣斬獲頗豐。復旦大學教授戴星翼提供給本刊的數據顯示，2009年，中國282個規模以上污水處理企業按照注冊類型，其中國有企業、集體企業、私營企業、外資企業分別為146個、16個、77個和43個，外資企業份額約15.23%。在中國規模以上污水處理企業中，國有企業的市場份額占50%以上；港澳臺和外商投資企業的市場份額不足20%.
“雖然市場份額不足20%，但考慮到外資企業的數量，可見外資企業的規模都比較大，經營狀況也相對較好。”戴星翼說，“2009年，146個國有企業，有超過30%的企業虧損，集體企業有50%的企業出現虧損，而43家外商投資企業中虧損的只有7家。”
在一輪輪收購賽中， 國內上海、天津、揚州等數十個大中型城市的水務，被以威立雅和中法水務為代表的外資水務企業收到“囊中”。截至2009年，全國超過80%的地級城市有非國有資本進入供水市場，約26%的城市有外資進入。
令公眾不安的是，伴隨合同而來的是節節上漲的自來水綜合水價。
2007年9月，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環境服務業商會發布《關于城市水業資產溢價轉讓行為的公告》指出，在政府定價的背景下，水業資產溢價，其本質是地方城市用以后的預期水價和水量收益，進行了短期資產融資。公告指責了這種高溢價收購行為，認為公眾今后一段時期會為水業資產的溢價收購支付超額的水費。
之后，威立雅志在必得的西安收購項目遇挫。西安自來水公司公司在2008年對兩年前搭好的收購方案進行重大修改：推倒原來引進外資、復制“蘭州模式”的設計，改為依靠西安市自來水總公司本身，走集團化改造和供水、污水處理一體化的路徑，進行國有水務的自我改制。
隨后，一些地方也暫停伸出橄欖枝，放緩向外資溢價轉讓產權的進程。
外資水務公司進擊遭狙，步伐停頓，中國本土水務企業逐漸崛起。
自2004年伊始的“黃金六年”，最終“流水落花春去也”。
傅濤對本刊記者說，“目前，外資水務占國內水務市場總體比重萎縮到10%左右。”
溢價收購背后的秘密
運營城市供水業務，盈利狀況如何呢？
國家統計局公開統計顯示，1998到2002年5年間，中國供水企業虧損率分別為34%、36%、35%、40%和44%.2002年之后，國家對城市供水實行市場化改革，開放供水市場，但并未有效緩解城市供水企業盈利能力羸弱的現狀---國泰安CSMAR系列研究數據庫數據顯示，2003年到2007年，全國供水企業虧損率為46%、50%、50%、48%和40%.
企業凈資產利潤率普遍較低，遠沒有達到《城市供水價格管理辦法》中關于供水企業平均凈資產利潤率為8%~10%的規定，凈資產利潤率為負的企業占了35%。但是，不同性質供水企業間凈資產利潤率，的確具有顯著差異。
“外資企業凈資產利潤率最高，民營企業其次，國有企業凈資產利潤率最低。”戴星翼告訴本刊記者，他在調研中注意到，在中部地區，外資水務企業凈資產利潤率超過12%，民營水務企業在10%左右，國有(集體)企業凈資產利潤率為負。
《21世紀經濟報道》在2008年報道說，在2008年各類水務成本上升的時候，首創股份等國內水務企業收益率已經接近負數，但是威立雅水務負責人透露的數據仍是12%至18%.
時任威立雅水務集團華中區執行總監Gustavo Migues寫出一個水價調整系數計算公式：“△F=aE+bL+cCH+dCur+eCPI”。這條公式中，囊括了E(電價)、L(勞動力成本)、CH(化學品成本)、Cur(幣值變量)與CPI等參數，△F值，則為以百分比形式出現的調價系數。將這個系數乘以政府采購的基準價，就能得到當年政府采購的每噸處理價。
報道認為，威立雅水務盈利的核心在于這個公式，“威立雅水務賣給地方政府的水價是與這一系列變量掛鉤的，隨著CPI等變量上漲，地方政府必須逐漸以更高的價格收購威立雅水務的產品，如果地方政府不能使市場水價上漲，就不得不動用財政資金、國有企業收益等來支付威立雅水務的高水價。”
李智慧對此向《瞭望東方周刊》進一步解釋道，外資并購項目，由于國務院明令禁止固定回報，有的同政府“商議”采取變相固定回報的商務模式合作，即：合作協議中不再預先設定投資回報率，代之以保底水量和動態調價系數進行結算；合作層面有的擴大至企業整體層面，有的仍為局部優良資產。
變相固定回報的結果如何呢？
李智慧舉了兩個例子。遵義市2004年溢價24.59%出售南北郊兩座水廠，因無法包銷超額水量和高昂水價，3年后不得不以兩倍代價進行了回購；寶雞自來水公司2003年引進外資1.3億元后，因該項目每年虧損3000萬元，2008年底凈資產接近于零，2010年市政府被迫回購。
戴星翼在調研中也發現：某中部城市，規劃了一個工業園區，需要鋪設管道，與承包了當地供水服務的外資企業商量能否接過去，因為無法滿足外資企業提出的要求，談判破裂，政府只好自己出錢修建了第二套供水管道。還有一些遇到“外資不肯退讓”的城市，迫于無奈，只得高價回收水廠，而由于當時合同簽訂太粗糙，漏洞百出，水廠地價已翻了好幾番，回收時……
這一切都直指外資水務企業溢價收購行為。
“明面上看是地方政府賺了，實際上是給當地造成許多損失。”接受本刊記者采訪的多位專家說，投標人往往采取激進投標的策略：先以高倍溢價獲得特許經營權，再通過與政府的二次談判來提高服務價格，以彌補投標成本并創造盈利空間，而消費者成為最終的埋單者，即利益受損者。
再者，溢價的背后，還有外商非法要求附加項目形成的巨額補償。
“比如說配送服務。外商通過招標程序以高溢價的絕對優勢奪標后，在談判中要求由其指定的關聯企業向合資企業提供技術服務、管理服務、工程及設備供應等。‘配送’不僅需要中方企業另外埋單，定價權也由外商掌握。”李智慧說。
譬如威立雅。上海浦東自來水公司與威立雅合資后，在擴建臨江20萬噸水廠時，外方指定把設計事務委托給關聯企業，設計費4200萬元，遠遠高于國內設計機構的收費標準；采購1700萬歐元關鍵設備時，外方無視上海市發改委一再要求國際招投標的意見，指定其關聯企業供貨；建設水質中心時，施工、裝潢等業務全部由威立雅指定的下屬企業提供服務，使用的法國水表價格十倍于中國水表。
這種行為規避了中國的工程招投標制度和價格競爭機制，為外方的溢價收購形成巨大的補償。
接著，在管理服務方面，有的外商一方面向合資企業派駐高管，每人都有各種名目的高額補貼和辦公費用，另一方面又要求合資企業還必須向外商定向購買價格高昂的管理咨詢服務，這些費用同時進入合資企業的成本。
“此外，還有附送項目。即在合同中約定中方需要給予外方附送項目，實行‘賣一送一’或‘賣一送多’。”李智慧對本刊記者解釋：“比如，外商收購現有自來水公司產權，中方需附送污水處理廠建設項目等，使外商通過其他項目的高額收入補償受讓本項目的溢價金額。這也是蓄意規避中國《招投標法》的非法行為。”
李智慧有所憂慮，引進外資時以溢價方式轉讓，一些城市同外資水務企業簽合同時附加的這些不合理，甚至違背中國法律的商務條款，給后任政府埋下了定時炸彈。
資本運作手段刺激國內企業
外資給中國水務帶來了什么？
復旦大學戴星翼團隊的分析認為，外資進入的城市，供水效率存在明顯優勢。
他們將269個地級市分為僅有國有資本存在、非公資本進入、有外資進入三類，分別計算平均供水效率。結果顯示：“僅有國有資本”的地級市最低，為0.29；“有非公資本進入”的地級市次之，為0.4；“有外資進入”的地級市最高，為0.42.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在水務行業從業十余年的安恒環境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萬眾華認為，城市水務是資金密集型行業，承擔一地的給排水體系建設，涉及到龐大的投資，而且還是個高沉淀、回收周期長的行業，往往需要舉債經營，要求經營者實力強大。
外資水務企業有這份實力，但是否會有耐心匹配呢？越來越多的業內人士，注意到了它們的運營模式。
蘭州自來水污染事件的主角威立雅環境集團，至今已有150多年水務經營管理經驗，是全球最大的三大水務集團之一。公開資料顯示，2002年起，威立雅水務將其國際業務發展的戰略中心轉移至亞洲。
“當前國際水務巨頭發展面臨的問題，主要是水務市場競爭加劇帶來的成本遞增壓力，但長期的大項目運作，使得諸如威立雅等大型水務集團具有了豐富的資本運作手段。”一位專家向本刊記者表示。
公開資料顯示，威立雅在中國擴張并不是一帆風順，其首個投資的浦東項目就連續虧損。業內人士分析指出，虧損是因為威立雅在此項目中承擔的是投資商角色，而威立雅是擅長運營管理、技術品牌輸出的投資運營型企業，其核心競爭力在于水務項目的后期運營，同樣，盈利點在運營過程中比較多。
精明的威立雅立即調整了在中國的運營模式。
首先是引入合作伙伴共攤投資成本。自2004年起，威立雅引進了首創股份、嘉里建設、光大國際、中信泰富等，分別成立項目公司和運營公司，打起水務投資“組合拳”。
其中，項目公司負責收購水務項目，并為水務擴建工程(購買設備、建造廠房、鋪設網管等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融資，是出錢的主心骨；運營公司負責水務項目運營，為水務項目提供維修、管理等服務，出的真金白銀少，是盈利的中堅。
來自《新財富》雜志的一篇報道指出，威立雅往往在投資公司占小股，在運營公司占大股。比如青島項目，光大國際注冊成立光大威立雅水務，與青島排水公司按照60%：40%比例成立項目公司，項目公司“負責建造擴建設施及向青島排水租用租賃設施，以便營運及維修保養設施”；同一天，光大國際、威立雅、青島排水按照21%、78%、1%的股權比例成立運營公司，負責“營運及維修保養設施、在青島市凈化及處理污水、提供營運及維修保養合同規定服務”。威立雅認購光大威立雅水務40%的股權，間接持有項目公司24%的股權，而光大國際繼續持有光大威立雅水務60%的股權，間接持有項目公司36%的股權。
看上去，項目公司和運營公司只是持股比例大小調了個頭，但對威立雅的意義卻不一樣。根據相關協議，項目公司投資總額為4280萬美元，按照持股比例算，威立雅出資額總和僅為366萬美元，遠比光大國際為少。
而且，因為“第一年只需支付出資額的15%，剩余85%的出資額可在其后三年內分三次支付”，威立雅就僅用55萬美元撬動了4280萬美元的項目。
在盈利分配上，威立雅通過在運營公司占有絕對控股股權，獲取了營運公司的主要收益；在項目公司上，也因為占有24%的股權，根據規定享受40%的利潤分配。占有項目公司40%的股權的青島排水，幾乎沒有獲得任何收益。
威立雅還要求和光大國際、青島排水這兩家持大股的項目公司簽訂技術支援協議。規定威立雅將向項目公司提供有關生產運作服務、統籌及人力資源管理服務、行政服務及財政服務的建議，并在每個季度收取服務支援費，其中“前5年每年收費約2223萬港元，第6年到第15年每年收費約1334萬港元，剩余年度每年收費1112萬港元”。
此外，還規定項目公司將營運、維修服務外包給威立雅絕對控股的營運公司，并根據污水廠的污水處理量為基準計算基本費用。
《新財富》統計得出，威立雅在青島項目的利益劃分中，獲得污水處理項目56%的收入。
更令國內其他水務企業佩服的是，威立雅主導的運營公司并沒有背負任何銀行貸款，光大國際主導的項目公司則每年需支付貸款利息約1600萬元，而項目公司2005年到2007年平均年收入約為3360萬元。
經《新財富》測算，光大國際收回在項目公司和運營公司的投資總額4918萬元投資(556.35萬美元)約需50年，而威立雅收回3264萬元投資(約393.3萬美元)只需10年。
在2014(第十二屆)水業戰略論壇上，當問及“青島一役”時，不少參會本土水務企業人員告訴《瞭望東方周刊》，威立雅身體力行地為他們上了一堂精彩的資本運作課。
“環保衛士”常上環保黑榜
外資水務企業往往以“環保衛士”自居，可是在中國，卻成了環保黑榜上的常客。
蘭州自來水苯含量超標事件不是個案。《瞭望東方周刊》查閱公開資料發現，威立雅在中國多個城市因污染問題曾多次受到公開處罰。
2013年5月，威立雅海口白沙門污水處理廠被查出水糞大腸菌群數超標，海口市環保局于2013年11月對其違法行為進行立案處罰；
2012年9月，中國環境監測總站對廣東惠州東江威立雅執行《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證》情況進行監督性監測時發現，威立雅焚燒爐廢氣多種元素超標，該項違規在2013年8月迎來環保部的公開處罰；
2007年7月，青島威立雅負責運營的青島麥島污水處理廠，擅自將污水處理廠回用水管道接到了自來水主管道上，污染了自來水的水質。
曾采訪報道過威立雅污染事件的兩名環保記者告訴《瞭望東方周刊》，事發后，威立雅拒絕當面采訪，電話采訪被推脫掛斷。報道見報后，威立雅就直接去找“大領導”施壓。
由世界水務巨頭之一的法國蘇伊士環境集團和香港新創建集團有限公司合資組成的中法水務投資有限公司，也稱不上“好好學生”。2008年2月26日，中法唐家沱污水處理有限公司因為未能及時處理污泥，并將產生的污泥委托給不具備處置能力的單位外運傾倒，未采取無害化處置措施，被重慶市環境保護局責令整改；2007年，上海化學工業區中法水務發展有限公司，因排放水污染物超過規定的排放標準，違反水污染防治管理規定，被列入上海市環保局2007年第一批市環保系統查處違法企業名單。
“公開回應或道歉只是企業的責任，并不是義務。況且，口頭道歉能治本嗎？”在采訪最后，戴星翼對本刊記者反問道。
多元化格局已成
水務市場過去的十年，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
前6年，以威立雅、中法水務為代表的外資水務企業在中國攻城略地，收購或入股合資，迅速建立起大大小小的水務企業，接下中國數十個城市的供水服務；后4年，以首創、桑德集團為代表的中國本土水務企業展開同業、跨界并購，合圍反撲，外資水務企業固守已得城池，止步不前。
進入2014年，國內企業甚至開始收購一些外資優勢企業，充實“兵力”，搶占上萬億元的水務市場。
“從2010年起，外資水務企業就不怎么活躍了。”中國水網主編、清華大學環境學院環保產業研究中心主任傅濤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雖然外資水務企業存在許多需要“檢討”的地方，但還是給中國水務行業帶來了許多新氣象。
一位不愿具名的南昌水務工程師告訴本刊記者，外資企業帶來了一些先進的技術，比如防止網管水滲漏、廢水資源再利用(回收污水中富含有機物與礦物質的處理)、節能減排等技術。
“事實上，外資水務企業催化了我們國內水務企業的崛起。”萬眾華對本刊記者說，“對照時間表，你會發現，外資水務對中國水務及環境服務行業的覺醒與發展，帶來了深遠影響。”
外資推進了中國城市水務行業市場化步伐。從早期的利用國際金融機構貸款和外國政府貸款的項目融資，到外商和合資經營等形式的直接投資，再到引入國內私人資本、利用國內資本市場籌資等形式，戴星翼表示，“城市供水投資主體多元化的格局已初步形成”，有利于水務產業今后發展。
2014年4月10日，世界銀行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公布聯合撰寫的《中國：推進高效、包容、可持續額的城鎮化》報告：“按照國際標準，中國的水價仍偏低，就鼓勵消費者提高用水效率而言仍有漲價空間。”
該報告說，中國首都北京的用水成本，還不到柏林或哥本哈根等歐洲城市的1/10；在悉尼、新加坡、倫敦和巴黎等其他全球化都市，水價和廢水處理成本是北京的6至7倍。“中國將在2015年底前改革水價，用水最多的城市消費者或將付更多錢”。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工作人員告訴《瞭望東方周刊》，這份報告花了14個月方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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