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全球變暖看美國科技環境政策
——訪美國加州州立理工大學普莫娜分校歷史系教授王作躍
美國科技環境政策的孕育
記者：在美國，科技與環境問題何時聯系在一起？
王作躍：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在上世紀30年代美國經濟大蕭條時期，科學并不被認為是經濟復蘇的關鍵，技術甚至被有人認為是造成失業的一個因素，但小羅斯福總統（1933－1945）繼承了老羅斯福總統對環境資源問題的重視，并在二戰中重用科學家。
冷戰時期的美國，科學技術主要用來服務于國家安全。當時美國人多持技術樂觀主義態度，認為美國科技尤其是核武器既然能贏得二戰，必將贏得與前蘇聯之間的“冷戰”。當時甚至流行著一個“箱彈笑話”，說“不用害怕蘇聯人會把原子彈藏在衣箱里偷運到美國，因為他們還沒有完善衣箱技術”，但1957年蘇聯衛星上天的事實給他們敲響了警鐘。當時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任命了一個總統科學顧問委員會，該委員會倡導基礎研究、科學教育和適當技術，反對核軍備競賽以及作為冷戰宣傳環節的載人航天計劃，總體上持技術懷疑態度。總統科顧委也參與了當時關于“核試驗塵埃”和禁止核試驗的爭論，這場爭論喚起了民眾的環保意識，可以說是將科技與環境問題聯系在一起的較早案例。
美國現代環境運動的開啟
記者：美國政府首個綜合環境報告是怎樣出爐的？
王作躍：美國政府積極關注環境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海洋生物學家和科普作家蕾切爾·卡遜。 1962年，她的《寂靜的春天》一書問世了，對農藥的濫用所導致的環境破壞敲響了警鐘。這本書開啟了現代美國環境運動的序幕。緊接著，1963年，美國總統科學顧問委員會向肯尼迪總統提交報告《農藥的使用》，證實了卡遜的警告，從而把環境問題正式提到聯邦政府的議事日程。1965年,該委員會又向約翰遜總統提交《恢復我們的環境質量》，是美國現代環境史上第一個政府發表的綜合環境報告，全面考察了現代社會所面臨的各種污染問題，包括排放二氧化碳所引起的全球變暖現象，提出了通過制定經濟鼓勵措施減少污染、加強環保方面的研究和人才培養等建議。
如果說卡遜喚起了美國公眾的環境意識，那么美國總統科學顧問委員會則改變了科學共同體的意識，并把這個問題轉化為政府和總統層面的公共政策。
卡遜和總統科學顧問委員會同持技術懷疑論觀點，二者皆希望公眾了解技術的局限性，在試圖控制自然之前必須先了解自然，并倡導“合適的技術”。
記者：1965年的報告是否引起聯邦政府對全球變暖問題的重視？
王作躍：1965年2月，在總統科學顧問委員會研究的基礎上，約翰遜總統向國會提交《關于自然美麗的特殊國會咨文》，認為“通過放射性物質與燃燒化石燃料產生的與日遞增的二氧化碳，我們這代人在全球范圍內改變了大氣層的構成”。遺憾的是，聯邦政府并沒有馬上采取行動來減緩全球變暖。雖然媒體對環境報告和總統咨文有一些報道，但效果并不顯著；連科學家也承認，當時全球變暖問題還不是特別清楚，不像水污染、空氣污染那么迫切——而且有些人可能下意識地認為將來肯定會找到技術手段解決問題。很快，越南戰爭就占據了約翰遜和整個美國的精力，全球變暖問題更被忽略了。
重建科學在白宮的位置“一波三折”
記者：近幾任美國總統的科技環境政策有何特點？
王作躍：先說與科學共同體關系良好的克林頓。他主張政府所做的一切（包括科技）都要為經濟服務；支持科技投資，尤其是信息技術發展；在制定科技政策方面，強調技術甚于科學。雖然克林頓主觀上支持環保，并簽署了《京都議定書》，但迫于兩黨議員壓力，最終未提交國會通過。
再說小布什。他在上任后遲遲未任命總統科學顧問和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主任，直到9·11事件后才任命科學顧問，但級別降低，向白宮幕僚長報告而不是直接向總統報告。在小布什任期，總統與科學家共同體的關系迅速惡化，很多科學家批評小布什政府以意識形態左右科技政策，漠視全球變暖問題，讓石油公司頭目主導環境和能源政策的制定，并盲目相信技術會解決能源和環境問題，從而拒絕從政策層面進行改革。
現任美國總統奧巴馬早在競選時就積極起用科學家，并許諾在白宮重建科學的地位，提出綠色經濟設想，重視全球變暖問題，主張到2050 年把溫室氣體排放減少80%（與1990年相比）。當選后,奧巴馬任命了著名科學家和應變氣候變化倡導者約翰·霍爾德倫（JohnHoldren）為總統科學顧問，加強了總統科技顧問委員會，并一再強調科學和環境的重要性。
美國科技環境政策迎來“奧巴馬時代”
記者：您如何評價奧巴馬的能源和環境政策？
王作躍：到目前為止，奧巴馬的科技、能源與環境政策可謂兼顧了理想和現實。作為其施政的一個核心舉措，奧巴馬政府許諾10年內撥款1500億美元發展和啟用清潔能源技術，希望以此來創造就業機會、刺激美國經濟發展，減少對外國石油的依賴，減緩全球變暖的態勢，并引領世界新能源經濟時代。
但在大力發展新能源的同時，奧巴馬并沒有（也不可能）完全放棄石油、煤炭和核能這些現有能源，而是主張對它們加以改進。另外，他也沒有采用碳稅這樣激進的方式來達到減碳目的，而是采用略顯保守、利用市場體制的“總量限制碳權交易體系”，希望借此實現2050年的溫室氣體排放目標。當然，他的策略能否成功，人們還得拭目以待，但有一點很明顯：奧巴馬和朱棣文既堅持科技的重要性，也非盲目技術樂觀主義者，他們認為要應對全球變暖，需要發展新技術，也要改進現有技術，尤其是改進現有能源利用效益。
記者：有人說奧巴馬政府強調全球變暖問題是為了限制中國發展而設下的“陷阱”，您如何看待這種說法？
王作躍：中美之間正在圍繞氣候變化問題進行磋商談判，在很多方面既有沖突又有共同利益，不是一個簡單的誰為誰設立“陷阱”的問題。
對這個說法還可以從下面幾點來考慮：
1.中國科學家和政府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開始重視全球變暖問題的研究，他們從中國的自然條件變化（尤其是水資源問題）看到氣候變化的嚴重性，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來應對。
2.從目前來看，奧巴馬政府一改小布什時期的政策，確實非常重視全球變暖問題。他任命朱棣文為能源部長，很大程度就是因為朱棣文一直在呼吁各國重視全球變暖問題，并身體力行地開展這方面研究。奧巴馬就任以后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更印證了這一點。
3.很多科學家意識到，即使全球變暖不是一個問題，所有應對措施也并非浪費：清潔、替代能源和改進能源效益是在石油資源有限的條件下發展經濟的必由之路；減少碳排放會幫助清潔空氣，減少疾病；更多的森林可以因此得到保護，并有益于保護生物多樣性。
作為兩個排放大國，中美采取措施應對全球變暖，并非做給別人看，而是出于自身和全球的利益。總之，在應對全球變暖這個問題上，中美兩國的關系是共贏，應該充分拓展兩國科技合作來找出對策，盡管同時也要清醒地意識到技術并非總是解決社會政治問題的靈丹妙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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