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焚燒必須堅持的四條基本原則
垃圾焚燒肯定是需要的，關鍵不在要不要燒，而在怎樣燒。就個人立場而言，我反對的是一概肯定盲目推崇帶來的垃圾焚燒大躍進。我擔心如此下去，必致垃圾焚燒遍地開花，最終使垃圾焚燒所隱含的環境風險趨向最大化。
我的擔心應該不是杞人憂天。君不見，但凡購買力強的發達地區城市，周邊城郊莫不插滿垃圾焚燒大旗？為了給這種垃圾焚燒大躍進辯護，主燒派往往不惜把廣告辭章當論證依據，把理想當現實，把垃圾焚燒夸到完美無缺的地步。無利不起早，他們愈是這樣不遺余力，就愈不免令人懷疑其用心，也就愈必須警惕垃圾焚燒背后的私利驅動。
馬克思認為國家是必要之惡，垃圾焚燒發電同樣不是天使而也是一種必要之惡。所以人類在因垃圾危機不能不與垃圾焚燒發電共處的同時，也必須像把權力關進籠子一樣，給垃圾焚燒發電套上籠頭。無論垃圾危機怎樣嚴峻，焚燒發電都不能是首選，而只能居輔助地位，只能是填埋、堆肥、分揀等所有常規手段已經窮盡之后的補充手段。惟其如此，才能將燒的環境風險控制在最小范圍。
這就是說，對垃圾焚燒發電不能過于理想化和浪漫化，而應持以最大限度的審慎。這種最大限度的審慎，應體現為至少如下四條基本原則:
1.不分揀到位不焚燒
健全的垃圾分類是垃圾焚燒發電的前置條件，是不可超越的歷史階段，這早就是社會共識。現在的問題，不是有沒有這樣的社會共識，不是公眾的素養夠不夠，而是城市政府到底有沒有決心。垃圾分類需要強大的基礎設施，正如媒體已經指出的，日本人垃圾分類做得細，首要原因是他們垃圾分類運輸設施做得好；臺北近年垃圾總量銳減，也因為垃圾分類設施服務周到；美國人垃圾分類意識強，同樣因為他們的垃圾分類運輸排班表容易一目了然。只有政府才有能力提供垃圾分類所需的強大基礎設施。不論公眾的分類沖動多么強烈，如果沒有政府提供的強大基礎設施來配合，就絕無落地的可能。
所以，垃圾分類試點在諸多城市迄無所成，板子不能都打到公眾的屁股上，怪罪于所謂公眾素養，該檢討的是城市政府在基礎設施方面是否盡職盡責，如果并未盡職盡責，則說明其于垃圾分類縱然不是毫無誠意，起碼也是半心半意。半心半意不可能做成任何大事，分類無成空耗公帑，理當問責城市政府，而不能反過來，充作城市政府大干快上垃圾焚燒發電的理由。
2．不財政全額不焚燒
今年4月的一個研討會上，主燒派旗手、清華大學教授聶永豐歡呼:“我國垃圾焚燒發電在2008年-2015年將迎來黃金時期。”他為什么會如此情不自禁？中國城市建設研究院一位負責人當時就道破天機:由于獲得回報相對穩定，垃圾焚燒設施備受投資人青睞，所以比較容易市場化；特別在當前全球經濟嚴峻的形勢下，會有更多的投資人將目光轉向能源領域和環保領域，以尋求長期的、穩定的投資回報。（引自中國固廢網4月26日報道）
毋庸諱言，市場化已是中國垃圾焚燒發電的明顯趨勢。但巨大的環境風險卻注定，在國情特殊的中國，垃圾焚燒發電并不適合市場化。發達國家可市場化，因為無論權力還是資本，在發達國家都受到嚴厲制約，而我們并不具備這樣的制度環境。跟權力結盟的垃圾處理巨頭如果不承擔社會責任，社會只能無可奈何，最終的惡果則是社會買單，用公眾的生命、健康和財產來買單。
這不是單純的邏輯推導，而有鐵的事實支撐。國家發改委之所以去年就考慮要調整垃圾焚燒發電的發電補貼政策，蓋出于焚燒發電企業普遍的弄虛作假。為騙取發電補貼，他們大量使用煤和油來發電，焚燒發電廠因此很大程度上蛻變為火電廠。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監管的失靈。
面的問題如此嚴峻，點的問題就更觸目驚心。最近媒體披露，廣州李坑垃圾焚燒發電廠附近村民癌癥死亡率劇增，已是一個響亮的警鐘。同樣的故事發生在深圳。早在今年8月，媒體就披露，私營企業龍崗垃圾焚燒廠，其臭氣在1.6公里外都能聞到，遂引爆當地居民集體抗議。
不難想象，垃圾焚燒企業失控到了何種程度。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所研究員張付申在接受央視采訪時一針見血地指出，爐溫要達到設計標準，必須摻加大量“活性炭”來輔助燃燒。但活性炭極昂貴，所以很多垃圾焚燒發電廠偷工減料，只在應付檢測時才姑且照章使用。這是垃圾焚燒反而助長污染的重要因素。當下中國，制度環境的根本改觀非一日之功，只要制度環境沒根本改觀，監管就不可能落到實處，企業社會責任也就不可能落到實處，企業惟利是圖的本性就無從遏制。
這種背景下，把垃圾焚燒發電這種高風險產業交給市場、交給企業去主導，后果極其嚴重，垃圾焚燒發電極有異化為打著環保旗號的環境公害產業的可能。如果城市垃圾危機確實嚴重到非燒不可，那么這種事關公共安全的高風險產業，就完全屬于公共服務的范疇，就應該主要由城市政府買單，應該屬于財政全額保障的公益行業。惟有財政全額保障，不計成本，才可能杜絕偷工減料的行業黑洞。這方面也并不是沒有先例。同在深圳的寶安垃圾焚燒廠，安全系數就大得多，據媒體報道，它的煙囪幾乎沒有任何可視煙霧排出。政府測試也表明，該廠幾乎沒有二噁英及其他污染物排放，原因就在于該廠全系政府投入。只不過，其投入比私營垃圾焚燒廠高得多——寶安廠每噸垃圾燃燒所耗費成本是龍崗廠的10倍。但財政本應取之于民用于民，垃圾焚燒發電既然非上不可，就不必像葛朗臺那樣過于計較。燒不起就不要燒，要燒就應該不惜血本，以絕對保障公眾生命、健康和財產為最大追求。
3．不公開透明不焚燒
臺北市民及環保團體常常半夜出擊去垃圾焚燒廠“抓現行”，監督有無違法垃圾焚燒，那種境界我們差了十萬八千里。原因很簡單，誰敢出擊去垃圾焚燒廠“抓現行”？看工廠保安不一棍子把你打出來。圍墻一入深似海，天知道里面咋個燒？
所以，能否做到垃圾焚燒全程公開透明，也應是決定垃圾焚燒發電是否上馬的重要指標。這方面，臺北的經驗足資借鑒。據報道，現在臺北的焚燒廠所在地，都會成立民間的監督委員會；焚燒廠每隔兩月發布一次運行指標，方便市民質詢。焚燒爐與民營業者之間的經營合約也在臺灣環保署網站上公開。臺北市環保局還在垃圾傾瀉平臺上設置錄像設備，并連接網絡，市民可隨時上網檢查進爐燒的是什么。
對環境風險的監控沒有誰比潛在受害者的監控沖動更強，也沒有什么監控比潛在受害者親力親為的監控更有信用。垃圾焚燒發電在信用嚴重缺失之當下中國，必須做到向整個社會，尤其向作為潛在受害者的所在社區的居民全方位開放，接受整個社會尤其是所在社區居民全方位的監督，才能真正取信于人，真正讓人放心。
4．不公平補償不焚燒
垃圾焚燒發電不可避免的環境風險，顯然要對周邊居民的物業帶來一定損失，既有損失就該賠償，不能說為了所謂整體利益、多數人利益，少數人損失了就損失了。私有財產不可侵犯，不僅是指不被私人侵犯，不被民間侵犯，更包括不被所謂整體利益、多數人利益所侵犯。利益只能置換，不能被犧牲，無論當事的是多數人還是少數人。這個原則必須是剛性的，否則，借著所謂整體利益、多數人利益，今天被犧牲的可能是他，但明天就可能是你，這不過是個概率問題，誰都不能擔保自己終生不在這個概率陰影的覆蓋之中。所以，他在今天被犧牲、被侵犯的悲劇如果不被制止，明天輪到的就可能是你，那時你也就沒有什么委屈可言。
這點上，還有很多認識誤區。焚燒廠周邊居民的維權舉動常常遭到某些道德家的譴責，似乎他們僅僅出于一己私利而阻撓公共項目，因而是可恥的。在市場經濟發展已經多年、《物業法》也已適用多年之今日，還以這樣的視角律人，其虛偽和荒誕自不值一駁。焚燒廠周邊居民固然是在為他們爭權利，但他們客觀上何嘗不是為全體國民爭權利，道德上法律上何虧之有！假若他們連自身的公民權利和財產權利都不知道愛惜，那種犬儒才是他們真正的恥辱，也是整個國家的恥辱。
以上四條，竊以為是垃圾焚燒發電基礎性的社會配套條件。垃圾焚燒發電在學理上是有爭議的，在技術上是有分歧的，僅限于學理和技術的層面抽象地討論垃圾焚燒發電的是是非非，是不會有什么結果的。縱然垃圾焚燒發電在發達國家是朵花兒，那花兒也有特定的土壤和空氣。撇開其特定的土壤和空氣，只因所謂花兒的美麗就急于照搬，焉知不會基因變異逾淮為枳？
所以，當務之急不是討論該不該燒，以及該在哪里燒。當務之急只能是基于社會學視野，基于特殊國情，重點考察垃圾焚燒該怎樣燒，即應該在怎樣的社會條件下燒、這些條件我們是否已經充分具備。這種態度才是真正對生命負責、對歷史負責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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